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教授劉東：重塑我們的家庭文化
如果説，激進革命曾使現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呈現了二元化的斷裂，一邊到外間接受風暴的洗禮，一邊還在家中保守最後的親情，那麼，這種革命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在登峯造極的浩劫時期，就更加無情碾碎了家庭這個傳統文化的最後細胞。骨肉之間的反目、父子之間的成仇、夫妻之間的離間，曾被當做“先進”的事蹟，被大肆鼓勵和高調宣揚。
作為殘酷的報應，如今充盈到耳際的各種消息，無論是從公而言，還是就私而論，上至政經大事、下至家務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徹些，就全都凸顯了家庭文化的敗壞與缺失。這個最小的社會細胞，已不再能為創造性轉化的進程，提供足夠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這時候，人們才有可能省悟到，把“傳統”與“現代”截然對立起來，有多麼短視與荒唐。
我們辛辛苦苦建造和維繫的家庭，究竟應當傳給後代什麼？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國的家庭雖已不是原樣的傳統社會單位，因為它們在“全能社會”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們在那個原始積累的階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經濟紐帶作用。在這種建築於血緣上的社會單位內部，畢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賴最大。
然而，一旦親密合作的收益來到了，那麼由於家庭文化的殘缺，事情就已經在走向反面了，而且還完全可以預見：從現在開始，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文化上的缺失，會形成更加尖鋭的挑戰。
各種各樣的信息，向我們呈現出了這樣的局面：所謂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經成為突出的社會問題，更不要講，很快就還會有“富三代”、“官三代”的問題刺眼地凸顯出來。一個家庭的起點越高，怎麼反而對下一代的人格成長，構成了公認的和普遍的障礙？由此暴露了嚴重的社會病症。
這迫使我們去仔細思考：我們辛辛苦苦建造和維繫的家庭，究竟應當傳給後代什麼？其實説來説去，也無非就是四種排列組合：
其一，除了赤貧，什麼都不能傳承給後代。如果是那樣的話，情況當然會比較被動，因為孩子的起點會很低，什麼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獲成功的幾率相當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動，給再下一代創造機會和充當階梯。
其二，不過，也許人們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許更壞的反倒是，只傳給後代以身外之物。這個起點看似頗高，身在其中者還會被認作倖運兒，然而，由於終點往往可憐或可悲，有時甚至比前一種的危險更大。對此，我們只要把分別來自中國和西方的兩句諺語疊加起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過三代”；另一方面則是，“當過帝王，方知當百姓之不易”！
山東省聊城市陽穀縣大布鄉王莊村，家人和親友在為112歲的王景之老人祝壽。CFP供圖
更不要説，家族給後代留下了過多和過於篤定，也會讓下一代無法獲得基本的自由。法國哲學家薩特，基於其強調個體存在的現代意識，就曾非常獨特地描繪出此類問題。他在小説《一個企業主的童年》中寫道：
有一次散步回來，爸爸把呂西安抱在膝蓋上，對他解釋什麼是頭頭。呂西安很想知道爸爸在工廠裏是怎樣和工人們講話的，於是爸爸便告訴他應該怎麼辦，他的嗓音也完全變了。“我是不是也會成為一個頭頭？”呂西安問。“當然嘍，我的小乖乖，正因如此我才把你帶到這個世界上來。”“那我將指揮誰呢？”“我死以後，你將成為我工廠的老闆，你將要指揮我的那些工人。”“可是他們也要死的。”“那你就指揮他們的孩子。你得學會讓人服從和讓人愛戴。”“我怎樣才能讓人愛戴呢，爸爸？”爸爸想了想説：“首先你必須記住他們每個人的名字。”呂西安深受感動。當工頭莫雷爾的兒子來家裏報告他父親的兩個手指被軋掉時，呂西安同他既嚴肅又和藹地談了話，兩眼直盯着他的眼睛，並且直呼他莫雷爾。媽媽説她為自己有一個如此善良，如此富有同情心的兒子感到驕傲。
而研究薩特小説的學者，則就此分析道：
中篇小説《一個企業主的童年》涉及重大的哲學命題：人是什麼？來到世上幹什麼？呂西安作為企業主的繼承人，前程早已由家庭為他安排妥當。但他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誰，該怎樣生活，怎樣決定自己的命運。他年幼時，按照家人給“乖孩子”制定的行為規範而行動，讓他感到與演戲沒什麼差別。進入少年時期，他開始探索自我：我是誰？……經過長期努力，他擺脱了戀母情結、同性誘惑、膽怯怕事等，但始終無法為自己界定。他覺得真正的呂西安並不存在，只有一具白生生的、徬徨無主的行屍走肉。“我是什麼呢？”勒莫爾當的評語也不合適。他説，呂西安到頭來變得像“一塊明膠狀透明物”。（沈志明：《薩特文集·小説卷導言》）
更不要説，印度的拉吉夫·甘地和敍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原本都是志不在當這種“頭頭”的，他們一個當過飛行員，一個當過牙醫，其實也都活得好好的。然而，終於都為了自己家族的使命，而勉為其難地揹負起政治的責任，到頭來作為短命的或不成功的政治家，上演了令人噓唏的悲劇。
其三，相對而言，主要是向後代傳授了文化素質，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雖然也要吃些苦頭，但相比起來，卻絕沒有前者那麼危險。比如：著名的紹興周家、無錫錢家、義寧陳家，都主要是傳遞了這種家風。由此，在過去的歷史中，就有了許多家學淵源的學者，他們在精神上相對富有，由此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就有着更令人羨慕的起點。
在“文革”浩劫之餘，我本人什麼遺產都沒有得到過，只承接了父母的文化或個性傾向，可在人生的道路上，只要社會開始允許向上流動，自己卻並未因為這一點，而感到過多大的窘迫與限制。正因此，我才會在父母的碑文上，寫下“先考才高，先妣德馨，鑄我風骨，永錫祚胤”的字句。由此就更想起，林則徐當年的書房裏，還曾掛着這麼一副對聯：“子孫若如我，留錢做什麼？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子孫不如我，留錢做什麼？愚而多財，益增其過。”——説得多好啊！
其四，同時鋪墊出精神和物質基礎，讓後代在一個較為均衡的平台上，進行較為從容和寬廣的發展。這個選項相對而言，肯定是最符合大多數家長的願望，儘管即使做到了這些，也可能產生新的苦惱——特別是，一旦被上代看好的、視作家族使命的個人前景，並不為下代所認同的時候，那麼過多的家業，或過於輝煌的家學淵源，反而會被視作負擔或累贅。
只有在憂患意識起作用時，一個家族才有可能談得上繼續傳承
坦白而言，即使把上述兩種條件，全都努力地往下傳遞，也不會有永續的家業，那只是人們的善良願望罷了。凡有成者必然有毀，就像個體的生命總會終結一樣，任何家族的歷史，也總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偶然性，來打斷其本身一廂情願的、希望無窮延伸的進程。
曾國藩説過，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勤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然而即使是十代八代，也仍屬歷史中的一個瞬間。
正是因為這樣，在古今中外的作家筆下，從曹雪芹的《紅樓夢》，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講的都是諸如此類的慘烈故事。也正是出於這種悲劇的意識，那些數不清的紅螞蟻們，才會從馬爾克斯的筆下，傳來對於人類文明的一刻不停的剝蝕與吞噬聲……
唯其如此，以往的孔府才曾獨享過這樣的珍貴驕傲：任何帝王家——無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只能傳承一個王朝，而不會享有永續的江山，唯獨出了聖人的孔門，才堪稱“萬世一系”。只可惜，後來在西方的強烈碰撞下，竟然連孔門也被譭棄了。當然，看看最近來自民間的“國學熱”，就會知道對於孔子的尊敬，仍然會不斷地延續下去；倒是當年嚷嚷着要“批林批孔”的家族，其威望與名聲反而岌岌可危，往往淪為公眾的笑柄。
無論如何，只有在上述憂患意識還起作用時，一個家族才有可能談得上繼續傳承。所以，孟子講的“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那絕對是至理名言——對於一個個人是這樣，對於一個家族是這樣，對於一個國家也是這樣，甚至對於全體人類，也同樣是這樣。
在中國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尤為重大
所有的文明都不約而同地把“家庭”這個基本社會組織，當做了最小的文化單位，並且基於這個最小的社會細胞，發展出了更為複雜的機構與形態。這顯然反映出，建立在血緣基礎上的家庭，至少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具有普適性的社會價值。也就是説，儘管也會有各種各樣的變體，但是從宏觀的視角來看，作為社會組織的家庭，卻是經過了千百萬年的試錯，應着共通的人性與社會需要，而並無例外地逐漸創化出來的。
當然，在各自不同的人類學語境中，受特定路徑依賴的制約，各個文明在不同時間階段的家庭組織，又顯示出相當的“同中之異”。尤其是在中國文明中，家庭的文化功能還尤為重大。因為，這個文明的主導性價值學説即儒學，曾經把家庭這個最小的社會單位，當成了培植與操演仁愛之心的最初場所，從而就當做了體現全部社會價值的基點。
為了強調這種基於家庭親情的價值，儒家往往會告誡社會成員説，只要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麼，個人的善良天性就會自動得到啓迪和滋養，而社會也就會自動得到和諧的生機。儘管後來歷史的事實證明，情況並不如此簡單，也還會有各種例外的情況發生，然而這種説法作為一種精巧的道德暗示，還是有效地製造出了人們的文化前理解。
這是中華文明得以賡續繁衍的關鍵！由此也就在數千年中，形成了非常豐富的家庭文化傳統，表現為作為文明常態現象的“耕讀傳家”的世系、“富而好禮”的名門等。跟“五四”時代的偏激指責相反，有幸在這種正常文明環境中過活的人們，才是真正的有福了：他們在這樣的安樂窩中，既操演了最為嚴整的禮儀，又體驗了最為豐富的人情；由此他們的教育就最有保障，從而對自己的前途也最有把握。怪不得古人要説，“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教育方式通常總是成功的。孩子們不斷長大，毫無困難地適應了家庭環境。他們早在少年時代就被納入到對共同生活所應盡的義務中，對此他們也自願接受。人們可能常常看到，那些自己幾乎還走不太穩的孩子，卻已經在照看比自己更小的兄弟姐妹了，從很小就已經在接替父母的某些工作了。家庭親情就是這樣自發產生的，可以説是崇高的，乃至在中國抒情詩中，除了像歐洲常見的那種愛情詩之外，還有表達深切而真摯的父子或兄弟之愛的詩歌，這種感情絲毫不亞於歐洲人至多對心上人才有的愛慕之情，整個生活中都充滿了這種依戀之情。為了養家餬口，中國人不得已才到遠方旅行，但他的心總是牽掛着自己的家庭和故鄉。一旦掙到錢後，他便毫不耽擱地頻頻花錢買各種禮物寄回家。最後，當他攢夠了養家的錢，便返回家鄉，不管他去的是南洋羣島還是加利福尼亞，結果都一樣。如果他在活着時未能回家，那麼他至少會做好安排，讓自己的遺體在故鄉土地上得到一片小小的墓地。（衞禮賢：《中國人的生活智慧》，蔣鋭譯）
我曾訪問過太湖中的半島——東山，在那裏見識了王鏊所傳承的家風。此人生前號稱“海內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他作為普通官僚的後代，經由科舉高中而入朝為官，卻能在險象環生的明代政治中，激流勇退而蔭佑子孫；甚至直到近世，這個東山王家仍因重視子孫的教育，退可以確保家族成員的知書達禮，進可以跟科舉制度去構成良性互動，從而保持着家族的綿延與興旺。這絕對是需要大智慧的，只可惜此間所暗含的智慧內容，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不然我們至少還會保有更多的文化基點。
還必須提到，儘管那的確是“特殊主義”的，卻又不可否認，中國文化的底氣和厚度，大多都保藏在這些傳統的世家中。出身於這樣的家族，當然更會講究地“穿衣吃飯”，不過這種“家學淵源”的教養，卻更表現在對高雅文化的傳承中。反之亦然，一旦蕩平了這樣的世家望族，自然會使社會更加平均化；然而在這種平均化的過程中，全社會最精緻深厚的文化階層，也會令人惋惜地化為烏有，使整個文明都趨於“粗鄙化”。
更加重要的是，從生存價值的角度來講，儒家進一步認為，家庭和家族作為一個放大的、延續的自我，可以緩解和釋放個體對於自身死亡的焦慮，而絕不會心存“我死後管它洪水滔天”的妄念。換句話説，只要基於骨肉基礎的家庭還存在，那麼，死亡所帶來的人生有限性，就會得到一定程度的超越——哪怕這種超越仍然難免是有限的，但它仍會帶來相當積極的文化成果。
儒學還非常有道理地認為，人生的快樂不僅在於個人，而且在於人際或人與人之間，於是當然也藴含於家庭之中。所謂的“吾與點也”，所謂的“孔顏樂處”，都含有這個意味。所謂的“每逢佳節倍思親”，也同樣説明了這一點。反過來説，一旦失去了這種庇護的安樂窩，個人就會變成孤獨的個體，罹患癌症的幾率就會增加很多。
整個社會肌體的萎靡，實則是從家庭細胞開始衰弱的
只可惜，自從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以來，從重新解釋的《紅樓夢》，到膜拜西風的《家》《春》《秋》，由於受到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衝擊，中國社會中壓倒性的意識形態，都是在申訴家庭、特別是大家族的負面效應。
由於這種最基層的社會細胞，已經受到了巨大的致命傷，中國人便誤把所謂“易卜生主義”，當成代表先進文化的觀念——從此以後，他們都開始變成失去高層價值理性控制的楊朱，就像中國老話所諷刺的，開始“一個人吃飽，一家人都不餓”了。
而此後的繼續革命，則在不斷去擴大這種破壞作用。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懷默霆，曾在《中國學術》雜誌上發表文章認為，儘管同屬於“五四”之後，但由於革命文化的進一步剝蝕，中國大陸的家庭規模與功能，就遠比當今台灣的家庭規模與功能更差，儘管後者的現代化程度相形更高。
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不顧一切的獨生子女政策，儘管可以使得經濟數字顯得好看，也使得自然生態的壓力略微減緩，卻在文化生態上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甚至，就連大量用來指稱親屬的細緻漢語詞彙，都已經開始被淘汰了，而這原本是中國文化最精微的部分，就像法國人對紅酒所擁有的精微的味覺。
可惜在實際上，沒有家庭作為支撐的社會，沒有親情滋養的人際，將會禍害無窮。在當今的社會成員之間，已經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這是大家公認的、觸目驚心的事實。不過，也許大家還沒有想到，整個社會肌體的這種萎靡，實則是從家庭細胞開始衰弱的。也就是説，只有基於反面的慘痛教訓，來重新體會儒家的教誨，才會看破當今社會的困局。
儒家借家庭單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標絕不是自私小人
如果基於上面的論述，那麼沿着我本人的生活體驗，也沿着儒家的思想原則，就首先應當從思想上澄清：對於家族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其所以要展開學術性研究，並不應當是出於自私的目的，哪怕這種自私的動機稍有擴大，是指若干個共享同一血緣的“自我”。
儘管往往被歪曲為“特殊主義”的，可儒家借家庭單位而施行的德性教育，其目標從來都指向謙謙君子，而絕不是自私小人。在這方面，應當重申我本人的下述論點：
“儘管在中西對比的框架下，曾被庸俗歸約成‘家庭哲學’，然而説到底，儒學的眼界卻決不固執於家庭。相反，《大學》中這個層層外推的同心圓，倒是最為昭然無疑地揭示出——在人格境界漸次拓寬的應然順序中，家庭之於修身的意義，也會不斷地有所轉移：若能通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外推過程，順利獲得對於較大共同體的關切，在家庭中煥發蒙養的親情，固然可以構成推動‘仁者愛人’的道德實踐的心理動機；不過，要是因為什麼緣故，不能把心胸順利拓寬到更大的生命羣體，那麼即便是甚為儒家推重的孝悌之情，照樣有可能反而成為人格成長的障礙。” （劉東：《個人認同與人格境界》）
再聯繫到我在美國愛默思學院（Amherst College）的親身經驗，又會發現即使在最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必須受到平權法案的平衡和制約。否則，由高昂教育成本所造成的艱難知識鴻溝、以及由這種知識鴻溝所造成的巨大社會裂縫，就終將使人們一步步地滑向深淵。所以反諷的是，一旦墜入了這種玉石俱焚的總體災難，那麼即使是最自私的人也會深悔：他當年過於吝嗇的自利行徑，其實根本算不上是聰明的自保。
此外，保障相當程度的社會流動，也屬於一個社會“是否文明”的標誌。而在中國歷史中，早在科舉制形成的隋唐以後，門閥士族就飛入尋常百姓家了，那當然是符合人性的歷史進步。在這個意義上，跟“五四”時期的胡亂批判相反，正由於對個人才能與努力的肯定，中國文明在所有的前現代社會中，才是社會流動性最大的、從而最貼近人性的文明。
可惜，到了如此暴富的今天，我們痛心地看到，來自農村和偏遠地區的孩子，或者出身貧賤寒微的孩子，卻反而越來越受其出身的制約了。這種在社會流動性的反向指標，絕對是在大開歷史倒車，絕對有違人性的基本標準，也肯定會帶來空前危險的災難！
實際上，此中的真正關鍵，還並不在於在現實中是否存在着這種不平等，而在於從理論上能否坐視這種不平等。正因為這樣，就必須提出非常誠坦的告誡：我們研究家庭和家族，是為了追求更高的公德和公共文化，而並非只是為了滿足某個最小社會單位的自私之心。
當然，一定程度的自衞和自保，在任何時候都是必要的，那是人類個體生存的先決條件；然而又必須記住，恰恰是那種赤裸裸的自私，如果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反而是最不能自衞和自保的。正如莊子所説——“大知閒閒，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莊子內篇：齊物論》）
早在1921年，英國哲學家羅素就曾對他的中國聽眾説過：
中國人的愛家心是強烈的，愛國心卻是淡薄的。所以，政治社會方都陷於沉痼的狀態之中。我以為中國最緊急地需要的，是自動的愛國心之發展，發展於受過教育而且足為人民表率者中，尤為緊要。……假如你們欲保持你們的獨立，必須把那對於家族的愛忱，移到國家上面去。家族的團體太狹，不足以適應現代的需要。一個種族，若只圖扶助家族，像中國人扶助得那般熱烈，那麼，就不能發達對於公共事業上的忠誠和熱心。近代的國民，不能發達這種忠誠和熱心，是難望興旺的。（姜繼為 編：《哲學盛宴：羅素在華十大講演》）
無論你自己的家庭怎麼重要，它的內涵也不能無限地膨脹
由此而辯證地看，“家族傳承”這樣一個念頭，既可以是很有社會責任感的，也可以是全無責任感的，既可以是純屬自私的行為，也可以是出於公心的活動。也就是説，人們完全有可能在謹慎的平衡與制約之下，在一個合理的限度之內，像小心翼翼地維護其他必要的社會單位如社羣、民族一樣，去充滿愛心地來呵護作為基本社會單位的家庭。
此中關鍵就在於，一定要讓家庭這個社會單位，跟其他的社會單位，保持一種良性的互動、平衡和比例，從而既保證自己家庭的和諧，又保證整個社會的和諧。在這個意義上，就可以跟着再發揮一句：其實“家族傳承”這樣的想法，既可以是很有文化意藴的，也可以是毫無文化可言的。
而社會所希望達到的“和諧”，也絕不是建立在噤口不言上，而是要建立在社會成員的誠心“互饋”上。我們的先人早就看到了這些，因為那幾乎可以算是一種社會“本能”：
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人於己，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男愨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窕，納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夫温良者，仁之本也；慎敬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遜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逾閒，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孔子家語》）
必須記得，儘管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可它又是最微小的社會單位。正因為這樣，無論你自己的家庭怎麼重要，它的內涵也不能無限地膨脹。如果某個家庭蓋過了社羣，就使得社羣裏的其他姓氏，乃至出了五服的本姓後裔，都成為事實上的“家奴”；進一步説，如果某個家庭蓋過了國家，則國家就淪為“家天下”，就成了專制主義的代名詞。
更進一步説，我們就此所付出的心力，還不光要維持人際之間的和諧，包括家庭與家庭之間的和諧，還要讓我們的家庭，去協同其他的社會細胞，一起維持它們跟自然之間的和諧——而這就要涉及晚近興起的動物倫理和生態倫理了！也就是説，即使在家庭這個最小的社會單位，也必須具備“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道心，也必須培育“廓然大公”的德性。
唯其如此，對於家族文化的重新與重建，才是符合時代潮流的，才談得上是從社會細胞的水平上，最終恢復和強化固有的文明肌體，從而讓我們的社會，重新步入良性和永續的發展軌道。
最後，還想再來發揮這樣的暢想：作為傳統文化的有機部分，一旦中國獨特的家庭文化，能夠創造性地重建與發揮，那麼就存在這樣的可能：它無論作為生活單位，還是作為生產單位，無論是作為血緣關係，還是作為協作企業，都有可能在現代性的激發下，煥發出新的制度靈活性，從而創造出迥然不同於當今華爾街的中國企業文化。也就是説，它也許會不再鼓勵短期行為，從而更加註重長線投資和珍惜寶貴資源，它也許會不再產生純粹的食利者階層，從而號召共同操勞、堅守和承當，從而真正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獨具特色的企業文化之路來。
果然能做到這些，則我們將要進行的家庭文化研究，便無論怎麼去高度評價，也都並不過分。（作者系清華大學教授、國學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