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兩大力量圍繞制憲展開博弈 民主路起步艱難

近日，埃及自去年動盪後首部憲法草案公投第一階段投票在首都開羅等10個省份進行。根據穆爾西12日簽署的總統令，埃及憲法草案在境內的公投於本月15日和22日按地域分兩個階段進行，各持續一天。

無論公投結果如何，公投的如期進行本身就已經是穆爾西及其背後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下簡稱“穆兄會”)的勝利。在近期的埃及憲法危機中，以自由派等世俗力量為一方的反對黨和以穆爾西及其宗教力量穆兄會為一方的當權派，圍繞制憲和公投問題展開了對峙和博弈。雙方的支持力量均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百萬人以上的大遊行。

引發埃及新一輪政治動盪的是11月22日穆爾西頒佈的賦予其自身更多權力的新憲法聲明。該聲明規定，總統有權任命總檢察長，強調在新憲法頒佈和新議會選出前，總統發佈的所有總統令、憲法聲明、法令及決定都是最終決定，任何方面無權更改。該聲明甫一發布，立刻引來反對黨如潮的抗議，認為穆爾西的這一“擴權聲明”妨害了司法獨立，是大權獨攬的獨裁行為，埃及人民絕不能容忍“新法老”的出現。反對黨並據此提出了“廢除擴權聲明”和“推遲憲法公投”這兩個需同時滿足的對話前提條件。

在反對黨的壓力下，總統穆爾西雖然隨後宣佈廢除他此前發佈的“擴權聲明”，但仍堅持憲法草案公投時間不變。反對黨在無法推遲公投的情況下只好退而求其次，呼籲支持者對憲法草案投反對票。如今，擺在埃及憲政改革面前的兩種前景都不樂觀。前景一是憲法公投獲得通過，反對黨則決不會善罷甘休，街頭遊行仍會成為埃及政治中的常態；前景二是憲法公投未能通過，則埃及政治進程又需回到近兩年前的原點，從組建制憲委員會開始，重新起草新憲法草案，政治過渡進程需大幅延長。

此真可謂“成亦艱”，“敗更難”。埃及的民主之路可謂漫漫征途剛剛起步。之所以艱難，是因為其獨特的民主政治轉型道路，以及制約這一轉型的歷史、經濟、宗教以及文化等因素。推動埃及政治大轉型的風暴其實來得突然。在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直接影響下，2011年2月，僅僅18天的羣眾大規模遊行抗議就把執政長達30年的中東強人穆巴拉克趕下了台，取而代之的卻是把持過渡時期權力的將軍們。在隨後一年多的政治轉型過渡期內，軍方與迅速崛起的以穆兄會為代表的埃及伊斯蘭勢力間的矛盾和對抗日益激化，雙方圍繞着議會選舉、制憲委員會的組成等政治過渡“路線圖”爭執不斷。最終，在新憲法尚未制定的情況下，倒置性地依次先舉行了議會和總統選舉。以至於經歷3個月之久選舉產生的議會卻被最高法院宣佈“違憲”和“無效”，經歷兩輪總統選舉艱難產生的民選總統，最後卻似乎又在通過並不民主的手段來實現對權力的壟斷和集中。

集阿拉伯國家和非洲國家屬性於一身的埃及，在政治發展的道路上同樣兼具阿拉伯與非洲這兩大地域的特質。長期的個人或家族威權統治一旦被推翻，過去被打壓的政治勢力如穆兄會則迅速異軍突起。和大多數非洲國家一樣，由於埃及缺乏強大和先進的現代民族工業以及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使得其民主政治的推動力量——中產階級和市民社會的基礎相對薄弱。冷戰後許多非洲國家的民主之路之所以走得異常艱辛，根本原因在於其民主進程的發軔始於外部歷史事件和因素的推動(如冷戰結束和蘇聯東歐劇變)，而不是自身各內部因素髮育的成熟。在國家整合、民族認同和社會共識尚未徹底完成，政府權威未曾確立的情況下就跳躍式地進入了政治平等階段，使得以往階段未解決好的民族、部族、宗教等問題和政黨政治糾纏在一起，制約了民主政治的發展。

同樣，由華爾街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特別是歐債危機)引發並加劇的北非國家經濟挑戰(如高失業率和物價上漲)，是催生此輪北非國家社會變革的重要推手。當變革的大浪迎頭打來，埃及國家與社會的各層面只是在“不要什麼”(如舊政權和穆巴拉克的統治)方面迅速達成共識，卻在“要什麼”(伊斯蘭主導的神權體制還是世俗體制)方面不能凝聚意志。

在將近兩年的政治轉型期中，埃及社會的三大主導力量(軍方、穆兄會、世俗派力量)在權力博弈中交替變換權力舞台上的主角和正反方。先是穆兄會和世俗派力量聯手以18天的超級速度趕走了前總統穆巴拉克，隨後是穆兄會與在穆巴拉克之後執掌政權的軍方之間的權力博弈。我們曾見證過軍方在今年6月總統大選之前解散由穆兄會控制的議會，並把立法權、制憲權、預算制定權以及對外宣戰權等權力悉數收入囊中的“果斷出手”。我們也聽到過穆兄會和世俗派力量在解放廣場齊聲喊出“軍方下台”的口號。但當8月穆爾西藉助西奈半島事件成功解除了原軍方領導人的權力並任命了新生代的軍方高層後，權力博弈的主角便演變成世俗派力量與穆兄會之間的對峙，而由穆爾西一手提拔的新軍方高層則採取表面上保持中立，實際上支持穆兄會的立場。

如今，新一輪權力博弈因混雜了更多的宗教因素，更使埃及人民以及國際社會對埃及未來的國體和發展方向感到不確定而憂心忡忡。穆兄會以追求公正與正義的旗號走向了權力中心，但強調“公正”卻並沒有多少“發展”經驗的《古蘭經》教義及穆兄會是否能夠解決埃及的民生問題和發展難題，則還是一個尚待實踐檢驗的命題。而當下的事實是，在一輪輪的遊行和一撥撥的“獨裁者”交替出現的過程中，受損耗的是埃及的經濟元氣，遭破壞的是埃及的社會基礎。姑且不論兩年來仍無法恢復的埃及經濟，特別是旅遊業，就埃及社會而言，如今也出現了“一個國家，兩個社會”的分裂狀態。宗教力量與世俗力量的尖鋭對立正在撕裂埃及社會，也重創了剛剛在民主之路上踉蹌起步的埃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所非洲研究室主任 賀文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