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來龍去脈
《論共產國際》，列寧著，1938年火炬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列寧關於共產國際的十篇文章。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問題，是國際共運史、中共黨史和中蘇（俄）關係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1919年3月成立的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是列寧親自創建的高度集中的國際性共產黨組織。從中國早期共產黨組織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動，共產國際都進行了直接領導、組織和幫助。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在必要時，應派一特命全權代表前往設在伊爾庫茨克的第三國際遠東書記處。”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領導經歷了一個從最初派駐共產國際代表到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再到建立駐華機構的過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但是，共產國際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説明，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實行直接指導，如果説開始還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話，那麼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就會壓縮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自主領導革命的空間，使中國革命遭到嚴重挫折和失敗。
1.1926年3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以加強對中共以及朝鮮、日本共產黨的直接領導
共產國際對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是直接的，但通過什麼方式比較合適，有一個變化的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馬林、維經斯基先後擔任過此職；鮑羅廷到中國後，任國民黨的首席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起着共產國際代表的部分職能。後來，共產國際決定成立駐華機構，共產國際遠東局就是共產國際設立的指導中共進行革命的領導機構。
1、遠東局主要是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機構
1926年3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上海建立共產國際遠東局，以加強對中共以及朝鮮、日本共產黨的直接領導。4月2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共產國際遠東局由維經斯基、拉菲斯、格列爾、福京和中朝日三國共產黨代表組成，以維經斯基為主席。上述組成人員除中朝日三國共產黨代表外，稱遠東局俄國代表團，是核心組織。6月19日，遠東局的俄國代表團在上海召開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選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參加遠東局工作，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進入中央委員會，參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定期向遠東局報告工作，必要時就主要的政治問題同遠東局預先進行協商；遠東局俄國成員幫助中共中央工作，為其部分工作部門提供諮詢；拉菲斯參加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編輯部工作。
由此看來，遠東局和中共中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雖説遠東局是領導中朝日三國共產黨的機構，但實際上主要是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機構。
2、遠東局成立後，維經斯基與鮑羅廷的衝突
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開始工作後，便和廣東的鮑羅廷在一些重大策略問題產生了分歧。從1926年10月起，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於北伐軍的勝利進軍，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發展至長江流域。維經斯基認為，擺在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面前一個尖鋭的問題是“不能讓資產階級和豪紳一起利用南方軍隊的勝利果實”。他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現在在南方軍隊佔領的地區必須進行堅決的鬥爭，使革命民主羣眾聯合起來反對地主和豪紳，反對上述資產階級傾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維經斯基的建議“在現階段是為時過早的和極其危險的。”11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在聽取了中國委員會提交的中國問題報告以後，認為遠東局在一些問題上犯有錯誤，向遠東局提出“警告”，並“責成遠東局在就對華總的政策問題、國民黨問題和軍事政治工作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和採取任何措施時都必須同鮑羅廷同志協商。”這個決議表明遠東局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碼已經變輕，鮑羅廷變得越來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進行第七次擴大全會。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前途》的報告。全會通過《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國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重點是土地革命；中國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等一系列激進方針。全會結束不久，共產國際就即將召開的中共五大的若干問題作出決定，成立出席中共五大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同時接受中國共產黨出席這次全會的代表譚平山的建議，派羅易到中國，取代維經斯基任共產國際駐中國共產黨代表。旋即，譚平山又找羅易，認為中國黨內的衝突是維經斯基和鮑羅廷之間衝突的反映，建議共產國際撤銷遠東局並召回維經斯基。
3、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遠東局進行“大換班”
斯大林的講話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決議傳到中國後，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一方面承認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認為執行決定是困難的。這時蔣介石同武漢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方針也轉為更加激進，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的狀況當然不能令聯共（布）、共產國際決策層滿意。因此，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會議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遠東局現有成員的問題。”這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認為，遠東局根本適應不了新形勢，對其採取了“大換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針。
1927年3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遠東局人員組成問題，決定由列普謝任遠東局書記，委員由鮑羅廷、羅森貝格、羅易和中國、朝鮮及日本三國共產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但新的遠東局沒有成立起來，4月9日，共產國際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團作出決定，解散遠東局。這樣，以維經斯基為首的遠東局結束了在中國的使命。
4、“共產國際中國局”胎死腹中
羅易在1927年4月初到達武漢後不久，就發生了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這時，中共是先進行土地革命還是繼續北伐，羅易和鮑羅廷對此發生了意見分歧。
羅易於5月25日曾給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發電報，指責鮑羅廷的主張是“將意味着實際取消共產黨”，要求“莫斯科應趕緊進行干預。”5月28日，羅易給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寫出書面報告，認為“鮑羅廷想使共產國際代表成為他的下屬，並根據他的指示去領導黨”。羅易要求得到斯大林“對共產國際代表機構問題，以及它同國民黨和鮑羅廷關係問題的明確答覆。”羅易給聯共（布）、共產國際高層反映他與鮑羅廷矛盾和分歧的意見引起了重視，5月3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在給鮑羅廷、羅易和駐漢口領事柳克斯的電報中要求：“請不要扣押羅易和其他負責同志的電報。”為了解決羅易和鮑羅廷之間的矛盾，6月9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布哈林的建議，決定組建“共產國際中國局”。5天后，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又決定由羅易、鮑羅廷和加倫組成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然而，在6月3日發生了羅易幻想依靠汪精衞挽救革命而冒冒失失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給他看的事情。羅易此舉引起了鮑羅廷、柳克斯和中共中央的不滿，並報告給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儘管羅易連電斯大林和布哈林、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此事作出解釋，但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還是在6月22日作出“立即將羅易同志從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職位上召回”的決議。
這樣，隨着羅易的離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決定成立的由羅易、鮑羅廷、加倫三人組成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機構未開始工作，便胎死腹中。羅易離開後，1927年7月1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會議決定，鮑羅廷立即動身回莫斯科。隨着鮑羅廷的離去，聯共（布）、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大革命的代表和機構，全部結束了使命。
2.1928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
1927年7月下旬，共產國際新任駐華代表羅米納茲到達武漢。羅米納茲到中國後，幫助中共召開“八七”會議，制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不久，羅米納茲又向共產國際力主放棄國民黨的旗號，開始建立蘇維埃的鬥爭。應該説，羅米納茲到華之初是做出了一定貢獻的。但是羅米納茲的“無間斷革命論”對瞿秋白等中國共產黨人產生了很大影響，是中共發生“左”傾盲動錯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28年6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期間，共產國際鑑於以往派駐中國的代表屢犯錯誤和中國白色恐怖嚴重的情況，決定不派代表到中國，而採取在莫斯科設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協助共產國際指導中國革命的新措施。中共六大結束後，以瞿秋白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開始工作。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多久。
1928年12月10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給斯大林、莫洛托夫、布哈林和皮亞特尼茨基寫信，認為中共中央“有很大的政治搖擺性”，“同時犯了許多右的、機會主義性質的錯誤。”由此建議“絕對有必要儘快派來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有威信的代表，長期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起工作。”並建議“成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以便指導中國、日本、朝鮮、菲律賓和印度支那共產黨的工作”。共產國際接受了這個建議，於1929年春在上海成立了新的遠東局，成員有埃斯勒、雷利斯基、哈迪、別斯帕洛夫。埃斯勒為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遠東局負責人。
從1929年12月起，中共中央同遠東局在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改組派、游擊戰爭、赤色工會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在1930年7月29日聽取了周恩來和雷利斯基、別斯帕洛夫關於雙方分歧的報告後，一方面作出決定肯定了遠東局基本上是正確的，另一方面根據東方書記處的建議改組了遠東局，任命米夫為遠東局書記，成員有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亞爾、別斯帕洛夫和米林（即蓋利斯）。米林不僅僅是遠東局的成員，而且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
在遠東局增加負責軍事的成員，主要是這時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已開始從城市轉向農村，重視中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建設。派蓋利斯作為遠東局成員，自然是為了加強對中共的軍事指導。蓋利斯在1930年9月底到達上海，同時和他一起到達的還有軍事顧問組成員馬雷舍夫、費爾德曼。蓋利斯到後，即參與了中共中央軍事部制定中國工農紅軍的編制和組織序列的工作。
1930年10月，米夫到上海任遠東局書記。米夫在中國做的事情就是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使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任校長時的得意學生王明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從此開始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的統治。
3.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遠東局在中國的工作陷入了癱瘓狀態，僅剩的兩名成員賴安和貝克先後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
1931年4月下旬，由於白色恐怖，米夫和蓋利斯一起離華。12月，博古負責的中共臨時中央請求共產國際再派一個代表來。但一直到1932年3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才決定派東方書記處副主任埃韋特為駐華代表、遠東局書記，但沒有給遠東局委派軍事人員。
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又致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求派軍事專家幫助中共中央。12月，李德由蘇聯紅軍參謀部第四局派到遠東局工作。但李德只是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成員，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另有其人，是遠在美國的弗雷德，一時還沒有到位。他是在1933年4月下旬或5月上旬到位的。
弗雷德到遠東局任職後，和遠東局書記埃韋特時有摩擦發生。兩人都向共產國際寫信或發電報，報告他們之間的爭吵。埃韋特認為，弗雷德總是越權，在政治方面指手畫腳，在他身邊礙手礙腳，決定將弗雷德派到中央蘇區去工作，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另派軍事代表參加遠東局。弗雷德則指責埃韋特“對地下工作的起碼要求漫不經心”，對待不同意見者“採用各種手段”，“很像小政客伎倆”。弗雷德提出到川陝根據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韋特同意。埃韋特和弗雷德之間的矛盾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很頭疼，多次回電要他們在中國黨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但未見效。
1934年3月下旬，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同年4月，中共中央通過中共上海中央局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建議，要弗雷德再次赴華，到川陝根據地任軍事顧問，並再派一軍事顧問到上海，但未見共產國際有下文。1934年7月上旬，埃韋特因在對待《中國論壇》雜誌編輯艾薩克斯問題上受到遠東局內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指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8月初將埃韋特召回。
埃韋特走後，遠東局成員只剩下賴安和赤色工會駐華代表貝克。這時，賴安實際上起着共產國際代表的作用，共產國際國際聯絡部駐上海代表格伯特則等參加了遠東局的工作。同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盛忠亮被捕叛變。由於賴安和格伯特同盛忠亮接觸頗多，在上海存不下身，先後撤回了莫斯科，遠東局在無形中結束。貝克在1935年2月被共產國際召回。
共產國際於1926年和1929年兩度設立“遠東局”事實上都是不成功的。這説明，在中共已經成長起來以後，共產國際只有對中共實行間接指導，即用路線、方針指導，讓中共自主地從實際出發工作，才能使中國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自1935年遵義會議後，中國革命歷史的發展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作者為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王新生）
【主題延伸】
共產國際**主要對華工作機構的歷史變遷
根據現有資料可知，除了共產國際遠東局以外，共產國際設立的主要對華工作機構還有：
◆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
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設有中國科、朝鮮科和日本科。中國科的主要工作是：通過在學生組織中以及在中國沿海工業地區的工人組織中成立共產主義基層組織；在中國軍隊中開展共產主義宣傳；對中國工會建設施加影響；在中國組織出版工作。該處於1920年8月自行解散。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
1921年1月成立，它的任務是：向共產國際彙報遠東各國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的現狀及性質，向這些國家的工人和革命組織介紹共產國際的方針、任務以及共產國際對於殖民地國家民族革命運動的綱領和策略；幫助這些國家的工人和廣大的勞動羣眾戰勝殖民統治。該處於1922年2月被取消。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
1922年12月成立，該部的工作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編輯《遠東通訊》,按名單寄給各國黨的最高領導人;二是成立外文圖書出版社,建立編輯室,出版科教刊物,開辦“共產黨人馬克思主義者圖書室”。1926年3月，該部被改組為近東(地區)書記處和遠東(地區)書記處。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地區)書記處
1926年3月24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定把所屬各支部所在國家按地理位置劃分為11個地區,每個地區設立一個書記處。4月9日,遠東書記處舉行第一次會議，建議共產國際應當加強在中國的領導工作,並提出“儘快成立遠東局”,以加強這種領導。1927年該處被撤消。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地區)書記處
1927年底成立。 1928年6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小委員會會議決定,建立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常設中國委員會。11月12日,米夫在中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指明,該委員會的任務是:“預先仔細研究與中國工作有關的材料,以便於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經常性的、定期的和系統的指導。”有關中國的一些問題也在中國委員會上討論決定。該處的工作到1935年七八月結束。（萬銘輯自《中共黨史研究》）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共之間的組織關係
共產國際、聯共（布）和中共三者之間的組織關係，是在違背正常黨派關係和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情況下形成的特殊關係。
◆共產國際與聯共（布）的關係
共產國際章程規定，共產國際是一個世界性政黨，各國共產黨是它的支部。然而，這個規定對聯共（布）卻是個例外，聯共（布）實際上是共產國際的領導者。這主要體現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人是聯共（布） 中央領導成員，他們的任免也由聯共（布）中央決定；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決策受聯共（布）的支配和影響；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可以直接派遣和指揮共產國際的駐華代表。
◆聯共（布）與中共的關係
聯共（布）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不是平等的兩黨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對中共中央的指導，主要採取以下兩種方式：一是直接向中共中央發佈指示；二是通過莫斯科駐華代表（包括蘇聯代表和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中共中央工作。聯共（布）給駐華代表以充分的權力，使其“越俎代庖”，通過非正常工作程序直接決定與中國共產黨有關的事務。
◆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
在中共幼年時期，共產國際及其駐華代表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重大決策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共產國際對中共實行的是集權制的領導,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對中共中央實行的是干涉式、密集式的指導,共產國際代表在中共黨內貫徹莫斯科的方針和政策是不遺餘力的。（鍾河輯自《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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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部分駐華代表、駐華軍事顧問（代表）在中國的主要活動
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為吳廷康，他是第一位被派到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1920年4月，他來到中國，在北大會見了李大釗。按照指示，他到中國是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這年11月，他拜會了在上海法租界寓居的孫中山，希望國民黨與即將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合作，孫中山欣然同意。
馬林：1920年8月被任命為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1921年7月23日出席了中共一大。1921年12月，他會見了孫中山，對第一次國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越飛：1920年代初代表共產國際及蘇共在中國活動。1923年，他與孫中山會談並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奠定了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與蘇俄全力援助孫中山等項大事的基礎。
鮑羅廷：1923年被派到中國，是孫中山及國民黨的高級政治顧問，同時指導中共廣東黨組織的工作，參與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黃埔軍校、爭取蘇聯援助、組織北伐等。
加倫：真名為勃留赫爾，加倫將軍是中國的習慣稱呼。1924年-1927年期間，他擔任孫中山及後來的國民革命軍的軍事顧問團團長，協助孫中山主持軍務。
羅米納茲：1927年來華任共產國際代表。他參加了1927年中共的“八七”會議。
米夫：1925年被任命為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1930年10月到上海擔任遠東局書記。1931年中共四中全會開會時，他操縱選舉，讓王明等人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等，讓主要權力完全控制在王明、博古手中。此後一個時期內，他更把中共中央控制在自己手中。
蓋利斯：1930年7月2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改組遠東局後，他為遠東局成員並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組的負責人，於9月到達上海。1931年上半年，鑑於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嚴重，他離開了中國。
埃韋特：1932年3月被派到中國擔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華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駐上海遠東局書記，1934年8月被召回。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筆名華夫。1933年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任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但他在軍事上往往是“瞎指揮”。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都是按他的一套錯誤路線進行的，結果損失慘重。
弗雷德：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代表，於1933年上半年抵達上海。他到任後，在6月中旬向中共臨時中央建議採取“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主張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分為兩部分作戰。博古等接受了他的建議，將紅一方面軍的“鐵拳頭”一、三軍團分開，紅三軍團為東方軍，入閩西北作戰；紅一、五軍團為中央軍，在北面原地作戰。結果是東方軍疲憊不堪，中央軍無仗可打，白白浪費了擴大根據地、準備反“圍剿”的好時機。1934年3月，他被召回莫斯科。（李妍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