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獨生子女政策無法解決中國的勞動力短缺 - 彭博社

通過宣佈他們的意圖放寬該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的領導人希望平息公眾對變革的廣泛渴望。但放寬人口控制措施可能不足以扭轉一個更大的長期挑戰：這個被稱為“世界工廠”的國家正在面臨勞動力短缺。

三十年來，似乎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幫助吸引外國製造商在中國南方設立工廠，生產數千萬件 T恤、玩具、電子產品等——這反過來又推動了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並將低成本的“中國產”商品擺上了沃爾瑪在全球的貨架。從1979年到2012年，中國商品出口（PDF）從140億美元激增至2.1萬億美元。外國投資在1990年代初開始激增；到2011年，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出口佔比達53.4%。在她2008年的書中《中國價格》，記者亞歷山德拉·哈尼展示了低工資和低監管標準如何“[重新繪製了全球製造地圖，併為下一個經濟超級大國奠定了基礎]。”但書的最後一章暗示這個時代不會永遠持續下去。而現在，這個廉價勞動力的源泉正在枯竭。

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絕對人數在去年首次下降。從工廠主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是年輕人的數量，他們最常在流水線上工作。從2008年到2010年，18歲的人數減少了五分之一。此外，2000年至2010年間，大學入學人數從220萬增加到660萬，增長了三倍。結果是勞動市場突然緊縮。2000年，中國有2200萬不在學校的18歲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到2010年，這一數字降至1500萬。緊張的勞動市場迅速推高工資，正如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亞瑟·劉易斯在其“劉易斯拐點”理論中所解釋的那樣。在他們的新書在十億人後排隊中，作者達米恩·馬和比爾·亞當斯認為，中國的紅利已經讓位於“人口後遺症”。

不僅是人口統計，態度也迅速發生了變化。“年輕一代不想在工廠工作——他們想在服務業、互聯網或其他更輕鬆的工作中工作，”富士康的負責人郭台銘在最近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論壇上對媒體表示。“在製造業，勞動力的總需求現在超過了供應。”

在北京郊區的大興區，幾家服裝廠位於此地，年輕工人們現在炫耀着智能手機，穿着刺繡牛仔褲，留着燙髮和塗指甲油——與十年前許多人在工廠裏穿拖鞋和睡衣的標準工作服相去甚遠。21歲的服裝工人何小杰，長得像年輕的約翰·特拉沃爾塔，月薪3000元（492美元），對任何人曾經滿足於僅僅使用一部普通手機感到不可思議。“如果不是智能手機，誰會用它？”像許多1980年後出生的中國農民工一樣，他對未來有着比前輩更高的期望。

“第一代農民工通常沒有機會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或技能去尋找更好的工作，”北京億聯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黃樂平説，該中心經常幫助農民工。“但1980年後出生的人就不同了。他們強烈希望融入城市生活，並關注他們的職業是否能提供社會保障和其他福利，以便在城市紮根。”簡而言之，他們期望更多。

簡單地在公告欄上發佈招聘信息就能吸引一波新申請者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約翰·劉，位於東莞的哈德森國際公司的老闆，該公司在玻璃和陶瓷上塗漆和貼花，他表示他理解為什麼流水線工作失去了吸引力。“中國的生活條件迅速改善。年輕人現在不必如此辛苦地謀生，許多人有父母支持他們。”隨着中國服務業的發展，各種新的就業機會不斷湧現，提供了更多選擇。“很多90後無法忍受這種重複的[工廠]工作，所以他們選擇待在家裏或做非常簡單的收銀工作，”劉説。“找到工人變得越來越困難。”

在許多方面，中國工人的變化和命運是積極的：這對工人來説肯定是好事，他們現在的工資更高，談判能力更強。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這對整體中國經濟也是有利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將經濟從投資和出口驅動的增長轉向國內消費。隨着口袋裏有了更多的錢，工人們可能會成為消費者。但這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的趨勢也給跨國公司和受益於中國廉價製造勞動力的消費者帶來了一些潛在挑戰。

一些製造商現在正在將勞動密集型輕工業轉移出中國。耐克現在從越南採購的產品比從中國更多。例如，其他公司正在將工廠從中國高成本的沿海省份遷移到更便宜的內陸地區。2011年，富士康宣佈將其在深圳的35萬工人生產設施的大部分遷移到河南省中部。董事長郭也談到了安裝100萬機器人以自動化部分裝配線的計劃；目前已有2萬台機器人到位。

所有這些舉措都有侷限性。雖然內陸的工資落後於沿海中國，但也在迅速上漲。自動化需要大量的前期資本投資。印度尼西亞、越南和印度等國缺乏與中國相匹配的關鍵基礎設施，如道路和港口，並且“這些國家的工人效率較低——產品缺陷更多，”上海中國市場研究集團的董事總經理肖恩·瑞恩説，他是最近出版的書籍《廉價中國的終結》的作者。管理與美國批發公司Horizon的供應商管理的曼朱拉·維傑拉馬錶示，成熟的組件生產集羣仍然使中國具有很大優勢。“對於手工藝業務，你在這裏已經擁有了一切——塑料、木材、紙張、膠水和油漆。我們的產品組合相當複雜，因此我們很難從其他地方獲得與這裏相同的增強價值。”

結果是，沒有其他國家會像2003年的中國那樣為製造商提供同樣優厚的交易——根據 瑞銀投資研究的數據顯示，2003年是中國出口成本以美元計價下降的最後一年。“十年或更長時間以來，中國輸出了通貨緊縮，為西方消費者帶來了低價格，”北京GaveKal Dragonomics的研究分析師湯姆·米勒説。現在，中國的價格正在迅速上漲。到目前為止，公司承受了較低的利潤率，並沒有將更高的成本轉嫁給西方消費者，但在某個時刻，“中國的變化將導致國外消費者價格上漲，”米勒説。

至於中國本身，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的領導團隊一再呼籲“經濟再平衡”——旨在降低固定投資和低端製造業在GDP中的比例，增加來自國內消費、服務業和高價值製造業的比例。雖然中央政府可能不會對小型低利潤工廠倒閉感到悲傷，但這並不意味着有足夠的安全網來緩解伴隨中國製造業重組而來的不可避免的失業和創造性破壞。而且，儘管中國政策制定者希望看到一個藍領工人減少、白領工人增加的國家，但經濟尚未產生足夠的專業工作來吸納每年大量的 大學畢業生，導致了顯著的不滿。儘管上週共產黨領導層公佈了改革，但現代化中國的任務遠未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