釘子户的抗爭“藝術”-呂德文
釘子户抗爭是一門技術，很多抗爭技術都是就地取材，由於被實踐證明具有實效性，被各地的釘子户廣泛採用，成為固定的抗爭手段。
抗爭需要技術
抗爭技術，尤其是已成固定劇目的技術，一般都具有剛柔相濟的特徵。大多數情況下，釘子户抗爭只是宣示其逐利的目的，因此，其行為具有模稜兩可的性質，既要保證不與拆遷方徹底鬧翻，又要傳達其獲取更多利益的決心。
通常情況下，“家庭困難”是一個首選策略，因為這一策略既可以達到釘子户示弱的目的，是一個柔性策略，又可以達到將釘子户置換成“困難户”的效果。在新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下，“關心羣眾生活”與“注意工作方法”有必然聯繫，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是不能置弱勢羣體於不顧。這一技術並不容易奏效，因為在拆遷補償越來越高的情況下，即便是原來足夠貧困的家庭也可因拆遷而一夜暴富。
近日出現的浙江温嶺“最牛釘子户”羅寶根宣稱政府的拆遷補償款過低，“家庭困難”無法重新蓋樓，媒體一開始的報道也普遍聚焦於此，可稍微琢磨一下當地政府的拆遷補償安置方案，羅寶根可以獲得幾百萬元的補償，説其一夜暴富一點也不誇張。前兩年武漢土庫村的被拆遷户童貽鴻，成為該地500餘户被拆遷户中的唯一一户釘子户，其重要理由之一也是家有一個腦癱兒子，需要幾十萬治療費用。可按照政府的拆遷補償方案，童家可獲千萬補償，童家則要求獲得3000萬補償，童家顯然不困難，而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利益。至於廣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改造，每一次改造都要製造幾十個千萬、億萬富翁，已經不是新聞。
既然“示弱”已無意義，那麼就得顯示其獲利決心，這一決心的客觀指標是時間以及與拆遷方的接觸頻率，而其技術要領則是“拖”。通常情況下，釘子户要適當拉開自己的要價與政府設定的補償標準之間的距離，因為距離過小，政府無需做太多工作，被拆遷户根本就無可能成為釘子户，距離過大，又顯得過於無理，很容易激怒政府，使其很可能不予理會，最後以強制手段予以解決。
一個聰明的釘子户必須學會審時度勢，在剛柔相濟中“走鋼絲”，稍有不慎，滿盤皆輸，因此，其技術選擇極為重要。選擇的手段太過於柔弱，僅僅説幾句狠話是沒有意義的，很難引起注意，也容易為簡單的拆遷技術所化解。絕大部分被拆遷户早早地就簽訂協議，除了預期要價與拆遷補償標準的距離比較接近的原因外，還與熟人社會邏輯密切相關。
比如，一個在乎自己面子的人，很難成為集體行動中的異類，更難以忍受唯利是圖的風言風語，他們或者迫於政府派來做工作的熟人（一般都是有交情的親戚朋友）的軟磨硬泡而屈服，或者屈服於社區和拆遷方有意無意製造出來的風言風語。選擇的手段過於強硬也是失策的，容易激起政府的反彈。從補償距離的角度上看，一部分被拆遷户本無必要拖到最後成為釘子户，原因在於被拆遷户一開始採取的手段過於激烈，迫使地方政府也採取 “拖”字訣，讓其感到社會壓力。
宜黃事件中的鐘家是個典型， 鍾家還在拆遷工作的初期即採取了過於強硬的手段，其家人不斷上訪，找媒體曝光，甚至將記者帶到相關部門，這當然讓地方政府無法忍受，判定其是無理取鬧，最終釀成悲劇。相反，重慶“最牛釘子户事件”中的楊武、吳蘋夫婦卻將“走鋼絲”走得極為平穩，一點也不兇險。夫婦倆並未説過狠話，且積極配合與開發商的談判，為了充分掌握主動權，楊、吳從未報出自己貨幣補償的底價，而是讓對方不斷出價，其要求是要原地還建，如果不是吳蘋為了規避風險堅決要求在安置協議上加蓋一個章，根本就不會出現最牛釘子户的網絡轟動。即便是到了最後，楊武也只是依靠拳頭堅守那一棟樓，加上吳蘋適時引入媒體關注，標誌性的紅旗、標誌性的語言，軟中帶硬，讓開發商儘管獲得了行政仲裁的支持也不敢貿然強拆。重慶“最牛釘子户”終於獲得了勝利。
媒體在呈現釘子户抗爭的鏡頭時，總是喜歡呈現那些失敗的慘烈的抗爭技術，比如自焚。自焚往往是最為激烈的抗爭手段，但這一技術明顯剛烈有餘、柔性不足。儘管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傳達釘子户的抗爭決心，最大可能地震懾拆遷方，並有可能暫時終止強拆行為，但是，這一技術實際上是一個死局，它不僅將釘子户抗爭逼入絕境，也將地方政府逼入牆角。正常情況下，地方政府敢於強拆，肯定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地方政府之所以為自焚行為所震懾，並不表示屈服於釘子户的要價，而是為了避免對發生惡性事件及公共事件的政治和行政擔責。況且，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既然自焚只是一種抗爭技術，那麼沒有一個釘子户會真正自焚，這一行為很難讓地方政府完全滿足釘子户的要求。如果釘子户有經驗，那麼，他就應該有所妥協。
大多數自焚事件的發生， 都是意外，非常殘酷的是，這一意外對於釘子户而言，是徹底的抗爭失敗，但對於地方政府或拆遷方而言，卻是徹底地將拆遷僵局解套了。因為大凡要採取自焚策略的釘子户，絕對是少數，地方政府並不是沒有能力支付少數超標準的拆遷補償，他們缺少的是支付的理由，而死人是一個最好的理由。更有甚者，如果地方政府不想當好人，它甚至可以倒打一耙，以暴力抗拆和危害公共安全的名義徹底制服釘子户。
200 9年11月13日，成都的唐福珍在強拆現場自焚，最終在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當地政府事後仍然將此事定性為暴力抗法，只是象徵性地將現場指揮的執法局長免職，並且，免職的理由與以死抗爭無關，而是現場處置不力。宜黃事件也極為典型，2010年9月10日鍾家幾個家人在拆遷現場疑似自焚，三個人不慎燒傷，其中一人在幾天後救治無效死亡，宜黃縣政府在兩天後的情況説明中也將所有責任歸於鍾家，甚至還暗示可以追究其危害公共安全的責任。如果不是媒體較早地介入此事，鍾家的遭遇可能與唐福珍一家如出一轍。
浙江温嶺的“最牛釘子户”
媒體與釘子户
可見，無論抗爭技術多麼高超，也容易被更為精巧的拆遷技術化解。但是，絕大多數媒體介入的釘子户抗爭事件，釘子户都會陡然間佔據優勢，而地方政府則轉為被動，這是為何？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絕大多數媒體報道的傾向都極為明確，都站在釘子户一邊為其伸張權利，無形當中改變了釘子户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力量對比。與媒體聯盟的釘子户變得異常強大，受到媒體質疑的地方政府則變得異常弱勢，因為跳出具體的拆遷工作，地方官員得承擔公共事件帶來的問責危機，拆遷公司也得避免其聲譽受到損害，而媒體介入天然具有公共性。直接的原因則是許多釘子户在媒體關注下創造更多的抗爭技術，讓傳統拆遷技術無以化解。重慶最牛釘子户事件是個典型的公共事件，媒體介入激發了釘子户抗爭技術的創造。比如，樓頂上揮舞的紅旗，曾是拳擊手的楊武堅定有力的姿勢，吳蘋層出不窮的經典權利話語，都成為過後釘子户抗爭的固定劇目，事後台灣某地的拆遷現場，也出現了釘子户房頂上揮舞紅旗的抗爭劇目。在這些抗爭表演的狂轟濫炸下，拆遷方幾乎沒有招架之力，儘管有強拆的法律依據，但最終卻迫於輿論壓力向釘子户妥協。
前已述及，正常的釘子户抗爭事件，自焚是最後一道劇目，地方政府在這個抗爭表演過後，反而有足夠的空間繼續化解僵局，但宜黃事件是個例外。幾乎可以肯定的是，2010年9月10日的事件，也是鍾家抗爭的一部分。因為當天並沒有強拆的跡象，鍾家採取“自焚”的抗爭技術，條件是不成熟的。真正讓人讚歎的是，幾天之後鍾家與媒體密切配合，創造了諸多抗爭劇目，比如，機場圍堵（微博直播）、搶屍事件等，尤其是機場圍堵事件，如果沒有媒體的配合，如提供技術（微博）、設定劇目（女洗手間通話），宜黃事件不會轟動一時。也正是在媒體的配合下，自焚事件之後的鐘家反而創造出新奇的抗爭技術，並最終迫使撫州市政府出面化解。某種意義上，地方政府自始至終都未曾向釘子户妥協，而是向媒體和社會壓力妥協，因為地方政府對宜黃事件的定性從未改變。
媒體報道不僅激發了釘子户創新抗爭技術的熱情，且將個體的釘子户抗爭事件轉化成為公共事件，可問題是，媒體並不是對所有釘子户抗爭事件都有報道熱情，宜黃事件在發生疑似自焚事件以前，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事件，其間也有媒體的零星報道，但幾乎沒有任何社會影響。因此，從媒體的角度上看，只有那些有足夠的社會影響力的事件，才值得介入，因此，同樣殘酷的是，恰恰是那些已發生強拆、尤其是已經出現惡性事件的釘子户抗爭事件，媒體才會積極介入，諸如唐福珍事件、宜黃事件，這對於釘子户抗爭的本意而言，已經遲了。
如果沒有惡性事件，那一定要找一些噱頭博取眼球。比如，2010年5月，武漢東西湖區一農民自制土炮，並在田地裏蓋了“炮樓”抗強拆，媒體將之與阿凡達相比較，作為炒作的典型；2010年11月20日，武漢土庫村的釘子户童貽鴻將拆遷人員砸傷，在新京報記者的配合下打“飛的”到北京自首，又製造了一個噱頭。只是，這些抗爭表演並沒有持續性，對於拆遷方來説，只要忍一忍，就可挺過去，但對於媒體來説，炒作具有時效性，隨着時間的流逝，媒介動員的效果就將大打折扣。因此，童貽鴻一開始以涉嫌尋釁滋事被逮捕，卻最終以故意傷害罪判刑4年，判賠19萬餘元，媒體的報道絲毫不影響司法判決，因為這一過程已與釘子户抗爭沒有多大關係。更有甚者，媒體報道對釘子户可能還是幫倒忙，2012年11月下旬曝光的浙江温嶺最牛釘子户事件，對釘子户羅寶根並非好事，因為隨着拆遷信息的披露，羅寶根做釘子户的理由越來越站不住腳，羅寶根終於迫於壓力簽訂拆遷協議。
從根本上説，媒體和釘子户之間具有完全不同的目的，釘子户抗爭只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利益，媒體關心的是將釘子户抗爭個案操練成公共事件，以達成特定的目標，兩者在特定情況下可以聯盟，共同向地方政府施壓，比如重慶最牛釘子户事件，釘子户有通過媒體報道抗拒強拆，迫使拆遷方接受其要求的訴求，媒體也有通過此事件宣傳《物權法》的需求，兩者一拍即合，釘子户與媒體之間達成了雙贏的效果。但是，一旦兩者的目標出現競爭，這一聯盟必然破裂，比如，武漢土庫村的釘子户童貽鴻和新京報合作了一次打“飛的”的噱頭之後，因抗爭表演的不可持續性，媒體無法再繼續報道。宜黃事件最為典型，疑似“自焚”事件很可能是鍾家為配合媒體報道做出的抗爭表演，當這一表演出現意外後，兩者進行了更加緊密的配合，導演了“機場堵截”、“搶屍事件”、“微博直播”等劇目，而一旦撫州市政府滿足鍾家訴求後，鍾家立馬退出了抗爭表演，媒體報道也逐步減少。因此，媒體介入並不是釘子户抗爭技術裏的殺手鐧，利用這一技術的成本極高，效果也難以保證。
從媒體報道的釘子户抗爭事件來看，大多數釘子户都沒有掌握抗爭的藝術，因為沒有掌握好剛柔相濟的原則，未能在“踩鋼絲”的過程中保持平衡，最終出現了諸多悲劇。
（原文發表於《社會觀察》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