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透明的“透明國際”-顧京軍
12月5日,總部設在德國柏林的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發佈2012年度全球腐敗指數報告。在該排行榜的176個國家和地區中,丹麥、芬蘭和新西蘭清廉度並列第一,阿富汗、朝鮮和索馬里並列倒數第一,中國位居第80位。消息傳到中國,又戳到了老百姓的興奮點,反應兩極。一派認為中國太差勁,排名那麼靠後;另一派則認為,中國還不算太糟糕,排名居中。刺眼的是,“被美國暴力推行民主”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排名墊底。
動口不動手
“透明國際”手執反腐倡廉的寶劍,自然佔領了道德制高點。
成立於1993年5月的“透明國際”發展很快,如今在全球設有超過100個分部,定位為“致力於監視和公佈各地的企業和政治腐敗的非政府組織”。
透明國際是這麼描述自己的:“它將全世界的人團結在一起,要終結腐敗對全球男人、女人、小孩的致命性影響。它的使命是創造一個沒有腐敗的世界。”那麼,透明國際是怎麼反腐的呢?
大體來説,透明國際的反腐方式是動口不動手。它不承擔腐敗個案的調查和揭露,只是開發一些統計工具,並與其他公民社會組織、企業和政府合作,不斷改進這些工具。
它每年公佈一次各國的 “貪污感知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一般縮寫為CPI),也有譯成“腐敗印象指數”或“清廉指數”的。應該説,譯成“清廉指數”要通俗易懂好多,但這個詞組裏獨有的神韻,卻被遮蔽掉了。
從1995年起,透明國際開始發佈“貪污感知指數”。後來,又陸續發佈年度全球腐敗報告、全球貪腐趨勢指數。1999年,透明國際開始發佈年度行賄指數,評估一國的跨國企業可能行賄的程度,並進行排名。
這麼多年下來,透明國際也取得了一些成績,除了讓一些發展中國家難堪,它最大的成功是推動了反腐敗話題的流行。國際機構,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將腐敗視為發展的主要障礙。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這個話題並沒有被廣泛討論。透明國際對《聯合國反腐敗公約》(2000年12月開始立項擬定,2003年10月31日審議通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反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務員公約》(1999年2月開始生效,簽約國家必須將賄賂外國公務員視為犯罪,並給予法律懲處)的出台,也起了關鍵性作用。
彼得·艾根其人
為了深入瞭解透明國際,有必要介紹一下其創始人彼得·艾根(Peter Eigen)。1938年6月11日,艾根在德國奧格斯堡城市出生,大學學的是法律,並在法蘭克福大學取得法學博士學位。1963年,他獲得美國的“富布賴特獎學金”,在美國待了一年,又遊歷了中南美洲,對那個地區的腐敗深惡痛絕,十分同情當地被獨裁者壓榨的人們。
博士畢業後,艾根留校任教一年。1966年9月,他到美國的喬治敦大學做研究。1968年,他進入世界銀行的法律部門工作。1971年,他受美國福特基金會委託,到非洲國家博茨瓦納幫當地政府建立司法體系。此後,他一直在世界銀行從事與非洲有關的工作。
1983年,他成為世界銀行在拉丁美洲的區域主管。1988年到1991年,他又回到非洲,擔任世界銀行東非地區主任。1993年,艾根創辦透明國際。
從1999年到2001年,艾根是有“美國黨校”之稱的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行政管理學院的大學教員。2001年,艾根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授課。2002年加入國際環境法中心董事會,同年成為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榮譽教授。2004年,獲得美國《讀者文摘》的“歐洲2004年度人物獎”。2002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尤塔·菲利普去世。2004年,他與吉賽因·施旺女士結婚。第二任賢妻的來頭可不小,她是2004和2009年德國總統選舉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
不堪回首的往事
從艾根的履歷上,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西方的精英圈子裏打轉,其價值觀、意識形態,也與西方主流社會高度一致。這些個人色彩也自然而然地體現在“透明國際”身上。
艾根自己在《全球反腐網》一書中透露,他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經常有貪污腐敗的事情讓他看不下去。自己幾次想予以揭露,卻被世界銀行的高層打壓下去。
冷戰期間,西方國家為了對抗社會主義陣營,拉攏一些窮國,就拿本國納税人的錢去援助窮國。這些西方國家的企業家緊跟其後,前往窮國賄賂其政要,拿下工程項目。有意思的是,當時世界銀行的高管,對這種事情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發達國家的政商精英們也認為這種“公關”是提高本國企業在海外競爭力的需要。
隨着20世紀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窮國對西方國家來説,戰略價值已經降低,援助金額大幅縮水,援助門檻提高,並常常附加條件。
我們當然不能就此斷定西方的政要給艾根錢,讓他去成立透明國際,並以反腐倡廉的名義塞私貨,推廣西方的意識形態。不過,艾根在《全球反腐網》中提到的幾點信息讓人浮想聯翩。“當然,經費是極為緊張的。我們依靠各種國際性組織給予的捐贈及資助來運轉”,他提到的捐款人包括福特基金會和麥克納馬拉。
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個典型的美國鷹派,曾在哈佛商學院任教,也曾在福特公司當 “二把手”,後來又擔任美國國防部長(1961-1968年)和世界銀行行長(1968-1981年),就是他主導了越南戰爭的升級。
不難看出,艾根推出的“貪污感知指數”,契合西方的價值觀輸出戰略,自然頗受西方主流社會的推崇。透明國際在西方眾多的非政府組織中脱穎而出,迅速成為西方媒體追蹤的寵兒。
透明國際也有過幾件不堪回首的打臉往事。一是透明國際的第一任顧問委員會主席——積極支持透明國際擴張的厄瓜多爾副總統阿爾伯託·達希克,在1995年捲入了腐敗醜聞,並逃到外國。二是透明國際組織的第二屆國際反腐大會,1997年在秘魯召開,秘魯總統藤森親自宣佈會議開幕。而當時藤森腐敗的醜聞已經鬧得沸沸揚揚,很多拉美地區的代表都抵制這次會議。2000年,日本裔的藤森因政治貪污醜聞下台,流亡日本。
所謂“腐敗指數”
腐敗程度這個事是很難衡量的。
比如説,某國今年抓了若干名貪污腐敗的部長級官員,甚至副總統,這是説明腐敗已病入膏肓呢?還是説明該國反腐力度很大?
比起那些一手拿錢,一手辦事的窮國,發達國家的腐敗形式是更為隱蔽的,但它對社會的毒害,卻是一樣的。
再者,貪污感知指數的主觀性太強,基本就是找一些外國投資者進行抽樣調查,問問他們對某國的觀感,比如“你信任這個國家的政府嗎?腐敗在這個國家是個大問題嗎?”再把相應的數據加以處理,就把排名拿出來了。更糟糕的是,外來投資越多,腐敗就越嚴重。窮國的官員更腐敗,是自甘墮落,還是被富國的投資者拉下水?這還真是很難一句話説清楚。
該組織每年的調查對象、統計方法都不統一,所以某國數據在不同年份的變動,也看不出是變好還是變壞。
當然,透明國際也一直在不斷努力改進指數系統,力爭趨近真實。但同時,透明國際不遺餘力地捍衞“三權分立的原則”。 2012年11月23日,透明國際秘書處發佈了一則公告,批評最近鬧得沸沸揚揚的埃及憲法爭議。公告稱:
“司法、立法與行政的三權分立,是強勢民主的基石。正如透明國際2009年的埃及全國團結研究報告所提到的,我們強調司法的獨立是反腐敗的關鍵一環,必須予以保護。阿拉伯之春中承諾的積極步驟,需要進行到底。
“透明國際呼籲穆爾西總統重新思考其立場,並保護埃及司法系統的獨立性、權力的分離,來確保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以保護民權。”
所以,透明國際並非客觀公眾中立的第三方,有其價值觀內核,在確定腐敗指數時並非完全客觀,其結論當然可供參考,但不必太過認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