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資本主義病了 貧富矛盾階層矛盾突出

資本主義，“亞健康”標籤要貼多久(筆談)

資本主義病了，經濟發展“失調”、政治體制“失靈”、社會融合機制“失效”。是病在腠理，還是已入膏肓？藥方何在？

本報年終獨家採訪十位國內外專家，試圖從各個角度問診資本主義困境。改革難尋有效路徑、政策缺少迴旋餘地、金融泡沫積重難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都面臨着有心無力的尷尬。危機和問題可能以低烈度狀態在西方長期持續，資本主義將處於相當一個時期的“亞健康”狀態中。

制度侷限綁架國家利益

路易斯·戈麥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西方民主體制存在歷史侷限性，由於政黨交替執政，很難想象某一個政黨會以整個國家的集體利益為重。在這種極其狹隘的“政治語境”中，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導致極端主義、絕對主義和否定主義等產生。這是西方已經形成並長期存在的一種政治文化傳統，只有通過激進式改革或爆發某種革命性運動才可能發生徹底的制度變革，這在當今現實條件下不太可能實現。

曲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西方國家制度困境主要體現在朝野零和博弈、民粹主義氾濫以及國內矛盾外嫁。反對黨上台的希望寓於執政黨的失敗中。這種零和關係導致執政黨提出的改革措施往往成為反對黨的主要攻擊點。此外，由於選民往往最關注眼前和局部的利益，因此為取悦選民而大肆許諾的現象充斥選舉，有遠見又敢説真話的人卻很難當選。後果大多是國家靠赤字支撐財政，民眾靠借貸超前消費，形成以債養債的惡性循環。最後，在選舉政治壓力下，資本主義國家往往會向外部轉嫁國內政治壓力。法國前總統薩科齊推動利比亞戰爭，很大程度上是着眼於2012年的國內大選。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搞所謂的釣魚島“國有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內政乏善可陳，希望通過向外顯示強硬的態度來抵禦國內反對派的壓力。

王天義(中共中央黨校教授、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資本主義制度不僅剝奪本國人民的財富，還剝奪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財富。美國通過美元的霸權地位，將國內矛盾和危機轉嫁到世界各國，必然會喚起世界各國的覺醒，逐步擺脱以美元霸權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

新興市場國家要走自己的路

葉夫根尼·阿夫多庫申(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經濟系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曾幾何時，俄羅斯、印度等國家都是借鑑歐美模式非常努力的學生，如俄羅斯蓋達爾團隊就是其中代表，他們沒有深入、特別是沒有真正理解俄羅斯經濟實質，這是區別於中國的明顯特點。中國進行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經濟改革。俄羅斯則是完全照搬西方現成的經濟模型與理論，由此帶來的結果可想而知。

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當今印度是一個由大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由本國資產階級、地主階級聯合國際金融資本對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進行統治的發展中的資本主義國家，是佔支配地位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種姓制度、教派制度、部落制度的特殊混合體。

政治上，這個被西方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直接影響下，其民主制度正在受到金錢政治的挑戰。經濟上，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雖然使印度擺脱了“印度式增長”的魔咒，卻又陷入“自由市場”的陷阱。政府放鬆了對國際金融資本准入的限制和對國內銀行業及其他金融制度的監管。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發展不平衡加劇，城市和農村公共投入不足，農業發展緩慢，兩極分化加劇。印度原有的農業科技研究和開發應用組織，逐漸被跨國公司所替代和控制。印度巴拉迪達桑大學的文卡塔斯·阿斯里亞教授等一批學者認為，民生上，大資本家和城市精英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的受益者，與城市工人和中下階層以及佔印度人口60%以上的農民，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日益擴大。

印度當今社會存在的種種問題，僅靠資產階級的良知、非政府組織的熱情、國際組織的有條件援助、學者的反思、民眾的覺醒是無法解決的，印度亟須根本的制度變革。孟買塔塔社科院院長巴拉蘇羅曼反思道：“新中國成立後60多年的發展為印度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鑑的寶貴經驗，今天印度經濟社會所面臨的問題，幾乎都可以直接在中國找到解決答案。”

資本主義謀求超越“界限”

恩斯特·羅奧夫(德國“危機”工作室成員)：資本主義觸及“界限”並不一定是説資本主義就要瓦解和滅亡了，而是指資本主義體系的擴張能力、通過資本產生更多資本的這一基本目的性無法繼續得到維持。資本主義擴張和資本積累的過程刻畫了過去200年曆史的基本面貌，越來越多的勞動力被吸收進資本主義系統形成資本積累，這種累積必將達到一個臨界點，使得該進程無法繼續，並出現系統故障。這種故障就意味着社會化生產的停滯和社會生存能力消退。這些現象目前正在危機國家出現。因此，“界限”更多地指這種發展邏輯，而非資本主義社會將要滅亡，並誕生一種新的社會體制。

葉夫根尼·阿夫多庫申：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還在，但不能由此來斷定資本主義制度就要消亡，它仍有生命力，至少在2030年前不會死亡。資本主義會進行相應變革，其社會傾向將加強，如中產階級會得到大發展，社會將更加民主化等，但資本主義國家保護壟斷者利益這一本質不會變化。

李明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問題研究學院學者)：作為一種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總體還是有效的。資本主義有多種模式，美國的資本主義和歐洲不同，歐盟內部的資本主義彼此也不同，日本的資本主義和歐美的也不同。可以借鑑資本主義的好東西，如“小政府大市場”等，但不能盲目照搬，需要對其進行改良和修正。

路易斯·戈麥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種制度有一個交集，即政府調節，但政府調節所佔的比重不同。總體上，資本主義國家在借鑑和學習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正在向政府更多幹預的方向發展。

現實告訴我們，自由主義和干預主義等都無法徹底解決資本主義本身固有的週期性經濟制度危機。“未來民主政府”不應該屬於傳統自由派政府，也不該是新自由主義政府，同樣不會是簡單的福利制度型政府。我主張探索建立一種暫且可稱之為“謀略型政府”的新民主政治體制，它建立在可持續性增長和對最廣大人民利益的考量基礎之上。換句話説，就是通過民主普選出一個“有擔當”且“重效率”的科學政府，長遠考慮和規劃整個國家的未來發展，並把人民利益作為衡量其政策實施有效性的核心參考系。

今後幾十年該是西方大膽進行制度性改革的時候了，這包括改變現行的新自由主義管理模式、盲目擴張的全球化進程，以及缺乏有效干預的政治經濟運作體制。而一個“謀略型政府”則懂得科學處理和協調集體與個體、政府與市場等一系列矛盾體的運作，進而激發經濟增長活力。在這方面，中國是一個比較不錯的借鑑和參考，其優點體現在中央政府調控與市場主導性調節的完美統一等，給市場有序競爭和資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社會凝聚力下降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助理、美國研究所所長)：西方最深層的問題在於它的社會精神層面。長期以來，我們以為美國社會是充滿活力和凝聚力的，但是最近這些年，這方面的結論應該出現一些修正。

美國社會已經出現很深的結構性問題，包括貧富矛盾、階層矛盾、代際矛盾、區域矛盾和族裔矛盾等。這些矛盾在過去是被忽視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冷戰結束後，美國只顧享受一超獨霸的紅利，而沒有把心思放在內部結構的調整和改革上。“9·11”之後又忙於反恐，忙於軍事體制、安全體制和情報體制的變革和深化，忽視了經濟體制和社會體制與時俱進的再造。

查理·貝克特(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傳媒系主任)：今年發生的多起媒體醜聞讓人們認識到，反思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言論自由”非常必要。報紙不能夠整天高喊着“言論自由”，同時又做出見不得人的勾當或者歪曲事實真相。英國報紙很難為自己有明顯不同黨派傾向、追求銷量和利潤、喜歡打探隱私的行為辯護。媒體必須做出巨大的改變，時刻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尤其是遵守新聞道德。

迪特·湯美(瑞士聖加侖大學哲學系教授)：資本主義正在侵蝕家庭結構。資本主義強調個人努力獲得的利益，家庭則要求為他人付出很多。如今大家感覺每個人都應該像資本家一樣，不受限制、為了工作而工作、獲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潤為導向。資本家的生活方式，滲透到了普通階層人的生活中，很多本來可以讓生活更美好的價值觀念被邊緣化，家庭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人與人交流越來越少。

李明江：西方道德水平下滑和思想保守傾向主要是由全球化引起的。在貿易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近年來要求巴西、印度等新興和發展中國家完全按照國際規則來行事，甚至對這些國家要求更嚴。西方在宗教和移民方面也變得更保守了。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擴張，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對外擴張。全球化使各種文化相互激盪，彼此衝擊，會產生出很多新的思維、新的社會習俗和新的價值觀念，意識並沒有定型。

政策失誤拖累發展

路易斯·戈麥斯：西方世界的這場金融危機根源之一正是“花的太多，借的太多”。這與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寅吃卯糧”的提前消費信貸政策不無關聯，這種模式既不可持續也完全不足取。信貸在西方很多國家變得非常容易獲取，而這些地區的經濟週期性增長波動還處在下行通道，最後借貸人不堪重負、還不起貸。可以説，政策失誤擴大了債務危機的爆發面。

西方福利制度本身存在明顯缺陷。它一方面受地區人口老齡化之累，另一方面又受制於勞動崗位的同步縮減。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當這些勞動人口的儲蓄和養老基金被市場證券化打包時，隨着危機的深化，福利風險也急劇增大。例如在一些國家已經發生了養老金不斷縮水並爆發危機的問題。西方若想跳出這一“福利制度陷阱”，除了逐步吸引資本進入實體經濟領域，同時加大技術創新和制度變革，別無他法。教育和科研領域的投入與突破始終不應懈怠，這些應該成為工業生產和服務產業發展道路上尋找解決問題方案的最大源泉。惟有如此，經濟增長才有牢固的實體經濟根基作支撐，也才能切實保障就業崗位供給，繼而跳出“福利陷阱”。

李明江：西方高福利制度也加速了危機的爆發。發達國家的工人有國家提供的高福利保障生活，不願接受低收入的工作，而把更髒更累的活兒交給發展中國家來的工人去做。“工資剛性”使這些福利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只能上升不能下降，而政府又支撐不起福利開支，老百姓越來越對體制感到不滿。

本版內容由記者温憲、孫天仁、暨佩娟、白陽、黃髮紅、鄒志鵬、丁大偉、張曉東、曹鵬程、李琰、王萱、俞懿春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