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新移民工人想要更多 - 彭博社

21歲的何小杰（右）住在他工廠內的五人宿舍攝影：克里斯蒂娜·拉爾森位於北京郊區大興區的一家新娛樂綜合體的前門上方，紅色霓虹燈牌簡單地寫着“溜冰場”。裏面，女歌手Lady Gaga的《撲克臉》在揚聲器中響起，閃光燈將紅色和綠色的光點投射在硬木地板上。附近的服裝廠的年輕農民工通常在週末工作，每月只有兩到三天的休息時間。因此，只有在晚上加班結束後，大約在晚上9點或10點，才會開始聚集人羣。

在最近的一個星期日下午，溜冰場只有少數早期滑冰者。其中有一個五口之家。（許多農民工家庭能夠無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胖乎乎的3歲女孩哲芳，穿着黃色的夏裝，扎着短辮子，頑皮地拉扯着她5歲哥哥滑冰鞋的鞋帶。她的另一個9歲哥哥在溜冰場上全速奔跑。父母聚平和新芳都29歲，七年前從江西省搬到這裏。今天是他們一年中為數不多的幾天能夠作為一個家庭在一起的日子。由於父母缺乏北京的户口——或居住證——他們無法將孩子送入當地學校。兩個男孩現在和他們的祖父母一起生活在江西。新芳説她“真的希望我們的女孩在哲芳上學後能和我們在一起”，但她知道這不太可能。她將小女孩抱在懷裏，温柔地撫平從辮子中散落的雜發。

中國偉大的現代遷移從鄉村到城市大約開始於30年前。從1980年代開始，華南地區的新工廠開始生產出口商品，並吸引了那些在流水線上能賺得比在農田上更多的工人。在1980年代和90年代，離開家鄉的大多數人都是年輕的單身人士，就像Leslie Chang的書中描述的女性，工廠女孩。大多數移民預計工作幾年，存錢，最終返回家鄉。然而，近年來這種模式顯著改變。政府規劃文件將1980年後出生的移民稱為“新一代農民工”，而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報告顯示，他們與前輩的不同。正如Juping和Xinfang作為一對帶着小孩的已婚夫婦搬到北京一樣，幾項研究表明，現在大多數農民工都是與至少一名家庭成員一起遷移的。

北京的大興區位於六環路之外，距離市中心90分鐘車程。當地政府積極吸引從幾百名員工到不足十名員工的服裝工廠。來這裏的工人大多是十幾歲和二十多歲的人。與前幾代人一樣，他們帶着不多的積蓄和充沛的幹勁來到這裏開始新生活。但他們比父母更懂技術、更關注時尚和受過更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他們期望永久融入城市生活——這對政府施加了更緊迫的壓力，要求改變中國目前僅向那些難以獲得城市居住證的人分配社會服務（包括教育和醫療）的制度。

在他最近的書中，中國的城市億萬，分析師湯姆·米勒（Tom Miller）來自GK Dragonomics寫道：“調查顯示，大多數新一代農民工[沒有]打算回到貧困的農村生活。”在解釋這種態度轉變時，他指出：“他們的教育水平明顯高於父母，通常更快適應城市生活。他們希望成為完全合格的城市公民，享受現代消費生活方式。”

21歲的何小杰站在街角，仔細用智能手機的攝像頭檢查自己蓬亂的頭髮。前面高，側面短的髮型有點像年輕的約翰·特拉沃爾塔。他穿着閃亮的黑色褲子、尖頭黑鞋和一件幾顆釦子未扣的黑襯衫，露出項鍊的閃亮。他去年從江西省來到這裏，現在住在工廠內的五人宿舍，每月賺約3000元（485美元）。他有一個女朋友，但“她今晚還在加班。”

在等待期間，他開始在智能手機上玩在線遊戲。互聯網在中國迅速擴展，主要是由像何這樣從未擁有過筆記本電腦或PC的人推動，他們現在使用能夠上網的移動設備。“如果不是智能手機，誰會用它？”他問。與過去那些穿着拖鞋和睡衣上班的農民工相比，何和他的朋友們精心打理他們的城市形象。大興的塵土飛揚的街道上現在有幾家理髮店。根據一位理髮師的説法，男士和女士的理髮費用為10元（1.60美元），而波浪卷、非對稱剪髮和紅色染髮尤其受歡迎。

徐輝，一位來自山東省的25歲年輕人，在一個小型服裝作坊工作攝影：克里斯蒂娜·拉爾森

“今天的年輕工人想要的比我們當年更多，”49歲的前工廠工人轉型為作家的張麗佳説，她的回憶錄*社會主義是偉大的！*講述了一個早期的流水線時代。“他們想要快樂，而不僅僅是勉強度日。他們在物質上更為富足，今天的要求也更高。”

日落後，蜿蜒的小巷迅速變得昏暗，這裏沒有路燈。但在晚上9點，幾家作坊的燈光依然亮着。裏面，機器的持續嗡嗡聲與工人收音機裏的音樂相互競爭；一首流行歌曲的合唱重複着：“我不再是以前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