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將不確定性歸咎於疲弱的復甦 - 彭博社

近年來，批評奧巴馬政府和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一個反覆出現的觀點是，經濟不確定性的上升是導致大衰退後復甦乏力的原因。這個觀點認為，由於政府的政策（如《平價醫療法案》）和美聯儲的非常規量化寬鬆，經濟不確定性達到了異常高的水平。由於對未來經營成本缺乏清晰的認識，首席執行官們推遲了招聘和投資，從而抑制了增長。

這聽起來很合理，不是嗎？在經濟困難時期，共同的不確定感——實際上是悲觀情緒——確實往往會上升，而在經濟繁榮時，不確定性則會下降——你好，樂觀情緒。然而，經過反思，認為加劇的不確定性是疲軟復甦背後的原因並不令人信服。

首先，還有更強有力的理由解釋經濟不夠強勁。家庭從歷史性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中恢復並擺脱創紀錄的債務負擔需要時間。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約翰·梅金估計，“2008年房地產泡沫破裂及隨之而來的全球金融危機摧毀了前所未有的22%的美國財富。”他表示，“考慮到2008年財富損失的前所未有，全球金融危機對美國消費、儲蓄和投資產生了持久影響，並伴隨着旨在緩解痛苦的創紀錄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難怪如此。”在這種觀點下，不確定性是大衰退和金融危機的一個持續副產品，而不是原因。

此外，雖然“不確定性”這個詞聽起來確實不好，但它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本質。當企業對政府政策的影響感到確定時又是什麼時候呢？一個小但具有啓示性的例子：華盛頓的税收基金會指出，自1991年以來，税收支出——扣除、抵免、排除、豁免和其他税收優惠——的數量增加了96%，超過了200項條款。一些穩定性。

更重要的是，在由全球化和技術進步這兩種動盪力量定義的經濟中，不確定性是正常的。可以説，不確定性和創新實際上是同一資本主義硬幣的兩面。“因此，正如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首次看到的那樣，現代經濟的企業項目的無協調性導致未來以非常不確定的方式和規模展開，”諾貝爾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在他的新書中寫道，大繁榮。“關於未來，凱恩斯寫道，‘我們根本不知道。’”換句話説，過去總是顯得比未來更容易理解和可預測。

我們不知道隨着美聯儲開始縮減購債規模，利率將會上升多高和多快。我們不知道總統將提名誰來擔任下一任美聯儲主席。我們不知道新興市場在未來幾個月將放緩多少。我們不知道新的健康保險交易所在十月開業後將如何高效運作。已知的未知和未知的未知的清單很長。然而，市場和消費者似乎對這種不確定性泰然處之，經濟信心（蓋洛普民調指標）保持良好（儘管從5月的高點有所下降），標準普爾500指數在8月達到了年度峯值。

直到現在。戰爭是不同的。戰爭對經濟有害，至少，美國針對敍利亞的空襲前景大大提高了不確定性水平。軍事打擊的歷史充滿了誤判。在敍利亞的情況下，隨着埃及、利比亞和其他阿拉伯國家動盪，聖戰組織利用地區衝突，和與以色列的深層緊張關係，升級災難的風險很大。“戰爭迷霧”這個説法提醒我們，從科索沃到伊拉克再到阿富汗，軍事衝突很難控制。還記得入侵伊拉克時説會很短暫嗎？當然，外科手術式的打擊可以實現懲罰巴沙爾·阿薩德因在敍利亞平民身上使用化學武器的目標，幾乎沒有溢出效應。但沒有辦法確保這一點。

事情是這樣的：美國在敍利亞的軍事行動的轟鳴聲與十月的債務上限危機或甚至政府關門的討論之間存在一種奇怪而令人不安的脱節。（十月中旬是政府應該面臨債務上限的時候。）債務上限的對峙是一個自我造成的危機，在普通情況下有損信心。現在，隨着敍利亞衝突日益升級，任何關於政府關門和債務上限槓桿的討論都是極其危險的。國會——實際上是眾議院的共和黨人——應該採取戲劇性措施，以在這個極其不確定的時刻給投資者和企業至少提供一點確定性：將債務上限危機和政府關門的威脅排除在外。這一承諾將有利於經濟，至少可以説，這是負責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