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後的中國外交展望

過去十年間，中國面臨着極其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卻始終保持發展的向上勢頭。往前展望，中國外交在繼續推進的進程中，既有更多機遇，又有新的壓力與挑戰。從外交和國際關係領域預測，黨的十八大後，中國可望繼續保持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上升勢頭，並至少在以下幾個方向出現變化併發生影響。

冷戰思維將徹底成為歷史

最近十年間，傳統的冷戰思維和集團對抗方式受到廣泛批評，有助於代表多數國家和地區意願的各種國際制度和規範逐漸活躍起來。可以預計，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裏，這一趨勢將持續加強，更加細密、更加有力地滲透到世界各個角落和國際關係的各個方面。

比如，在國際和各國食品安全領域，聯合國食品法典委員會越來越多介入，提出有關食品安全的指導性意見；在打擊跨國間有組織犯罪的問題上，聯合國“毒品與犯罪辦公室”已經開始定期發表報告，協助或施壓各國政府的相關工作；位於荷蘭海牙的國際法院，已經而且可能更多地對於主權國家政府的領導人開展調查和提出指控，假使後者被認為實施了嚴重的犯罪方針；在國際水域，類似《防止海洋油污公約》、《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及議定書》的國際法，對於規範全球船舶業的環保態度和措施正在發生日益增大的約束力。

雖然少數大國一直力圖干擾或操縱國際制度，包括中小國家在內的各種國際利益集團的博弈也從未中止，各種國際制度和組織內部的官僚化和惰性在相當程度上影響着制度與組織的效能，然而總體上判斷，國際制度的網絡化進程不可阻擋，覆蓋面將不斷加大，執行力度特別是履約強度可能逐步提高，對主權國家的權力和各國民眾的生活均將產生更加深刻持續的影響。

把握國際制度的這種演進趨勢，對於中國有着重要價值。20世紀初期，聯合國席位的恢復是中國走向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發出獨特而強大聲音的關鍵一步；20世紀90年代後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在國際經貿領域從弱到強、由受動者到定價方逐步轉換的日程碑；二十國集團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形成，尤其是它在後金融危機時代可能扮演的監管、改造和協調角色，以及有關各方對中國關鍵位置的強調，提示着中國人在塑造國際體系方面的一種新工具和自我能力提升的一種新途徑；中國對於哥本哈根氣候大會和坎昆回合的貢獻，體現出中國作為能源大國、排放大國、貿易大國、創新大國和決策大國在全球温室氣體減排領域所擁有的巨大潛力與推動力量。

未來，中國會繼續朝着國際主要制度和規則的充分參與者和重要發言權的方向邁進。毫不誇張地講，幾乎所有主要國際制度離開中國的參與，它們的代表性和功能發揮會越來越受到質疑；反過來，離開與這些重要國際規則和制度的積極互動，中國也可能比從前有更大的損失和代價。

中國在國際舞台中心博弈

未來中期時段內，中國將憑藉自身綜合國力的穩步提升，向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心靠攏，逐步改變傳統西方國家長期主宰各種重大國際制度的局面；而傳統西方霸權國家則千方百計維持舊的格局，以避免主導權的旁落。因此，此消彼長的摩擦會不斷加劇，而取代過程則漫長曲折。

從新舊交替方式看，中國周邊和國際範圍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形成若干新的區域性力量中心，它們將依託本區域的經貿一體化和文化向心力，建立和發展一批區域性國際標準和制度框架（如歐盟法律框架、東盟安全共同體、西非國家貨幣同盟、拉美能源合作機制等）；另一種概率相當大的形態，是在全球範圍調整原有國際制度的結構，重新分配投票權、資金存留比例、領導人國別來源或其它決策份額，經過艱難曲折的鬥爭較量，包括各種結盟與分化的手段，逐步使各種全球性國際組織和規範適應新的力量格局。

在全球層次上，國際制度的三大方向性改革將持續受到各方面的關注與投入，即：在政治和安全領域，聯合國機制的變化、特別是安理會結構的改革，以及安理會所決定的集體解決國際衝突與維持和平的方式，將成為未來十年不同力量和聲音較量的一大平台；在經貿和環境領域，以八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為主要象徵的傳統西方大國和新老國家並存的兩類國際機制，包括受到它們左右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制的調整過程，通過複雜的磨合進程制約全球的可持續發展；在文化與社會領域，以聯合國憲章和“人權公約”、經社理事會與教科文組織為主要體現的國際文明制度及其規範在被各國越來越多地利用的同時，自身不斷得到各種充實、修正和完善，成為更加顯著與有效的全球性倫理價值與國際法來源。

這裏須特別強調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必然性與複雜性，看到中國面臨的挑戰與機遇。60年前在“二戰”結束背景下確定的“五常任加十非常任理事國”的結構確實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現實，這才有了激烈角逐、明爭暗鬥的安理會改革議論和各方博弈。作為常任理事國之一和唯一來自發展中世界的國家，中國務必要有全面的統籌考慮和相應的戰略策略。例如，必須考慮日本、德國、印度等國“入常”後的實際影響，考慮廣大發展中區域普遍代表權的實現，考慮與其它常任理事國的協調與磨合關係，尤其是考慮中國維護自身利益和承擔全球責任之間的平衡點。

“硬實力”和“軟實力”齊頭並進

戰爭與和平問題始終是各國決策者和民眾關注的首要事項，而軍事關係則保持了在國際制度創造過程中的強大而首要的位置。在國家間關係的處理上和重大爭端的解決方面，軍人一直是決策圈子的核心成員，軍費開支始終佔據國家預算的最重要部分，國防和對外軍事幹預的開支從來是大國優先安排的內容。

未來幾年，有不少新的線索出現和新的要素介入，令傳統的軍事、外交、商務等交往手段的重要性順序發生複雜的改變。首先，外交民主化浪潮正在席捲世界各個地區，政府不得不適應社會公眾更大知情權的要求並做出一定改變，NGO在國際組織和各種論壇上的發言權得到增強，信息的迅速傳播和新媒介的層出不窮削弱了國家權力的某些壟斷。因此，可以説，新的社會運動和思潮加入到國際制度制訂和修改的有力參與者之中。

經濟全球化和地區經貿一體化的勢頭日益強勁，世界各國經濟貿易和生活方式的緊密聯繫加大了各國之間尤其是主要國家之間發動戰爭、以武力解決問題的代價，外溢出政治對話、軍事緩和、軍備控制的效果。聯合國秘書長在解決地區熱點事務中調解作用的增強，安理會決議的特定威懾力和道義影響力的提升，各個地區聯盟的安全對話與協調的密集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經濟政治化、世界政治經濟化的更大互動。

從長時段觀察，國際關係的一個趨勢是，戰爭使用的禁忌在增多，軍事的權重和使用便利呈現下降勢頭。這方面，美國給出了最好的教訓：這個超級大國在軍事上依然是超羣的，它干涉世界各地事務的願望和能力依然強烈而有力，但美國在軍事戰場之外的失敗到處可見，支撐美軍戰鬥力的財政資源受到更多約束，來自聯合國和其他大國的制衡越來越明顯，而“軟實力”、外交的重要性等因素被迫放在更高的位置。

對於中國而言，這一趨勢的政策性、戰略性含義在於，一方面作為一個後起的大國和東亞國家，中國要對傳統強權國家壓制中國崛起的危險有足夠防範，對本地區冷戰遺產的處理有足夠手段，包括軍事手段、貿易手段在內的各種硬實力應當繼續按照既定目標建設和強化；另一方面，也要對國際法和外交的日益活躍和各種新形態有充分的認知和掌握，逐步建立與強盛起來的“硬實力”相適應的“軟實力”，尤其是逐步發展基於中國國情和需要的各種戰略外援和公共產品。

拓展高邊疆範圍，經營周邊關係

從世界各國成長的歷史比較，在綜合實力達到一定水平之後，大國的拓展會逐步朝向高邊疆的範圍。這裏所説的“高邊疆”，指的是超越物理疆界的空間和領域，是特定大國力量的延伸和新的重要利益的獲取方向。比如，國際關係歷史上，英國崛起的過程伴隨着大量的海洋探險事業，美國壯大的同時深耕出廣闊而豐饒的拉美“後院”，蘇聯鼎盛階段在東歐和蒙古圍繞其核心產生了一批“衞星國”。即使是較小一些的中等強國和地區大國，也有類似的舉措。例如，南非在非洲南部廣泛維和並推動該區域的經貿合作，土耳其在西亞和地中海東部竭力打造其影響力範圍和力量基礎等。

在日益相互依存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大國如果沒有周邊的紮實基礎，沒有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沒有自身向心力的基軸，即便一時有世界大國的氣象也無法持久。因此，對於中國來説，未來五年乃至更長一段時間，應當有意識拓展“高邊疆”，向設定的目標國和地區提供有中國特色的戰略外援和國際公共產品，努力在國際政治、經濟、安全、人文領域颳起“中國風”，留下中國印記和增強親和力。

大體上，如下幾方面至少是不應當忽略的：第一，努力向外空、極地、深海這些典型的高邊疆進發，主動提出為全人類着想的和平合作公約與多贏方案；第二，着眼保護海上通道暢通和能源外部供應安全問題，積極與國際海洋法相關機構合作，力所能及地提供一定資金和技術援助，同時加大打擊海盜和防範海洋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力度；第三，在未來幾年派遣更多的特使到周邊和世界熱點地區，充分發揚中國外交“不樹敵”、善交朋友和耐心做工作的優良傳統，使各國和國際社會感受到一個新興大國到來可能帶來的好處；第四，努力改變國際上對中國歪曲的、不良的看法，花大氣力培養第三世界國家的各類人才，為一些急需的窮國減免債務和提供開發方案。

未來幾年，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的互動可能加劇，類似金融危機、伊斯蘭劇變和全球核擴散這樣的麻煩，既是國際關係的大事件，也有深刻持久的內部原因。一個國家不論採用什麼樣式的體制，重要的是國家當局能否保持經濟和福利的可持續增長，保證政治與社會的和諧穩定，保障人員、物流和資金的公平有效配置。縱觀當今世界，各國國家體制滿足社會需求的效能及其適應時代變化的能力，決定着各主權國家在全球社會的安身立命狀態，決定着各自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大小。

所以説，一方面中國是新的國際關係的主要動能和變量之一，另一方面中國成功的關鍵和最大的威脅均在自身。從未來一段中長期時段預測，在不發生主要大國全面對抗的前提下，只要中國國內的改革、發展、穩定保持可持續性，將沒有任何外部力量或突發事件能阻擋上述趨勢。在世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保護、軍事安全等各個領域，中國將成為各種主要國際組織與規章制度實現變革、發揮作用的主要動因與變量之一。

王逸舟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中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

本文由《中國報道》雜誌獨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