奮進中國:讓農民增收腳步跟上“城裏人”——基層呼籲打破城鄉二元桎梏

新華網北京12月18日電（記者呂福明、韓潔、陳忠華）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春風，讓大部分貧窮落後的鄉村面貌煥然一新。然而，長期以來城鄉二元體制的桎梏，使農民增收的腳步仍然趕不上“城裏人”的步伐。

新華社記者近日在基層採訪發現，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再次點燃了農民羣眾追求幸福的激情。打破城鄉壁壘，實現城鄉統籌均衡發展、共同繁榮共同富裕，是來自基層羣眾最強烈的呼聲。

讓城鄉居民收入鴻溝不再拉大

當前，我國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仍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

這是記者從東西部兩個不同省區獲得的數據：2011年，東部沿海山東省農民人均純收入8342元，增長19．3％；而西部廣西壯族自治區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5231元，增長15．1％。

國家統計局廣西調查總隊農村住户調查處副處長史進告訴記者，儘管2011年廣西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加額為“十五”以來最高，增速為“十五”以來第二位，但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仍在擴大，已由十一五時期的23％擴大到25％。

史進説，近一兩年廣西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總的來看農民增收仍面臨很多制約因素。2011年廣西農民人均現金總收入中，工資性收入佔比為34．8％、家庭經營純收入為57．5％。其餘為財產性和轉移性純收入。這反映出廣西農民主要以務農為主，收入渠道比較單一，與全國的收入差距仍在拉大。

在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中，中國城鄉經濟面貌雖然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別卻由上世紀80年代的1．84：1，擴大到現在的3．13：1。而我國東中西部人均GDP的差距大致在3：2：1左右。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副理事長李兵弟説，近年來，城鄉實際收入差距每年仍在增加。這主要是因為農村資源要素價值流失，即社會在低價徵收農村土地、廉價使用農村勞動力、大量抽取農村儲蓄資源。

尤其令人擔憂的是，“農民工貧窮代際惡性循環現象越來越嚴重”，農民工後代缺少獲得更高收入的機會。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當前，僅靠這邊加點工資、那邊提點標準，這種零打碎敲式的措施，只能解決細枝末節問題，根本上仍要解決農民的“能力貧窮”問題。

城鄉居民享受更均衡的公共服務

十八大報告提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如今，這一美好前景已在越來越多的地方基層出現。

記者在山東省泰安市寧陽縣東疏鎮鄭莊村衞生所看到，老村醫周瑞傑通過遠程診療系統，不但可以與縣鄉醫院專家，而且可以與省立醫院的專家進行視頻對接。周瑞傑説：“這一系統通過縣鄉村三級聯網進行臨牀會診，可以及時解決基層醫療過程中遇到的難題。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周瑞傑幹了46年的鄉村醫生，現在村衞生所的條件早已今非昔比，不但增加了觀察室、治療室等科室，還增加了兩名醫生。村民看病基本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縣。

在東疏鎮中心衞生院病房，83歲的劉合雲正在輸液。院長陳奎元告訴記者，劉合雲老人屬於鎮裏低保户，在這裏可以享受免費醫療。她的醫療費用先由新農合報銷85％，剩餘部分由縣民政報銷一半，其他由鎮財政救助。目前，全鎮大約有1200人享受這一政策。

這些年，民生建設成為各地頭號工程。在沂蒙山區深處，電網的升級使一些小山村發生了鉅變。在沂水縣小崮頭村當了13年支部書記的李新軍説：“過去誰家要用電磨，全村都別用電了。現在終於好了。”4年多來，山東電網投入525億元，許多貧困村線路“卡脖子”等問題得到解決。

按照十八大報告要求，到2020年，我國將總體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明顯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培養水平，讓就業更加充分，進一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實現社會保障全民覆蓋。

為更快縮小城鄉收入分配鴻溝，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謝伏瞻認為，應加快健全以税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機制，加大對城鄉貧困人口的轉移支付力度；大幅增加對“三農”的轉移性支出，提高農村居民收入；依法保障農民對承包土地佔有、使用、收益等權利。

讓小城鎮成為農民變市民的載體

這是冬季裏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52歲的山東滕州市西崗鎮前寨村村民魏再賢抱着兩歲的小孫子，指着香舍裏花園一期工程對記者説：“我們家7月份就搬進了新居，一家三口人住上了110平方米的樓房。我的兩個兒子也各分了一套同等面積的房子，3處房子只掏了5萬元。平時看病都能報銷，對這樣的生活我很滿意！”

作為山東省最大的經濟強縣，滕州市城鎮化進程正在加快。目前，前寨村村民人均只有3分地，多數年輕人都在附近工廠上班。

滕州市市委書記董沂峯説，增加農民收入要靠鎮域經濟的羣體崛起，更要靠加快農業改革。當前，農民單靠幾分地很難致富。必須進行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提高土地經營效率，加快農民變市民的腳步，逐步縮小城鄉差別和區域差別。

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明年工作時提出，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並把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作為重要任務抓實抓好。

“我國城市化中一個最大的遺憾，就是近3億農民工中絕大部分沒有順理成章地轉化為城市居民，而成為來往於城鄉之間的‘兩棲居民’。”山東省經濟學會會長盧希悦説，由於“三農”問題至今未得到根本解決，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別居高不下，中國絕大部分民生問題集中在鎮域範圍。而當前，社會改革已成為遏制經濟發展的瓶頸。

“要讓農民工成為新市民，首先要有穩定就業，還涉及身份制度等社會改革。”劉尚希説，收入分配與社會改革緊密聯繫在一起，包括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保障制度等問題。為推進城鎮化，必須加快社會改革，給予農民工同城待遇，放棄身份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