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幹興邦 從不講官話做起
核心提示:近期,新任黨中央領導平實、務實、親民的講話風格,給公眾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贏得一片叫好聲。新任黨中央領導在許多場合都強調,領導幹部要講實話,不要念稿,更不要講官話。據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對5163人進行的一項題為“你身邊愛講官話的官員多嗎”的在線調查顯示,91.7%的受訪者坦言,自己身邊普遍存在愛講官話的官員,69.8%的受訪者表示身邊這樣的官員“非常多”。無疑,官話、官腔阻隔了官、民間本該有的溝通交流,降低了行政效率,也影響了公眾對官員的信任。官員如何講大家聽得懂的話,又如何把這些話落實到位,既是一門學問,也是每一位官員的基礎必修課。“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期待官員從不講官話做起。
九成民眾認為官員愛講官話
上週,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中國雅虎,對5163人進行的一項題為“你身邊愛講官話的官員多嗎”的在線調查顯示,91.7%的受訪者坦言,自己身邊普遍存在愛講官話的官員;69.8%的受訪者表示身邊這樣的官員“非常多”;71.3%的人認為官話氾濫會降低羣眾對政府的信任度;76.7%的人期待官員説話能直面問題,不迴避、不閃躲;84.1%的人期待不説官話能成官場新風氣。
【直擊調查】
91.0%的人直言很反感官員説官話
調查顯示,對於官員習慣説官話,91.0%的受訪者直言很反感,6.9%的人表示“不好説”,僅2.2%的人表示認同。
由於工作關係,北京某事業單位員工王洋(化名)經常會接觸到一些講話稿。他直言,這些稿子經常洋洋灑灑好幾頁,可表達的實質內容只要幾百個字就能搞定。開會時,台上的人照本宣科,台下的人則昏昏欲睡,很少有人在意講的是什麼、能解決什麼實際問題。
“在一定範圍內,説官話並沒有太大問題,但官話不能不分場合、不分對象地講。許多官員,私下裏挺會説‘人話’的,可是一到了一定場合,就不自覺地打起官腔、説起官話,讓人非常反感。” 王洋説。 [詳細]
71.3%的人認為官話氾濫會降低羣眾對政府的信任度
官話氾濫會帶來什麼後果?調查中,72.6%的人認為會“養成一些官員形式化、務虛的習慣”,71.3%的人表示會“降低羣眾對政府的信任度”,70.2%的人認為會“迴避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其他依次是:“拉遠與羣眾的距離”(62.9%)、“浪費會議時間等行政資源”(52.9%)、“加固‘官本位’思維”(51.0%)等。
“官話氾濫的最嚴重後果,就是導致官員話語體系與老百姓話語體系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對於現在的許多官民矛盾,解決的前提是良好的溝通。可是官員與老百姓在話語體系上都少有交集,他們之間如何溝通交流,又如何形成互信呢?”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教授説。 [詳細]
76.7%的人期待官員説話能直面問題,不迴避、不閃躲
本次調查中,84.1%的受訪者期待,未來十年,不説官話能成為官場新風氣。
至於官話改革的具體舉措,76.7%的人建議官員説話應該直面問題,不迴避、不閃躲;72.3%的人建議官員要敢講真話、實話;69.3%的人認為官員應少説空話、套話。其他建議還有:“官員要多深入羣眾,瞭解實際”(59.1%)、 “增加會議開放性,讓老百姓監督”(50.6%)、“加強幹羣對話溝通”(47.6%)等。
調查中,78.8%的受訪者明確表示,自己對不説官話的官員更有好感。 [詳細]
【官話雷雷】
過去,官員們我行我素胡説八道,都被屏蔽在由權力圍蔽的“隔音牆”裏,聽眾有限;在網絡媒介時代,雷人官話失去了“隔音牆”,雷語有多響,傳遞就有多遠。但部分官員還不能“與時俱進”,對“新形勢”渾然不覺,還在我行我素地霹靂打雷;部分官員則由於長期養成的驕橫習慣一時難改,遇到“兩極電流”就無法控制爆發的慣性,於是就出現了雷聲不斷的現象。
福建長樂市環保局局長陳桂光的“你也不能打我的電話,一打都打局長,局長很不值錢是不是。……你隨便的羣眾就打我電話,我認為你是一般羣眾”。
湖南省教育廳新聞中心主任李讓恆面對關於專升本被迫交了1萬元錢捐資助學費問題的回應:“這個事很重要嗎?是很大的新聞嗎?”
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雷人官話像晴空霹靂響徹人們的耳際,有心的網友把這些雷語彙成“大全”,比如“跟政府作對就是惡”、“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你是準備替黨説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説話”、“一樓二樓別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樓”、“沒有利益觸動,我為什麼會幫你呢”、“如果要公佈,為什麼不公佈老百姓財產”等等,都是“大全”裏的“雷言”。雷人官話看來有此伏彼起、永無止息之勢。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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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腔、官話根深蒂固啥原因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
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指出,在當前官場中,幹部愛説官話的問題的確很嚴重,造成的社會影響很惡劣。一些領導幹部,包括很基層的幹部,講話稿動輒就要一兩萬字。瀏覽許多基層地方政府的文件也會發現,文件高度都很高,顯得很“宏偉”,對於要給老百姓解決的實際問題,則閉口不談。楊小軍認為,官員説官話,實際上是在對上級表決心、喊口號,並不是真想解決實際問題。 [詳細]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教授:
一直致力於我國政府行政文化的觀察與研究。她坦言,愛説官話之所以會成為當下官場根深蒂固的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目前官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官僚主義作風問題,許多官員將自己看成是高於羣眾的人,所以他們的話語自然也“高”於羣眾;其次,當前官場有一種“不做不錯”的普遍現象,即講話沒有實質內容、不針對實際問題,也就不會出錯,更不用負什麼責任,所以相對於實話,官話、空話自然更流行。
“官話流行的根源在於當前的官員對上不對下,老百姓對官員任用等問題沒有發言權,所以官員們沒時間、沒工夫,更沒動力去説老百姓能聽得懂的話。”王敬波説。 [詳細]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與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長謝明認為:
官話氾濫的癥結在於官本位思想。官話、套話太多,這只是表面現象,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官本位思想作祟。如果一個官員缺乏對民眾負責的態度,整天高高在上,不肯對事件實地調查,沒有學習的動力,不瞭解民眾的實際需要和所思所想,那麼他講的只能是空話和套話。
有一點需要提醒的,推行行政語言改革,改進文風會風,需要有持之以恆的決心和制度,只有將問題制度化,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而不只是一陣風,人走茶涼。
不好的文風是形式主義,在改進文風的同時,還應避免出現表面文章,否則改進文風也就淪為形式主義。這些年,不少地方也做出了一些探索,但是往往曇花一現,所以要想徹底解決官話套話問題,必須有一個具體可執行的規定,讓官員知道該如何講話。 [詳細]
媒體評論員鄧海建:
“官話”的市場,從來就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論及“官話”的成因,説來説去無非是官場文化使然。譬如認為是“秘書操刀”的官文寫作範式弄壞了風氣,搞得領導講話空對空,務虛不務實;還有人認為這“官話”有着深刻的制度土壤,不然那些本來“人話”講得好好的同志,怎麼一入官場立刻就陷入“官話”的話語體系?這些原因固然都有一定道理。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説,“官話”之所以如此暢銷不衰,除了供給方加大產能之外,也離不開巨大的市場。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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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的受訪者期待,未來十年,不説官話能成為官場新風氣。至於官話改革的具體舉措,76.7%的人建議官員説話應該直面問題,不迴避、不閃躲;72.3%的人建議官員要敢講真話、實話;69.3%的人認為官員應少説空話、套話。其他建議還有:“官員要多深入羣眾,瞭解實際”(59.1%)、 “增加會議開放性,讓老百姓監督”(50.6%)、“加強幹羣對話溝通”(47.6%)等。
山東省濟南藝術創作研究院副院長趙雪梅:
想要治理官話氾濫問題,關鍵是要建立一種激勵機制並形成一種社會氛圍。這種機制和氛圍要有利於説實話、真話的人在晉級、提拔中被優先考慮,習慣説假話、空話、套話的人被淘汰或懲罰。否則,一切都是空的。
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行政學院教授鄧聯繁:
應想辦法大力提高官員的表達能力、溝通能力與綜合素質。最重要的是,全社會應該樹立一種鼓勵説真話、實話,寬容無意説錯話的良好社會氛圍,降低官員不説官話的風險。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王敬波教授:
首先要減少官員説官話的機會與場合,也就是要減少那些不必要的大會小會與迎來送往;其次,要創造讓官員學習説老百姓聽得懂的話的機會,讓官員多走基層,與老百姓面對面交流,熟悉老百姓的話語體系;最後,輔之以嚴格的監督制度,比如這次中央提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羣眾的八條規定,對一些地方就應該加強監督。
中國法學會行政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楊小軍:
首先要解決當前一些幹部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的問題,只有他們對老百姓負責了,才會説老百姓的話。另外,還要解決一些官員説的與做的兩張皮的問題,讓他們真正對所管的事情負起責任來,讓他們的行為決定他們的語言表達。
媒體評論員鄧海建:
官員不是不會説“人話”,但問題是,説“人話”的成本過高——這從兩會期間媒體密集跟進“雷人雷語”的狂熱可見一斑——説話是要負責的,而“人話”太不保險,説了容易被揪住小辮子,斷章取義,移花接木,如此一來,“人話”的市場自然越來越窄。要讓官場真正拒絕“官話”,我們恐怕首先得從心眼裏接納真實卻未必完美的“人話”。
媒體評論員**郭文婧:
要打破官員説“官話”的問題,根本的還是要官員不做“官事”,而做“民事”、“人事”。但如何保證官員必須做“民事”、“人事”呢?在法治的時空裏,還得靠制度,一靠行為規範制度,二靠監督制約制度,三靠問責制度。官員只是人民的公僕,如果公僕反而成了真正的主人,即使有了制度,恐怕也不頂用。説“官話”的官員最在乎的是“烏紗帽”,如果羣眾有權決定將“烏紗帽”戴在誰的頭上,官員就自然會説“民話”做“民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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