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反腐：喝彩背後的期許

新華網北京１２月１４日電（記者楊玉華蔡敏）黨的十八大後的一個月裏，十多位官員受到查處，其中不少是被網絡舉報的。網絡反腐彰顯了強大威力，也引發社會各方更多期待：如何進一步拓展反腐領域和渠道，使反腐依靠激情、更靠理性，依靠網絡、更靠制度，依靠懲處、更靠預防。

網絡彰顯力量反腐不能止於“獵奇”和“泄恨”

縱觀此輪網絡舉報的諸多案例，從涉及不雅視頻的重慶北碚區委書記，到涉嫌性侵的黑龍江人大代表，從被曝向情婦寫“離婚保證書”的山東農業廳副廳長，到涉嫌濫用職權包庇兒子的太原市公安局長……被查官員大多因豔照、情婦、名錶等吸引眼球的“花邊新聞”而事發。

“在網絡上，‘花邊新聞’更容易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因而也更容易吸引關注。”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主任何增科説。

雷政富事件爆料人朱瑞峯日前對媒體坦言：“‘情色反腐’是一個很高效的方式，但靠這種方式來進行反腐鬥爭是有點荒誕的。網絡‘狂歡’畢竟不是一個長期解決問題的方式。”

“在如火如荼的網絡反腐中，並不是所有舉報人都出於正義感，其中一些舉報人是因為要求得不到滿足，產生利益衝突而選擇網上舉報，這一點令人深思。”何增科説。

據報道，舉報山東農業廳副廳長單增德的便是他“被棄”的情婦。雷政富的不雅視頻拍攝於５年前，當地商人想通過偷拍視頻的方式來要挾他，並最終將視頻公之於眾。

基於“泄恨”動機、依靠“獵奇”心理終究難當大任，網絡反腐需要注入更多的正義和理性、責任和擔當，才能步入良性循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建明指出，網絡反腐的參與性、社會性、公開性，能有效補充黨和國家機關內部自我監督的不足。但網絡反腐的內容選擇往往有偏差，多集中於官員生活作風、官二代舉止等一些“博人眼球”的話題上，有時甚至帶有“娛樂化”傾向。

此外，與傳統反腐每年查處十幾萬起案例相比，網絡反腐僅憑網民單個揭發，力度有限。一位網絡舉報人曾發出感嘆，網絡舉報如同“撞大運”，如果沒有“猛料”，很快就石沉大海。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網絡反腐基本揭發一個就能處理一件，但也有自身的侷限性。特別是一些深層次的腐敗問題，如重大決策權的濫用，經濟領域隱蔽的貪污受賄，這些隱藏於穿着打扮背後的深層腐敗問題，往往是網絡反腐難以顧及的“盲點”。

公眾熱情高漲靠網絡更要靠制度

看到近期網絡反腐致不少官員被查，合肥市民桑女士頗受鼓舞。長年出入生意場的她，對官場腐敗深惡痛絕。

“過去只是熟人間議論腐敗，發發牢騷。以後不同了，再有發現官員腐敗，我也會選擇網上公開舉報。”她説。

新華網最近一項“你最願意用什麼渠道參與反腐”調查中，７５％的人選擇用網絡曝光，而選擇通過信訪、審計等官方渠道的不足１０％。

中央黨校副教授吳輝指出，網絡反腐較為透明，舉報信息公之於眾會形成較大輿論壓力，倒逼有關部門調查，往往有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傳統反腐體系有一定的封閉性，舉報查不查往往由領導説了算；而且反腐渠道層級多，環節多，效率慢；同級舉報人容易受干擾，有時甚至遭故意迴避。

何增科表示，雖然我國有黨內監督、人大監督、政協監督、輿論監督等制度，但在一些地方，由於種種原因往往落實效果並不好。羣眾信訪渠道也存在不暢通、監辦不到位等問題，攔訪、截訪事件時有發生。

“國際上反腐做得比較好的國家或地區，比如新加坡、韓國還有香港特區，其實網絡反腐並沒有那麼熱。”何增科認為，只有進一步加強反腐制度建設，拓寬網絡以外的反腐渠道，反腐機制才能步入良性循環軌道。

從被動到主動重懲處更要重預防

反腐倡廉，一直被認為是黨治國理政的生命線。從黨的十六大開始，中央就提出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反腐倡廉方針，黨的十八大再次強調這一方針。然而，網絡舉報案件大多查證屬實讓人深思。不少專家認為，在加強懲處機制建設的同時，如何加強預防腐敗始終是重要課題。

當前加強腐敗預防體系建設首先要“立威”，抓制度落實。不少專家談到，目前我國的反腐敗法律制度很多，但為數眾多的法律沒能有效遏制腐敗高發多發的勢頭，執行不到位是重要原因。比如領導幹部對“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在一些地方流於形式，有的對組織掌握的就報告，不掌握的就不報告。

“制度出台執行不力會比沒有出台這項制度更為糟糕，意味着制度的權威性受到了挑戰。”黨建專家黃葦町説。

其次要“立規”，完善對關鍵領域重點環節的權力監督。目前我國各級政府仍然具有廣泛的公共權力，行政審批和許可事項仍然偏多。審批權力面廣量大，常常處於監督“暗區”，極易淪為腐敗“温牀”。因此，開展全面的權力普查是預防腐敗的基礎工程。

在此基礎上，完善對重大決策權和政府職能行使等重點環節的監督。何增科建議，積極推廣“開放式決策”，增加各級黨委政府決策過程的透明度和參與度，條件成熟時制定“重大工程項目和重大事項決策程序法”。目前，一些地方對於民生領域的重大事項實行開門問計、公開決策，受到羣眾好評，也有效防止了腐敗現象的發生。

“只有將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要求上升為必經的法定決策程序，才能減少部門利益法制化和拍腦袋決策。”何增科説。

馬懷德也認為，應重點制定《重大決策程序條例》、《信息公開法》和《行政組織和編制法》這三部法律，加強對官員、政府部門的決策權、行政權行使的源頭把關，防止決策“一張紙”、花錢“一支筆”、用人“一言堂”等權力腐敗。

相關專家還建議，對於反腐機構本身，也需打破“條塊分割”，整合調整，強化監督能力，同時適度向社會開放，增加反腐部門權力的透明度，如可以引入社會力量、專家、學者對舉報線索的限期查處，對舉報人的安全進行監督，營造更有效的預防腐敗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