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稀缺如何限制中國 - 彭博社

在中國湖南省中部的申寨村，一位農民在乾旱中耕作他幾乎乾涸的稻田攝影：Imaginechina通過美聯社圖片中國的廣袤無垠可以説既是其最大的優勢也是最大的劣勢。中國可以利用13億人的人力和智力，但它也有13億人需要養活、提供教育和醫療服務，以及供給能源。在慶祝或哀嘆中國崛起時，分析師可以強調這一硬幣的任一面。芝加哥保爾森研究所的研究員達米恩·馬和PNC金融服務集團的高級國際經濟學家威廉·亞當斯，撰寫了一本新書，探討稀缺性這一概念的多個方面——從自然資源到隱含的政治限制——並考察其對中國未來和世界的潛在影響。《在十億人後面排隊》的作者最近與商業週刊分享了他們的想法。

自然資源是稀缺性限制中國的最具體例子，所以我們從這裏開始。你認為中國最嚴重的環境限制是什麼？

**達米恩·馬：**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的自然資源與人口比例本身就很低。可以説，中國的“默認設置”就是資源稀缺——幾乎唯一豐富的資源是煤，這也是它使用如此之多的原因。但這將成為一個越來越大的問題的原因是，中國當前的增長模式嚴重加劇了從水到土地再到能源的資源稀缺。而我們懷疑，這種增長模式對有限資源的全面影響將在未來十年更加明顯，因為國家將面臨這種增長的環境和資源成本。更不用説氣候變化影響的加劇可能會對這種稀缺性施加進一步壓力。

如果我必須選擇一個，我會説水資源短缺將是最嚴重的挑戰。中國的人均淡水可用量僅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美國的密歇根湖單獨就包含了大約4%的世界淡水。難怪許多中國人羨慕美國，看到無盡的肥沃土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口在爭奪這些資源。展望未來，中國將面臨對水的重大競爭需求，不僅來自工業化和農業，還來自隨着中國繼續城市化而增加的城市消費者。

中國城市化計劃的一個關鍵障礙——以及刺激消費經濟的願望——是長期存在的户口居住證制度，這限制了新城市移民獲得當地醫療、教育和其他服務的能力。通常這被討論為社會公正問題，但在你的書中，你從稀缺的角度看待户口制度。你能稍微解釋一下嗎？你認為可能的聰明或合理的前進方向是什麼？

**威廉·亞當斯：**從現實政治的角度來看，你可以説政府歷史上使用户口登記制度，或*户口，*來維持城市中產階級的支持，他們基本上樂於讓當局阻止農村中國人湧入城市學校和醫院，或壓垮養老金基金。公共支出的城市偏見是中國城市中產階級仍然支持政府的重要原因，儘管存在互聯網審查、腐敗和其他投訴。

但是，將農村中國人遷入城市並允許他們參與城市化和以國內為導向的經濟的需求意味着，户口登記制度與國家的增長戰略越來越不兼容。這個系統不會一夜之間改變，但政府可能會逐步平衡城市和農村家庭在醫療、教育和養老金方面的獲取，以使城市化過程成為可能並減少不穩定性。

這一變化對中國經濟未來的構成具有重要意義：例如，健康服務和退休護理在未來十年內可能會比中國退休人口的快速增長所暗示的增長得更快。這讓人想起十年前中國增長主題的情景——強勁的世俗增長和可尋址市場的滲透率上升，導致某個行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整體經濟。

你的書還討論了高質量教育作為中國稀缺資源的問題。每個中國年輕人生活中最重要和痛苦的里程碑之一就是準備和參加令人畏懼的高考大學入學考試。對於中國的大多數大學來説，錄取完全基於高考成績（有時還包括賄賂），這使得學生在考試中表現良好的壓力巨大。你能談談這如何影響中國的中等教育嗎？

**馬：**我們當然不羨慕中國的高中生。社會壓力如此之大，正是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頂尖學校的選擇名額是多麼有限。我們書中有一個特別的軼事，講述一個家庭決定在他們的兒子完成高考之前不告訴他他的母親已經去世。這基本上捕捉到了在當今中國，教育成就競爭可以變得多麼激烈和令人心碎。

這種“公共產品”的稀缺性在我們看來有幾個影響。首先，這可能會使中國城市居民更難放棄他們的城市居民身份特權，這使他們在進入好學校時佔有優勢。這也可能加劇城市居民與現在幾乎永久居住在城市的流動居民之間的社會分裂。其次，國內對有限資源的競爭如此激烈，以至於越來越多的年輕中國人，尤其是那些有經濟能力的家庭，將選擇“退出”他們的教育系統，去國外獲得學位。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情況在美國發生。但如果國內系統不改變，更多的中國學生將希望在西方國家嘗試他們的機會，那裏的高考（中國人認為SAT相比之下簡單得多）並且教育質量被認為要高得多。

關於教育的話題：每年當泰晤士高等教育發佈其 世界大學排名——以及其他機構發佈他們自己的名單時，如果任何中國大學進入前50名，這在國營報紙上總是會成為頭條新聞。事實上，政府資金的不成比例地流向了將中國頂尖大學——尤其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而對其他大學的支持則遠遠滯後。你認為中國在集中資源方面做出了正確的選擇，還是這隻會加劇特權和不平等的問題？

亞當斯 在未來一代中，中國經濟增長的最終驅動力將是普通中國工人所擁有的技能質量。因此，作為一名宏觀經濟學家，我主要關注的是典型中國教育的質量，而不是少數精英學生的情況。但是，如果目標是提高普通教育的質量，是通過廣泛投入資源來實現，還是通過創建卓越中心來實現呢？

我並不相信這個問題有明確的答案。無論如何，中國政府，甚至更多的是普通中國家庭在教育下一代方面投入如此多的資源，強烈表明這個國家正在培養逃脱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人力資本。這是另一個原因，為什麼即使在工業化和城市化放緩之後，中國仍然可以被期待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場之一。

你書的最後一部分討論了稀缺如何影響中國政治。你能解釋一下“政治稀缺”是什麼意思嗎？你認為中國當前的領導人是否充分意識到其影響並能夠管理風險——能持續多久？

馬： 我們真正的意思是中產階級中國人所要求的那種制度的稀缺。換句話説，這是一個供給側的治理挑戰。中國政府現在必須應對一個更加多元化的社會和中產階級，他們可能不再完全相信過去幾十年在威權中國的穩定換增長的舊交易。

有一整代中國人，他們在40多歲、30多歲以及更年輕的年齡段，對之前物質匱乏的時代幾乎沒有概念。他們對政府應該如何運作有着更現代和更高的期望。這種明顯的代際斷裂將是中國國家需要調和的巨大挑戰。中國如何應對這些問題將決定它在政治和社會上可能成為怎樣的國家。對我們來説，這似乎是一個比明年經濟增長7%還是7.5%更為重要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