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面臨最嚴重一體化信心危機 制度缺陷系要因

歐盟自2009年10月起發生的以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為肇始，逐步蔓延到歐元區乃至整個歐盟範圍內金融、經濟領域的危機，正在各個方面考驗着歐盟的制度運行和領導人的管控水平。同時，對歐盟進行全面反思的思潮，也在知識界逐漸成為時髦的話題。

歐盟今天面臨的經濟危機，是歐盟60多年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對一體化進程破壞力最大、對一體化前途信心動搖最為嚴重的危機。更令人擔憂的是，即使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危機將進一步惡化，以至於最終拖垮歐元、拖散歐盟，但至少，目前還看不到短期內結束危機的跡象。

為什麼在進入新世紀之初的這個時候，在二戰後60多年以後，在歐盟各國普遍進入政治制度比較成熟、政治生態持久穩定、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社會環境安定、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強的階段，發生如此複雜深刻、震盪激烈、影響深遠的危機呢？

在地緣政治上，以歐洲為中心的“大西洋世紀”，正在加速被美、中、俄等為中心的“太平洋世紀”代替或超越，這股勢頭越來越明顯。歐洲不再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在全球化的舞台上，重量相對變輕、重要性相對下降。由此帶來的是經濟發展乏力、增長艱難、失業率高等。這是這場危機發生的大背景。

當然，不是所有歐洲國家和地區都陷入了同樣嚴重的危機。導致這場危機的另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歐盟內部制度上的缺陷或弱點。其中，最大的問題是跨國家貨幣——歐元的使用、歐盟範圍內金融-貨幣政策的統一，與財政-經濟政策的主導權卻仍然在各個成員國手中這個不可調和的矛盾；其次，歐盟一體化進程中，政治統一的步伐遠遠落後於經濟統一，在經濟高度一體化的同時卻遲遲沒有實現共同的外交與安全政策一體化，可以説是制度設計或實行上的缺陷；另外，福利社會模式下的“小病大養”、“寧領救濟金也不找工作”等人性中痼疾的泛濫，加上政府管理上的疏忽、腐敗、懶政、墮政，造成國家財政過高的社會福利支出壓力，也是制度性問題。舉例來説，希臘衞生部在為該國一個島嶼上的居民進行健康檢查時發現，申請政府殘疾人補助的失明者中，82%的患者並未失明。來體檢的221人中，182人的檢查結果顯示他們是正常人。另外還有146名“失明者”接到政府的體檢通知但並未前來接受體檢。早在2011年，希臘衞生部就已經發現，在這個僅有4萬人左右的小島上，有600人在享受“失明補助”，這一比例佔到該島總人口的1.5%。另外，希臘由政府發放工資的公務人員，約佔全部就業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希臘長期靠舉債度日，但每年仍把國民收入的26%用於社會福利。還有，希臘政府每年因逃税損失的收入達200億美元，約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0%。

此外，歐盟東擴後，“新、老”歐洲的矛盾錯綜複雜。經濟基礎深厚、主要為新教文明的北部歐洲，與經濟基礎相對薄弱、主要為天主教文明或東正教文明的南部歐洲，在文化背景、生活習俗、消費傳統、節儉、勤勉程度等方方面面有天壤之別。例如，歐元區北部國家傳統上一直是高儲蓄率、低通脹，因為其文化強調長期投資而非消費；但某些南部國家儲蓄率早已是負數，充分體現出他們過度消費的傳統。歐盟東擴後加入歐盟的一些國家需要從歐洲一體化中“少付出多得到”，這與原來的“老歐洲”國家的利益又有了衝突。歐盟成員國單位小時工資的差距是15倍，最高的是瑞典，最低的是保加利亞。這樣的差距下，在很多政治、經濟、社會等議題上的共同立場就很難協調。何況作為歐盟“三駕馬車”的法、德、英之間也是矛盾重重，成員國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藉機甚囂塵上。這些盤根錯節的矛盾絕非自今日始，但今天的危機為這些矛盾提供了加劇的催化劑、發酵劑和表演的舞台。

歐盟要想真正走出債務危機，根本上還要靠各國自身加大力度進行深度經濟社會結構調整，重建產業競爭力，提高創新能力，控制公共開支，削減赤字，加強税收，精簡臃腫膨脹的官僚機構，簡化法律等等。(記者 何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