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重慶模式”在薄王事件後銷聲匿跡(圖)

■ 都市時報記者張賢

瑪雅人預言中的2012年世界末日並未發生，但2012年，卻是“重慶模式”的末日。

從2009年2月香港《亞洲週刊》首提“重慶模式”概念後，過去兩年來，“重慶模式”成為媒體持續關注的焦點，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等人更是為它著書立説，宣稱它“對中國未來改革具有典型意義”。

一直高調宣傳的“重慶模式”為何轟然倒塌？從2012年發生在重慶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瞭解到它背後的暗流湧動。

“重慶模式”的誕生

説到“重慶模式”，就必須提到香港《亞洲週刊》，正是他們在2009年2月的一篇報道中，提出了“重慶模式”的概念。

時逢全球金融危機影響，重慶開創一種新模式來應對危機。這種創新思維被《亞洲週刊》認為是中國抗擊金融危機的新路徑。該刊發表的文章認為，重慶在運作一種改變改革開放前期以“投資及出口拉動經濟”的粗放模式的新經濟發展模式，並且與廣東模式、蘇南模式、温州模式，乃至浦東模式不同，遂稱其為“重慶模式”。

而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對“重慶模式”進行了另一層面的解釋，即“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產，主要市場在海外）”加工貿易類型的新模式。

隨着“重慶模式”的關注度提升，專家、學者也不斷給予闡述。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認為，“重慶模式”主要是重慶創造的“國資增值與藏富於民得以攜手並進”的新模式，即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國企改革發展新模式和所有制結構新模式。

當然，重慶不少特殊的做法也都被歸納進了“重慶模式”範疇，比如“唱紅打黑”、“户籍改革”、“重慶公租房建設模式”等等。

基於這些基礎，2010年10月1日，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教授蘇偉、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將“重慶模式”歸納為：薄熙來主政重慶後，重慶市委、市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重慶直轄以來發展的基礎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從而形成的一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生態發展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發展路徑。它的主要內容是以“314”總體部署為重慶各項工作總綱、打黑除惡、唱傳講讀、五個重慶、民生導向等八個方面。這讓人們看到一個經濟飛速發展、治安環境空間良好、社會和諧穩定的新式重慶。

與此同時，重慶還多次召開“重慶模式”研討會進行宣傳，不乏政府要員參加。比如2010年9月19日在西南政法大學召開的“重慶實踐與新亞洲模式研討會”，重慶市委秘書長、市委研究室主任徐鳴出席會議。會上深入討論了“重慶模式”的相關經驗。

除了在重慶舉行研討會外，2010年11月20日，一個名為“重慶模式”的高層研討會在上海舉行，重慶市委專門派代表出席會議。

隨着“重慶模式”越來越受關注，蘇偉、楊帆等人合著了《重慶模式》一書，大力宣傳“重慶模式”，稱它對中國未來改革具有典型意義。

“重慶模式”遭質疑

“重慶模式”遭遇的變局，有如它的出生一樣突然。對它的質疑也是在一次報道中被提出來的。

2012年1月的重慶“兩會”期間，由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20多家媒體組成“知名媒體看重慶”採訪團赴渝採訪。1月10日，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與採訪團記者座談過程中，《香港商報》記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對‘重慶模式’，有人總結為政府主導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您怎麼看？”

薄熙來回答説：“我們從沒提過什麼‘模式’。如果説重慶的發展有什麼特點，沒別的，就是老老實實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導向的路子走好。”

根據可查的資料顯示，這是薄熙來第一次否認“重慶模式”。

然而，蘇偉、楊帆合著的《重慶模式》一書在介紹“重慶模式”的人格因素時曾作如下表述：“歷史是人民羣眾創造的，羣眾是真正的英雄。但作為人民羣眾的代表，傑出人物對歷史的發展也起着獨特的巨大作用。因此，説到‘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説到帶領重慶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和3200萬重慶人民創造這一新模式的主政人——薄熙來。”

而此前一天，薄熙來在與參加重慶市“兩會”的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時，只用了“重慶探索”一詞，避提“模式”。

不過，“重慶探索”一詞的出現，讓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看到了新的挖掘機會。1月11日，該網發表題為《“重慶探索”比“重慶模式”更重要》的評論文章。文章稱：“模式容易固定，而探索無止境、更具挑戰性和前瞻性，也更具高度和開創性。”

那個誕生於2009年，在2010年、2011年大紅大紫的“重慶模式”一詞，似乎一夜之間被冷藏了。

主政者的垮掉

在“重慶探索”與“重慶模式”兩個詞的轉換還沒有引起太多人關注時，重慶發生了一連串重大事件。

2012年2月2日，重慶宣佈，副市長王立軍不再兼任重慶市公安局局長，以副市長身份分管聯繫經濟領域工作。之前，王立軍在重慶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打黑除惡”運動，成為“重慶模式”的八大內容之一。

王立軍卸任公安局局長後的第6天，2月8日上午，重慶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突然通過其官方微博發佈一條消息：“據悉，王立軍副市長因長期超負荷工作，精神高度緊張，身體嚴重不適，經同意，現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療。”

重慶市政府發佈的這條消息未能經受考驗。2月9日，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在應詢答問時表示：“王立軍於2月6日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1天后離開。有關部門正在進行調查。”

時隔一個月後，3月9日，在全國“兩會”重慶代表團分組討論上，薄熙來首次公開談到“王立軍事件”。他表示自己“用人失察，很痛心，但不會因為這個事件灰心喪氣”。

主政者還沒有灰心喪氣，但中央的反應很果斷。3月14日，温家寶總理在記者會上指出，重慶市委、市政府必須反思“王立軍事件”。次日，薄熙來的重慶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被免去。

4月10日，中央宣佈：薄熙來因涉嫌嚴重違紀，決定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職務，中紀委已對其立案調查。

經中紀委調查，鑑於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和其妻薄谷開來涉嫌故意殺人案件中的錯誤和責任，以及其他違紀違法情況，薄熙來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重慶模式”被宣告不存在

隨着王立軍一案的開庭和薄熙來被移送司法機關，曾經宣稱“對中國未來改革具有典型意義”的“重慶模式”立即銷聲匿跡。曾經在宣傳中被譽為十分美好的重慶，在這期間也頻繁曝出醜聞，且都與“重慶模式”有關。

首當其衝的是“打黑除惡”。王立軍因徇私枉法、叛逃、濫用職權、受賄被判15年有期徒刑之後，曾經標榜“依法辦案”的重慶警方也頻頻被曝出刑訊逼供，製造冤假錯案。同時，先後曝出的“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因言獲罪的勞教冤案，讓市民安全感指數號稱高達96.51%的“平安重慶”飽受質疑。

薄、王倒台之後，有着重慶“紅歌角”之稱的重慶人民廣場停止了唱紅歌。這裏曾被視為重慶“唱紅”的標誌之一，從2008年開始，一直是重慶市民聚集練唱紅歌的地方，也曾舉辦多萬人紅歌大賽。在重慶街頭，曾經隨處可見的“五個重慶”宣傳標語也消失殆盡，只有在一些偏僻地段才可看到“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等字眼。

一切都在悄然變化着，但“重慶模式”再也不曾出現。2012年11月4日，中共十七屆七中全會審議通過中紀委關於薄熙來嚴重違紀問題的審查報告，確認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給予薄熙來開除黨籍處分。

4天后，重慶市委主要負責人在十八大小組討論上表示：“所謂的重慶模式，我認為根本就不存在重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