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後地方大員漸成政壇主力 具國際視野包容性強

原標題：“60後”地方大員與中國未來

逐步走向中國政壇核心的“60後”地方大員，要發揮自己的“政治作為”，就需要與前代人一樣，不僅要有改革的智慧與勇氣，還需要有改革的決心和毅力

隨着“十八大”前後我國地方黨委換屆完成，人們發現“60後”地方大員逐步變成“政壇主力”，成為公眾與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這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社會的重大轉型期，在中國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頻發期，在中國面臨着更為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在信息技術推動下的人類文明發展面臨重大選擇的關鍵時期，“60後”地方大員走向了國家與社會的“治理”前台，擔當着中國未來的改革發展重任。

“60後”地方大員在中國政治版圖中的位置

要判斷“60後”地方大員在中國目前“政治版圖”中的位置，最為顯著的標準是其在政治“權力結構”中所佔的人數比例。“60後”地方大員大批進入中國權力結構的中心位置，凸顯中國政壇正在進入“60後”地方大員時代。

首先，從中國社會最基本的治理單位縣及治理機構“縣委常委會”的組成來看，其成員幾乎全是“60後”。古語云：“縣治則國治”，就是説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國家治理的好壞、穩定與否，“縣治”是關鍵。因此，科舉制以後的大多數朝代，“縣官”到任前都要面見皇上，以“天子門生”自居，縣官雖小，“七品”而已，但治理一方，責任重大。即使在今天，這也是國家治理的金科玉律。目前中國大約有70%的人口生活在“縣域社會”，縣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是國家穩定與發展的基石，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縣級領導”都是“政治家”，他們的德行、能力、品質、胸懷、學識等，決定着一方民眾的幸福安康和基層社會的穩定，而基層穩則國家穩。從這個意義上講，“60後”主政縣域社會，將對中國社會穩定和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有人説，中國的重要“政治安排”，最重要的是選好3000個左右的“縣委書記”，是有道理的。研究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縣級的“治理結構”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其次，在地市一級的黨委“常委會”中，相關資料顯示“60後”佔到常委總數的一半以上。這就是説，對於地市一級社會穩定發展的政策制定水平，社會治理水平等，“60後”也承擔着重大責任，成為轉型期中國“社會治理”的主導力量。

最後，在省市區一級的省委“常委會”中，統計資料表明，“60後”也佔到常委總數的近三分之一，成為省級黨委政府領導班子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擔當着重大的領導責任。

以上敍述説明，“60後”地方大員正逐步走向國家社會治理前台，正在逐步走向國家權力結構的中心位置，權力正在向“60後”地方大員轉移。可以説，在新的發展時期，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維護和鞏固，都與“60後”地方大員“執政”的道德與能力素質緊密相關。

“60後”地方大員成長的社會環境及特點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人是環境的產物”。我們要理解“60後”地方大員這一羣體的整體特點，研究他們的思想觀念、價值態度、行為特點等，就必須研究這一羣體成長的整體社會大環境。因為個體的人是在與環境的互動中形成自己的價值態度與行為習慣的。

“60後”走向權力結構的中心，首先是“自然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因為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按照人的自然“年齡段”來説，“60後”正是個體人成熟的“黃金年齡段”，大約在40多歲到50多歲之間，正是個體“職業發展”的重要“上升期”。因此，從年齡與職業發展的角度來看，“60後”正在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從事公務員職業的這批人在政壇開始“挑大樑”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與“40後”、“50後”那一代人走向“成熟期”過程中成長的社會環境不同，“60後”則是在一種全新的社會環境中成長的。從整個社會的大環境大氛圍來看，如果説“40後”、“50後”那代人是在“鬥爭哲學”的社會氛圍中成長的，其成熟履歷完整地經歷了從“共和國”建立之初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那麼“60後”則是在“發展哲學”的社會氛圍中成長的，從其走向成熟的青少年開始，就是在改革開放的社會氛圍中成長的，對於“文革”少有記憶或感受不深，因此，相對來説他們的“意識形態”禁錮較少，而改革創新、勇於開拓的精神較強，可以説，他們是新中國成立以後，與“前代人”在思想觀念和精神狀態上有重大差別的、並居於“執政中心”地位的真正意義上的“新一代人”。他們的執政理念和方式肯定會有新的特點，會對未來30年中國走向“和諧哲學”的社會氛圍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這就是説，“60後”成長的社會環境，正是在中國處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三種社會狀態“相互疊加”的情形下，社會處於大變革、大發展、大繁榮的時期。與前一代人相比，他們大多接受了較好的正規教育。由於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響，他們相對具有較廣的國際視野，在價值觀上包容性較強，因此，在中國社會快速向“現代性”轉型的關鍵階段，“60後”逐步走向執政前沿，他們應對國際國內複雜多變形勢的知識儲備和能力素質相對來説也有較大優勢。

“60後”地方大員的政治作為

不言而喻，在中國社會的重大轉型期，“60後”地方大員作為成長在全新環境下的“新一代人”，正逐步成為“政壇”主力，自然引起公眾和社會輿論對這一羣人的廣泛關注，成為一個談論的重要話題。

但是，從歷史哲學的高度來看，每一個時代都有這個時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儘管有史以來，我們人類所面對的問題或多或少具有相似性，這就是如何更好地實現“社會公正”問題。但解決問題的方法卻有很大的不同。歷史地看，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暴力的手段解決；一種是通過和平協商的手段解決，當然有時也通過二者交替的手段解決。而無論是哪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目的都是要實現“制度改進”，推進“制度文明”建設，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制度文明體系，實現人類的民主化和永久和平。

這就是説，基於我們對歷史和一般人性的理解，任何時代的進步，都應該是社會制度的進步。好的社會秩序的建立是“制度體系”良性運行的結果。因此，當我們在討論一個社會的發展前景的時候，重點是對這個時代的“制度框架”的解讀，並在這種正確解讀的基礎上對其發展前景進行預測，而不是對這個時代佔有“權力高地”的某個人或某個羣體的解讀。換句話説，社會中的“個體”，無論你的才能和品質如何，都實實在在地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制度體系”中，都必須經過制度的重新塑造。個體才能和品質的表現，都會或多或少受到制度的約束。一個人民滿意的社會，是一個實現了公正的制度運行的社會。

因此，“60後”地方大員步入中國政壇並逐步成為主導力量，只能説明“新老接替”、新陳代謝這一自然規律在起作用。儘管他們有自己這代人成長的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氛圍，形成了一些有別於前人的能力和素質，但在實踐中能不能有效地發揮出來，關鍵的還要看“制度環境”以及他們按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要求進行“改革創新”的精神。

從辯證的觀點來看，“環境決定人”，但人並不是被動地接受環境的塑造，人也可以改變環境。逐步走向中國政壇核心的“60後”地方大員，要發揮自己的“政治作為”，就需要與前代人一樣，不僅要有改革的智慧與勇氣，還需要有改革的決心和毅力。我們要建設一個“公正社會主義”社會，就必須在實踐中不斷改革那些與社會主義基本價值要求不相符合的“制度安排”。任何改革都是“制度性”改革，只要按照以人民利益、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方向堅持“制度改革”不動搖，充分發揮聰明和智慧，利用好改革的“價值資源”和“制度空間”，“60後”地方大員就會在中國未來發展進步過程中大有作為。(人民論壇 竹立家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