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稱近半受訪者民粹化傾向 學歷越高憤青越少

我所知道所信仰的唯一一種愛，就是愛人。

——漢娜·阿倫特

仁者愛人。

——孟子

在古今智者深沉恬靜的思維世界裏，情感與理性彷彿已完美地合二為一，“愛”和熱情的具象化也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但現實中，遠離理性的、抽象的情感，一直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着人們的生活。民粹主義傾向就是這樣的情感，並且在政治領域表現突出。

今年8月以來，中日兩國在釣魚島問題上衝突不斷，激起了中國人的強烈憤慨，很多城市出現了規模不一的羣眾聚集、遊行抗議活動，其中也夾雜着一些令人遺憾的現象，以“抵制日貨”為名的過激行為在多個城市出現。對此，國內外學界、觀察家似乎普遍認為中國社會正呈現較強的民粹主義傾向，國內一些媒體也出於各種目的，藉機跟風炒作民粹主義話題。但根據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今年9月完成的“中國公眾的平等與特權觀念調查報告”①所得結論，公眾對不平等現象有着較大容忍度，以此為切入點進行觀察，並不能看到顯著的民粹主義傾向。那麼，中國公眾的民粹程度究竟幾何?中國的民粹化現象有哪些特徵?愛國主義與民粹主義的關係是什麼?網絡環境中似乎長期處於相對亢奮狀態的“80後”、“90後”，是不是民粹化羣體的“主力軍”?

基於如上種種疑問，我們期望通過調查研究，首次從正面對中國公眾的民粹化情況進行量化分析，並藉此深入把脈社會思潮，為相關政策的制定與完善提供參考。

要實施調查，首先要有一個在理論上可行、在實踐中有解釋能力的民粹主義評測方法。按照保羅·塔格特②的論述，民粹主義並無明確定義，它可以依附在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女權主義、社會主義等各種學説上，是一種“陣發性的、反政治的、空心化的、打着危機旗號的‘變色龍’”。③但總的來看，多數民粹主義者或民粹主義現象都具有以下特點：

1、迴避代議制政治的複雜性，主張直接民主;2、把所偏愛的羣體進行理想化，並以此作為辨視自身的依據;3、缺乏核心價值觀;4、是對嚴重危機的強烈反應;5、民粹主義既可能從民眾中產生，又可能被精英所倡導;既可能僅僅是一種思潮，又可能形成運動，甚至具有長期的政治後果。

顯然，僅依據以上特點，無法精確描述中國的民粹主義。實際上，民粹主義在不同政治環境中表現的形式皆有不同。因此，在本次調查中，我們構建了包含8個核心特徵、6個非核心特徵的評測模型，既涵蓋了民粹主義形式的共性，又在一定程度上給出了對中國獨特性的解釋。

本次調查由人民論壇調查中心實施，調查過程自2012年10月21日始，至2012年10月31日止，回收有效問卷1122份。調查內容包括：一、與民粹化特徵相關的29個問題(多數採用李克特量表的形式);二、人口統計學資料。我們在保證受訪者身份多樣化的同時，也保證了數據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由於我們的理論模型和調查問卷是結合中國具體國情設計的，因此不能直接用於測量其他國家的民粹化水平。但若能用這套方法對中國社會的民粹主義進行定期追蹤研究，則可瞭解中國公眾民粹化傾向的長期趨勢。

民粹主義傾向測評模型及結果

結合民粹主義的普遍特徵和當前中國較為獨特的政治社會環境，我們從以下特徵着手，判斷一個人是否是民粹特徵顯著者：1、愛國主義情緒高低;2、對政府的不滿程度;3、對外部國際環境中威脅的感知;4、日常生活觀念的浪漫化程度;5、排斥他者的程度;6、懷舊情緒的高低;7、社會信任程度;8、非理性程度;9、思想保守程度;10、政治參與興趣程度高低;11、對自由的態度;12、是否認為外國政治制度對中國有借鑑意義;13、對理論在解決社會問題中作用的信心;14、相信陰謀理論的程度。其中，1~8為核心特徵，9~14為非核心特徵。

為了判斷一個人是否是民粹特徵顯著者，我們將每個方面設計成一個“測試”，每個“測試”又分解為若干問題。考慮到民眾心理的多樣性，不可能期望每個被稱為民粹特徵顯著的人在這14個屬性上都很突出，所有的測試結果均呈顯性。因此，我們研究了各種組合，最終確定，如果某個人在與核心特徵相關的8個“測試”中有5個結果呈顯性，且在與非核心特徵相關的6個“測試”中有3個結果呈顯性，那麼我們就將他看作“民粹特徵顯著者”。同理，如果某個人在前5個“測試”中有3個結果呈顯性，且在後9個“測試”中有4個結果呈顯性，那麼我們就把他看作“民粹化傾向者”。以下，我們將分析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每個特徵，並給出受訪者在這些特徵上的相應統計數據。

是否有較深的懷舊情結。我們所測量的“懷舊情結”，並非是指在文化和思維方式上更傾向於尊重傳統，或政治學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而是指：由於政治參與的制度化程度有限，民眾更可能因為缺少一個可認同的政治身份，而傾向於從舊有的政治體系中尋找一個身份符號作為寄託。當下中國語境中的“懷舊情結”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當中國與外國發生外交衝突時，很多人傾向於把外國看成是有敵意和有威脅的。尤其在當下，外交衝突在媒體中似乎已成了中國民粹主義唯一的導火索。為測量民眾的外交衝突敏感性，我們設置了三個問題。首先我們問“‘有些國家總是欺負或挑釁中國’這樣説對麼?”19.3%的民眾完全贊同這種説法，31.3%的民眾表示在較大程度上贊同。接着，我們發現，有54.7%的民眾承認，“祖國受欺負時，我覺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負”。另外，有54.5%的民眾主張，“反抗外國侵略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使命”。

第二，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懷舊情結還體現在對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道德觀念和外交政策的留戀上。有9.2%的人感覺“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比現在平等得多”，還有25.0%的民眾基本上認同這一點。對於改革開放前人們的思想狀態比較單一的社會，四成民眾持肯定態度。當被問及是否同意“在處理中國與美國和日本等國的關係時，膽量比對利害關係的思考更重要”的説法時，31.6%的人表示完全贊同或在較大程度上贊同。

第三，“極端愛國主義”促使民粹情緒高漲。愛國主義本身值得褒揚，但當一定程度的愛國情緒與較低的政治參與制度化程度、極其有限的政治認知程度和較低的政府滿意度這三者結合起來時，就可能滋生民粹主義。或者説，民粹主義與愛國主義成正相關關係，與政治參與制度化程度、政治認知程度和政府滿意度成負相關關係。為測量受訪者是否有極端愛國情緒，我們設置了四個問題。當問及“為中華民族燦爛的文明感到驕傲”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們的想法?三成受訪者表示完全符合或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對於“無論中國有什麼缺點，我仍然愛這個國家”這句話，有87.7%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同意，其中，高達35.7%的人表示完全贊同。六成民眾對於“當外國對中國形成威脅時，人們應徹底放棄個人利益團結對外”的主張持基本肯定或完全肯定的態度。22.0%的人承認，“假如有來世，會選擇繼續做中國人”。

思想是否守舊。思想守舊的人更可能盲目服從。對於“領導和長輩的要求，即使違備道德，也應當照辦”這種説法，有37.9%的民眾在不同程度上表示認同。另外，思想守舊的人更可能固守某種特定的道德觀念。我們問民眾是否贊同“對於道德敗壞的人，即使他完全沒有違反法律，也應該受到實實在在的嚴厲懲罰”的觀點;對此，高達62.3%的人表示贊同。在“購島”事件引發的反日浪潮中，有些人也不惜違反法律來表達感情。首先，道德具有極大的排他性，如果一個人把自己當成道德至高點，僅以道德的標準衡量別人，就很可能極力否定、排斥甚至敵視與自己觀點不一樣的人。其次，道德在較大程度上是一種情緒，有很強的任意性，不具有代表國家意志的法律所具有的確定性。愛國主義既包含道德的、激情的方面，也包含理性的、與國家意志相一致的方面。

是否輕視自由。民粹特徵顯著者對羣體符號、服從和道德觀的依賴，可能使他們輕視自由的價值。我們問受訪者對“自由是人最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否贊同，基本上或完全贊同的人佔到了74.1%。

對政治事務、理論和精英集團是否存在牴觸情緒。首先，出於對精英主義的否定，民粹特徵顯著者更可能看重簡單、直接的手段，他們不認為複雜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能給自己帶來福利，因而也不關心政治。調查中，有39.1%的人表示對政治完全(或大多數情況下)沒什麼興趣。另外，由於對制度建設重要性的忽視，一些人可能認為借鑑西方政治發展成果沒什麼必要。不過值得欣慰的是，在調查中，只有36.2%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同意“歐洲和美國的政治制度對中國沒有任何借鑑意義”的觀點。其次，民粹主義還可能輕視理論研究對解決社會問題所起的作用。對於“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和矛盾，實踐比學術理論更重要”這種觀點，有高達71.5%的民眾表示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贊同。最後，無論一個強佔大量公共資源的權貴階層在一個國家是否存在，民眾對此的負面感知都可能激起民粹情緒。調查中，有96.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認同“部分既得利益羣體正損害老百姓的利益”的説法，其中高達49.2%的人表示完全認同。

綜合以上提到的標準，我們發現，49.5%的受訪者具有民粹化特徵，其中，31.3%的人屬於民粹特徵顯著羣體，18.2%的人屬於有一定民粹化傾向羣體。在民粹化特徵羣體中，男性佔55.8%，女性佔44.0%。在黨員羣體中，民粹特徵顯著者佔30.8%，有一定民粹化傾向者佔20.6%。從行政區劃來看，日常居住地為鄉鎮、村的受訪者中，民粹化特徵羣體和民粹特徵顯著羣體所佔的比例均為最高，分別佔鄉鎮、村受訪者的57.5%和41.3%;居住在直轄市的受訪者民粹情緒較低，比例分別為48.1%和29.0%。日常居住地為海外的人，民粹特徵最不顯著，比例分別為21.7%和8.3%。

在民粹特徵顯著者中，滿足“將日常生活浪漫化”這一核心特徵的人最多，達94.3%(普通民眾中僅76.5%);滿足“對政府的滿意度較低”這一核心特徵的次之，有91.5%(普通民眾76.2%);滿足“有極端愛國情緒”這一核心特徵的有91.2%(普通民眾55.4%);滿足“思想守舊”這一非核心特徵的民粹特徵顯著者最多，達91.7%(普通民眾51.9%)。

民粹化特徵和民粹化傾向在不同羣體中的分佈情況

“80後~88前”羣體的民粹主義情緒最低，“50後”羣體中民粹特徵顯著者比例最高。年齡與民粹主義情緒有一定相關性。調查發現，“50後”民眾民粹特徵顯著者較多，高達50.0%;“60後”次之，民粹特徵顯著者佔42.3%，且“60後”羣體具有民粹特徵者的比重最高，為64.8%。在“80後~88前”羣體中，民粹特徵顯著者佔的比重最小，僅26.9%。

職業對於民粹主義情緒有一定影響。調查發現，在“熟練工/保安”和“外企、私營企業管理者/個體工商户”這兩個羣體中，民粹特徵顯著者較多，分別佔相應羣體的70.0%和44.8%。而在“專業技術領域”和“學生”羣體中的民粹特徵顯著者較少，均不高於三成。

消費水平越高的羣體，其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越小。我們將消費水平分為低(每月1500元以下)、中(每月1500-8000元)、高(每月8000元以上)三個水平。隨着消費水平的上升，相應羣體中民粹特徵顯著者所佔的比例隨之降低，普通民眾的比例越大。另外，在高消費羣體中，關心政治的人中僅有8.3%是民粹特徵顯著者，遠低於不關心政治的人(22.7%)。在低消費人羣中，對政府比較不滿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更高(36.5%)，遠高於對政府較滿意的人(11.9%)。

大專學歷民眾中有較多的民粹特徵顯著者。調查發現，學歷與民粹主義情緒有較強的相關性(卡方值=43.629，臨界值=9.48，α=0.05)。在“大專羣體”和“中專/職高/技校/高中及以下”羣體中，民粹特徵顯著者所佔比例較高，分別為51.5%和41.3%;相比之下，這一比例在博士和碩士學歷的人羣中分別只有18.2%和26.2%。

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經濟有更多自信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較多。我們根據對於“我為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文明感到驕傲”這句話與自己感受的符合程度來判斷人們的民族文化自豪感。調查發現，在這方面有較強自信的民眾(選擇“完全符合”或“在較大程度上符合”)更可能是民粹特徵顯著者，而從整體上看，文化自信感越高的羣體，具有民粹化特徵者所佔的比例也越高(spearman相關性=0.309)。而在對中國經濟有較強自信的羣體(完全或在很大程度上贊同“中國的經濟水平排在世界前列”)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高達50.2%，比不太自信的人的比例高出25.3%。

有些民粹特徵顯著者一方面有極高的愛國情緒，另一方面又對政府感到不滿。調查發現，在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人羣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相當高，達42.9%。另外，在那些雖然對政治事務的興趣較低，但卻對外交摩擦比較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也很高(克雷默的V係數=0.349)。另外，有些民粹特徵顯著者雖然對政府感到不滿，但卻否認外國政治制度對中國有借鑑意義。在這樣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高達62.6%，高於普通民眾所佔的比例。

對外交衝突更加敏感的人中，民粹特徵明顯者的比例較高。認為“當祖國受欺負時我覺得自己也受到了欺負”這句話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受訪者中有60.1%屬於民粹特徵顯著者，而回答“經常這樣覺得”的受訪者中民粹特徵顯著者僅佔35.2%。

當社會信任度較低時，愛國情緒更可能演變成民粹主義情緒。在低信任度羣體中，愛國情緒較強的人，66.7%是民粹特徵顯著者。而在高信任度羣體中，這一比例僅為29.6%。感到自己得不到他人關心的人，比認為可能受到他人欺騙和欺負的人，更可能成為具有民粹化特徵者。在那些感到自己或總是得不到關心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徵者和民粹化傾向者所佔比例高達66.5%和41.9%，遠高於認為經常或總是能得到關心的人。另外，一些人對他人持極度的不信任態度，但卻更看重符號化的羣體概念，在這樣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高達45.3%。

懷念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道德觀念的人，更可能是民粹特徵顯著者。在此羣體中，51.7%的人是民粹特徵顯著者。相比之下，在認為計劃經濟時代更平等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所佔比例略低。

在對政策“輸出”感到不滿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較大。這一比例達到了38.5%。相比之下，在對民意“輸入”感到不滿，認為政府不會考慮自己的意見的羣體中，這一比例為26.5%。另外，調查還發現，個人消費水平越低，越可能對民意“輸入”和政策“輸出”產生不滿緒。

在從眾心理較強的民眾中，民粹特徵顯著者所佔的比例較大(卡方值=156.138，臨界值=15.507，α=0.05)。在認為“我希望我的想法與周圍的人保持一致”這句話完全符合自己想法的人中，有63.0%的民粹化特徵顯著者，明顯高於回答“在較大程度上符合”的羣體(47.4%)，以及回答“偶爾符合”和“我不希望想法跟別人一致”的人。不僅如此，我們通過看人們期望自己觀點與他人一致的程度，以及對於“那些不愛國的中國人應該被我們鄙視和懲罰”這句話的態度發現，民眾的從眾心理越強，越容易否定和排斥他人。

越認同實踐比理論更重要的受訪者，成為民粹特徵顯著者的可能性越高。對“解決社會上的問題和矛盾，實踐比學術理論更重要”的回答中，完全贊同的受訪者中有45.1%為民粹特徵顯著者，而較大程度贊同的人中民粹特徵顯著者的比例為34.3%。

在認同傳統型領導的人中，具有民粹化特徵者和民粹特徵化顯著者的比例最高。我們曾預測認同克里斯瑪型領導的人(即認為領導最需要的品質為“有魅力，或者有出色的能力，或者有崇高的精神”)更可能是具有民粹化特徵者。但事實上，認同傳統型領導的人(選擇“遵守由歷史、傳統和前輩定下的習俗和秩序”)無論是在民粹化特徵者還是在特徵顯著者方面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別為70.6%和60.8%，遠高於認同法理型領導的羣體(40.8%和21.1%)和認同克里斯瑪型領導的羣體(55.0%和37.7%)。

民粹化傾向者的四種形象

為更清晰地勾勒民粹化傾向者的特徵，我們對本次調查中由統計分析歸納出的“民粹化特徵顯著人羣”和“有一定民粹化傾向的人羣”，根據如下六個因素做了聚類分析：F1：愛國主義情結自豪感;F2：懷舊情結;F3：非理性程度;F4：反精英主義傾向;F5：政府滿意度;F6：對外交衝突的敏感程度。結果顯示，民粹化傾向者中，可細分出較典型的四種形象，或用更為生動的説法，四張“臉譜”(如圖1所示)。

第一類，自我陶醉型。這類羣體在6個方面均有突出表現：他們有很強的愛國情結;他們是主權高於人權這一理念的堅定支持者;而且，他們很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在高速發展。但同時，他們又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想得過於理想化，認為那時的人們更為淳樸，社會更為平等。這些人很不理性，沉醉於對美好生活的幻想中，對精英主義有極強的牴觸情緒，認為自己的利益因他們而受到損害，因而更可能相信各種形式的陰謀理論。他們不願理解和包容與自己觀念不一致的人，追求想法的絕對同一化。與此同時，他們又缺乏判斷力，容易盲從別人。另外，這些人覺得政府不關心自己，沒能讓自己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對外交衝突極其敏感，容易有過激的民族主義行為。

第二類，怨念深重型。這一類是民粹化特徵較為顯著的人羣，他們的愛國熱情排在自我陶醉型和邏輯混亂型之後，在一定程度上認同為了國家利益應犧牲個人利益。他們沉迷於發現普通人的閃光點;較為突出的是，他們對精英的怨恨、牴觸情緒強烈，且缺乏獨立的判斷力，更可能相信陰謀理論。他們對政府極度不滿，並傾向於把外交衝突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第三類，邏輯混亂型。這一羣體的愛國熱情僅次於自我陶醉型，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信。但他們又覺得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更好，並認為西方政治制度對中國的借鑑意義不多。他們不太理性，對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看法具有一定浪漫主義色彩。但他們對精英羣體的牴觸情緒較低，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包容與自己觀點不一致的人，不會輕易盲從。

第四類，茫然無措型。這是有一定民粹化傾向的人羣，他們有一定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豪感，但這種激情要明顯弱於其他三類人。他們覺得改革開放前中國在某些方面好於現在，但總體來説，理想化程度較低。這類人的非理性程度和對日常生活的浪漫化程度都較低。他們能在某些方面理解和包容與自己有不同見解的人羣，但具有一定程度的盲從心理，希望與他人保持一致。他們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較低，但對於國家的外交問題，他們有較強的民族主義傾向。

中國公眾的民粹情感温度計

為從總體上對中國公眾成為民粹特徵顯著者的可能性作出判斷，我們採用“民粹情感温度計”來評估，評分從0度到100度，如果評分在50度到100度之間，則意味着成為民粹特徵顯著者的可能性較大，需要加以控制和引導;如果評分在0度到50度之間，則意味着成為民粹特徵顯著者的可能性較低，保持跟蹤關注即可。調查發現：中國公眾的民粹情感温度為54.77度。這説明，有大量民眾是很可能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轉化成有民粹化特徵者的。需要説明的是，此種“情感温度”所表明的，只是一個人成為民粹特徵顯著者的可能性，就每個樣本個體來看，即使是情感温度較高的人，也未必具有民粹化特徵。我們分析了分數在60分以上卻不具有民粹化特徵的人，發現這些人雖具有較深的愛國主義情結或懷舊情緒，但因為社會信任度較高，非理性因素較少，並沒有轉化成民粹主義情緒。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了單純的民族主義者與具有民粹化特徵者的區別，並更加凸顯了較高的社會信任度和理性的思維方式作為民粹主義傾向“防火牆”的重要作用。

進一步的結論與建議

要重視民粹主義傾向對國家和社會的消極影響，警惕“未民主先民粹”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民粹主義不只像其通常所表現的那樣，只是面對國際爭端時的極端現象和過激行為。更重要的是，民粹主義是一面鏡子，能夠反映出政治生活和社會政策中存在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針對這些矛盾和問題尋找解決之道，不僅有助於消解民粹情緒，而且有助於提高政治、社會發展的整體水平。另一方面，人們經常單純地把民粹主義看成一種追求民主的思潮。但事實上，即使民粹主義與民主政治不是相互對立的，前者的內涵也要比後者貧乏得多。真正的民主建立在完善的政治制度、明確的權利與義務、充足的社會資本等基礎之上。而民粹主義幻境中的民主，是一種只可能存在於理想化世界裏的純樸而美好的絕對平等狀態，帶有濃厚的反精英、去政治化色彩。因此，避免公眾民粹化，儘量降低民粹化現象帶來的危害，就成了中國特色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轉型時期必須重點解決的問題。

及時、清晰地告知公眾外交事務方面的情況和政策，降低公眾不滿。隨着國際地位的改變，中國目前正在不斷調整和落實國際戰略，從而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在此期間，中國與外國之間發生摩擦和糾紛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首先，這些摩擦並不會阻礙中國戰略轉型的腳步;其次，政府為應對這些糾紛和矛盾做出了積極努力。對此，政府須向公眾充分解釋，避免公眾因感到政府在外交方面過於軟弱而產生不滿。

加強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建設，避免弱勢羣體更加邊緣化。十八大報告強調，必須從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在自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生活水平長期偏低的情況下，民粹化情緒更有可能產生、蔓延。首先，在缺乏保障的窘困狀態下，因無力控制自己生活而產生的焦慮和挫敗感，會使人迫切地尋求一種安穩和熟悉的狀態。這就讓人更傾向於從一個抽象的、同質化的羣體中尋求安慰，接受他們的想法和行為方式，迷失在一種自己可以掌握生活的幻覺中。其次，當人們不得不為基本的生存條件而展開激烈競爭時，更可能產生敵視和排斥他人的情緒，也更可能相信陰謀理論。最後，為生活所迫者，更可能把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狀態看成某種“完美”的狀態，因此而傾向於無限地美化日常生活。因此，正像國家行政學院許正中教授所指出的那樣，通過建立社會普遍服務體系，“向公眾提供具有均等性、全覆蓋、可獲得、公正性和可持續性的公共服務”，才能“為社會的全面進步提供安全底線，為社會的和諧發展提供良好平台，避免出現社會羣體間的對立”。④

加強政治制度建設，促進公民政治參與。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羣眾自治機制，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政治參與的常規化、機制化建設之所以重要，首先因為高漲的愛國情緒與低水平的政治參與之間的結合不利於社會穩定。愛國主義理性的一面，集中表現為個人意志與國家意志的結合，這種結合有賴於良好的利益表達、整合和反饋機制。在缺乏有效的、常規化的政治參與方式時，愛國主義就(往往是被迫的)只剩下了非理性的、情緒的一面。另外，如阿倫特所言，無法參與到社會中的邊緣人，通常會被“無家感”折磨。他們更可能從一種虛無的懷舊情結中尋找慰藉，或者無條件地服從於他們認定的“領袖”，在這種情況下，羣體性事件中的極少數“別有用心”者更容易獲得可乘之機，在特定環境中取得民眾的非理性支持。因此，要消解民粹主義情緒，就必須促進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另外，政治參與和社會信任之間也有相互促進的關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陸益龍教授指出，要解決社會信任問題，最根本的是從制度入手。中國社會沒有一種合適的機制能夠化解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使得不同羣體間的不信任越發嚴重。因此，有必要通過制度的推動，使人們在公共場域進行協調與合作。合理的政治參與，為人們提供了在體制框架和社會規則之下“共同行動”的機會，使人們培養共同感情，發現和睦相處的重要性，並更加認同自己的政治身份和權利。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許耀桐教授指出，只有通過加強傾聽與被傾聽的頻率和深度，使民眾感到自己的聲音被聽到，才能使民眾對國家有更強的歸屬感。

主流文化價值觀應更好地發揮控制和消解民粹主義情緒的作用。近年來，媒體上頻頻出現“最美警察”、“最美女教師”，在讓人感動之餘，無數“最”字形成的極致美化概念集羣，也難免有種空洞和過分理想化的感覺。有人把學者謔稱為“磚家”、“叫獸”，這當然是人們對於學界道德水準和學術素養的正當質疑，但也折射出了一種強烈的反精英主義心態。熒幕上充斥着大量以抗戰和家常瑣事為題裁的電視劇，它們雖然以微妙而討巧的方式與主旋律保持一致，卻很可能會助長非理性的排他情緒和將日常生活浪漫化的傾向。十八大報告強調，在發展文化事業時，要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這就要求我們確保多樣化的文化價值觀能夠和諧共存。因此，即使是在高速增長、快速轉型中的社會，主流文化價值觀中也應適度包含精英主義、保守主義的成分，在穩健與激進之間尋求平衡，從而避免核心價值觀在民粹主義等非理性漩渦中迷失方向。另外，人們越是希望自己的觀點與別人一致，越可能把自己擺在道義至高點上排斥他人。因此，媒體應避免“道德至上”的宣傳和簡單的情緒煽動，而應鼓勵人們積極思考，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避免人們因缺少判斷力而趨於思維同質化。(執筆：吳江，蘭穎)

註釋

1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中國公眾的平等與特權觀念調查報告(2012)”，《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年9月(下)。

2 3 [美]塔格特：《民粹主義》，袁明旭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頁。

4 許正中：“社會普遍服務體系：中國改革話語中的‘萬向節’”，《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2年第3期。

Report of China’s Public Tendency of Populism (2012)

Survey Centre of People’s Tribune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get a grasp of China’s public tendency of populism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We try to firstly analyze one’s eight cor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atriotic complex and nostalgic complex as well as six non-cor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political cognitive interest and then distinguish weather one belongs to the group with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We can find that nearly a third of interviewees owned significant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is survey. Th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certain relationships with consumption level and occupation. We divide those who own significant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into four types. It is helpful to know the social ethos comprehensively, to analyze the underlying social problems and to improve relevant policies if we can comprehend the situation of populist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opulism, patriotic, democracy, questionnaire, positive research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