重構“名錶事件”中的信任鏈條

12月8日，甘肅省紀委就網傳“蘭州市長袁佔亭疑戴名錶”事件作出回應，稱袁佔亭所戴的3塊表中，價格最高的只有25100元。隨後，爆料人“周祿寶”表示，對於甘肅省紀委的調查結果非常不滿意。“網絡陸續提供了蘭州官員袁佔亭在當地快速公交BRT工程建設中涉嫌不作為、老婆參與等直接有據可查的問題，而甘肅省紀委對此並沒有做出回應。”爆料人表示，已擬好相關材料，將其寄給中央紀委。（《成都晚報》12月10日）

當反腐成為公共治理的常態，在“爆料——闢謠——質疑——斷論”的跌宕起伏中，不僅檢閲着世態人心、權力生態，更考量着監督理性、公信質地。“名錶事件”稍有風聲，秉持對權力者的合理質疑，公眾自然傾向於寧信“爆料人”的求證，這個道理不復雜：一是在反腐需要極大勇氣和膽識的當下，“爆料人”敢於面對鏡頭、面對民眾，“應該”不會是無中生有；二是地方監督部門的回應從邏輯和證據上看，顯得未必那麼紮實。當然，真相從不會來自“應然”，只有板上釘釘的“必然”，方有公平、正義可言。

毋庸諱言，“表哥”、“表叔”等反腐實證，某種程度上坐實了民意“無風不起浪”的一些偏執。當這樣的想象，代償了制度求證的嚴謹，即便多多“得逞”，依然不能説是公民社會之福。那麼，仔細甄別一下，“名錶事件”中的聲音，確實有值得公共議題警醒的部分——最要命的，是“無限不信任”——當公權部門失去信用時，無論説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説假話、做壞事。這是一個悖論：政府永遠是要接受民意挑刺的，公信永遠是要被質疑的，那麼，在官民對話或博弈的時候，信任就是永遠不存在的？眼下而言，重構“名錶事件”中的信任鏈條，也許與窮究“名錶事件”的真相一樣重要。

首先，面對公共事件，最理想的狀態是“政府懶於闢謠，科學機構（專業監管）精於闢謠，行業協會忙於闢謠”。因為政府往往利益攸關，多説無益；而科學機構或善於求證的制度能給出理據分析，身份獨立而更易於表達；至於行業協會等，扮演救火角色，缺哪兒補哪兒。遺憾的是，我們習慣於動輒以政府權威出面“否認”，屢搬石頭自砸腳面之後，反而平添了民眾的不信任感。

其次，尤其是涉及貪腐線索時，信任的前提是公開透明。“名錶”不過是個引線，就如當年的“九五之尊”，民眾的不信任在於：名煙、名酒、名錶固然消費得起，只是，在這些看得見的奢華之外，還有沒有別的説不出來源的消費行為？對細節的吹毛求疵，不過是財產公開缺位後的“不得已之舉”。財產申報及公示不能到位，“懷疑一切”就成為“寧可錯殺，絕不放過”的美好藉口。

有人説，“懷疑與解釋之間的不對稱性在於，懷疑可以無窮無盡地進行下去，而解釋的理由卻總有個盡頭。”類似“名錶事件”，靡費在猜謎與解謎上的公共資源日益高企，而一旦事件坐實，信任鏈條不能有序重建，則加在信任失衡與斷裂上的砝碼更為沉重。重構“名錶事件”中的信任鏈條，寄望於更為理性與制度化的反腐路徑，蛛絲馬跡才不至於放大成可疑的偏執情緒。（鄧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