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作”流水線-邊芹

我眼見這些由私人“組織”暗中控制的“國際”電影節，用這種選擇文化代言人的方法，一步步將參與“遊戲”的國家和地區的國產電影業顛覆。

2008年登出此文時簡直如細石入海，對早已風起雲湧且不可逆轉的時代風潮沒有一絲阻力。從那時到今天，那頭一如既往地玩着同樣的遊戲，不同的只是變換手法，而從手背翻到手心，這頭便受寵若驚。

我一直在想這個歷史之謎：為什麼總是征服者的隊列裏有着難以計數的吹鼓手？又有幾人為被征服者哭泣？思想霸權的力量似如來之手，伸向異文明的每一個角落。霸道的程度非中國人能想像，因為我們多多少少已經相信了自己的原罪。相信自己的原罪是被馴化的第一步，相信的程度越深，馴化過程越簡單。那隻如來大手，有一手遮天的力量，它可以伸到異文明思想軌道上，圈定你的視野。到最後，你該看到什麼，不該看到什麼，你的文化的“高尚”標準，全由它説了算。

我兩天前去拉丁區丑角影院看土耳其電影《風與時光》，在法國電影第二市場能看到的外國片，內容和文化背景各異，味道卻大同小異，好像都是一隻手調的味。看多了，哪個國度能來什麼電影，都有定律。比如德國電影，只有兩個“戲路”：控訴納粹、揭露前東德體制。只要不脱這個框子，再有點藝術水準，幾乎百分之百能得獎。來自伊斯蘭世界的電影，則多少兼具揭露伊斯蘭文明黑暗的使命，非此就別想露面。形式上則必是部作家電影，反正肯定是小眾電影。這是為防止法國民眾養成欣賞好萊塢之外的外國商業電影的惡習。何況現在小眾電影還有一個更漂亮的名字：獨立電影。但“獨立”二字在此是不能輕信的。能被放進法國電影第二市場本身，資金至少部分來自法國某個基金，幾乎是毋庸置疑的。《風與時光》在法國各地電影節得了四五個獎，也不是人們想像的“藝術超越國界”的結果。我來從以下幾個方面破解“傑作”的炮製過程。

先説電影節。法國各地凡想搞旅遊經濟的，一般都不直接了當推銷旅遊，這是天主教民族的一個特點，從不赤裸裸地坦露金錢欲，必裹上綢緞。所以旅遊宣傳永遠都有文化包裝，而電影節是最時髦的。本來以什麼形式作生意都是無所謂的，但法國人做什麼事好走極端，玩兩面手法常常玩得明眼人看不過去。比如明明是資產階級要最大限度地賺滿腰包，偏偏滿世界去搜來無產階級的苦難在放映廳裏賺人的眼淚，以窺視他人貧窮醜陋為自己奠定生存理由。而這一切又以“藝術”之名，先封住所有異議者的嘴。何況下面的底牌與表面“文化多樣”、“思想自由”、“言路開放”背道而馳。大大小小几十個電影節，看上去地域各異、自有風格，但各電影節的選片人，與當地主辦者無關，這個“大權”是握在巴黎一小把“精英”手裏的。這一小羣人首先是意識形態剪刀手（自覺而狂熱），也就是説法國人有權看什麼無權看什麼看得到什麼根本看不到什麼，實際是由極少的人決定的，而這比組建個“XX部”有效得多。

看到這裏肯定有一大堆國人不相信，他們自然會問“誰管誰”，因為在中國上層建築領域從來不是由“自覺意識”統領，而總是構成權力和被權力的關係模式，時常形成“命令和被命令”的景象，國人據此一般都自認不自由。在西方（至少在我熟悉的法國），通常情況下實際的“審與被審”由於送審者的自覺性而變成了一種“為了整體利益的合作”，而且這種“合作”是“審與被審”的雙方抱團守秘的，事實上的“被審”者自然不會抱怨不自由。比如巴黎一家出版社要出一本有關中國的書，草樣出來後，出版社無需命令會自覺把草樣送給在意識形態領域把關的漢學家和駐中國的記者審查，因為針對中國有三類意識形態專家負責輿論把關，即傳媒負責人、漢學家和駐華記者。這三類人也是無需任何行政命令地聯手合作，構成一道互不拆台的“防火牆”，彼此間可能並無直接利益關係甚至互不相識，其自覺性來自各方意識到有一共同的整體利益，有關中國的話語必經這道“防火牆”篩選。

由此稿子令我們難以想像地一直送到萬里之外的駐華記者手中，而這一手是瞞着作者的，跟你呼朋喚友的編輯絕不會告訴你。中國人能想像一個上海的出版社出一本有關美國的書會自覺到將稿子送審駐美記者？兩個單位沒有任何行政聯繫，更無上下級關係，也無一個統一的部委下命令，送審的編輯和審閲的記者之間素不相識，為什麼要自覺做這樣一件實為分權的事？那頭審閲的人也不會因花時費力要求出版社把自己列為編委或給錢才做，而是自願隱姓埋名、不拿好處、一絲不苟地做。在這裏兩個各自為營的私人機構自覺做的事，在中國兩個似乎由國家統一管轄的機構卻絕不會做，也根本沒有做的意識，甚至同一機構內不強迫都不會做。中國人只在強人統治下上層建築才短暫出現過類似的自覺構建的“防火牆”，這恐怕才是與西方交手近兩百年只在那一二十年戰而不敗的唯一解釋。

此為一種深入靈魂的控制，我三天兩頭出入巴黎的藝術影院，心驚肉跳地發現，“精神食糧”源頭的控制，培育了一羣指哪兒打哪兒的狼犬，而非獨立思想者。長年單一“食品”的餵養，使得這些自以為自由的人戴上了幾乎永遠脱不掉的有色眼鏡，況且脱掉一副脱不掉下一副。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什麼一部土耳其影片在各地電影節輪流展出，在一處得獎，便處處得獎。這種現象不光在法國本土，西歐各大國際電影節的選片大權，也實際落入同一羣人手中。所以在看似已然結束的那場人類意識形態大戰中，勝利者與失敗者的名字須重新定義，不是“自由”對“專制”的勝利，而是狡猾的專制對愚笨的專制的勝利。

再來談對異文化面目的操控權。我那天走進丑角影院，在門口拿了一份“法國藝術與探索電影院聯合會”為《風與時光》做的廣告，彩印的四頁紙，首頁上便有一句話：“續《在另一邊》之後，土耳其電影的又一傑作。”我來慢慢給你分析這句話控制人的大腦的力量所在。這句話有一個圈定人的思維的排他性圈套，即土耳其電影的“巔峯”前有《在另一邊》，後有《風與時光》。這裏包藏了西式思維最可怕的一面：凡非我圈定，便不存在。《在另一邊》是入圍戛納並得獎的土耳其電影，實際應為土裔德國片。導演Fatih Akin是生長於德國的土耳其人，2004年以《Head On》一片被柏林電影節捧紅。此人才華是有的，但脱不出西方政治正確的紅線，反叛“落後的伊斯蘭文明”是其作品的落腳點之一。在伊斯蘭問題上，筆者無立場可言，只是陳述事實。只憑兩部電影就被捧為土耳其電影的至尊，有沒有問過土耳其人同意不同意？這種空降回去的“土皮歐心”的藝術代言人究竟有多大代表性？    

有一點是肯定的，這是一箭雙鵰的買賣，首先是讓歐洲人以為這就是土耳其電影，而且是最高峯；用這種文化霸權主義，反饋到土耳其開放且天真的文化界，左右其藝術視野，最終將土國電影納入“正軌”。正軌意味着：八十年代以前還很繁榮的土國自產電影，九十年代就讓位於好萊塢電影了。在異文明中培養“子弟”，即文化代言人，是至今證明極其有效的篡變方法。像《風與時光》的導演Reha Erdem，和在戛納頻繁得獎的土國導演Ceylan，及前述的土裔德國人Akin，被西方媒體捧為土耳其電影的“新一代”，是土國電影的“新浪潮”。Erdem是巴黎第八大學電影系培養出來的，與Ceylan和Akin一樣，由西歐Eurimages基金提供拍片資金，當然也由這些西歐“良師益友”推到各大國際電影節，捧紅後進入歐洲電影市場，然後反饋到本國電影市場。這就是炮製“傑作”的流水線，外面的人完全看不出裏面一環套一環的控制。主權國家如果底氣不足，不讓其子民前往“俱樂部”，甚或阻止其作品反饋，則“不自由”的辮子永遠揪在人家手裏。可憐的第三世界，永遠裏外不是人！

我眼見這些由私人“組織”暗中控制的“國際”電影節，用這種選擇文化代言人的方法，一步步將參與“遊戲”的國家和地區的國產電影業顛覆。在此將國際二字打引號，是置疑這種以偏概全的操作之全球代表性。燈蛾撲火的有歐洲本土的“天真漢”，意大利、德國的國產電影工業八十年代以後就分崩離析，接着是整個東歐。日本也未能倖免，針對日本的操作手法，與上述為土耳其電影工業設的圈套是同樣的。六十年代西方捧出日本電影“新浪潮”，表面看好像因為日本經濟起飛而關注日本，其實另有圖謀。我看了日本“新浪潮”代表人物的作品，發現“傑作”是隨操作者説了算的，嘴大就行，時常缺少客觀標準。全都是這樣炒作的，他們看中的，就是“新一代”、“新浪潮”，這類名詞相當具有入侵性，因為就像精心挑選的廣告詞一樣，非常易於接受。他們捧出的日本電影人，其實只是日本電影冰山之一角，但由此冰山本身就被掩沒了。西方人就有這種指地為天的膽量，我到了法國才發現，中國人熟悉的日本明星，那些相當出色的日本商業電影，在法國人眼裏不存在。不信你去調查，全法國找不到一個人知悉日本人曾狂熱地愛過三口百惠。有時候看他們暗搞這個黃種盟友，只為膚色的這麼點顏色差距，直為日本人扼腕，又怒其背叛。拉丁區的藝術電影院，反反覆覆就那麼幾個日本導演。問題不在於這種“獨裁”本身，他們要圈定西方觀眾的視野不關我們的事；而在於這種狹隘視野通過西方無比強大的話語權，左右了日本人怎麼看自己的電影，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怎麼看日本電影！

進入這份名單的國家和地區一個接一個，繼日本之後，是台灣，台灣之後，就是香港。英據時代，香港電影在其最輝煌的時期，在戛納卻是沒資格露面的。因為法國既不想抬舉香港繁榮的商業電影，又不想給盟友英國製造麻煩，否則按現今的邏輯，應培養出一打反殖民者藝術鬥士。九七之後，香港卻突然成了關注對象。但手法還是同樣的，只挑幾個可選對象，送進“傑作”炮製工場，以西方人眼裏的“傑作”，壓到其他。只要中國人不脱掉人家贈送的眼鏡來看事物的價值，“傑作”流水線便繼續擁有顛覆其他的力量。最令人不平的，是法國人眼裏的台灣電影只有侯孝賢、蔡明亮，最多還能拉上個楊德昌，其餘全都子虛烏有。只圈幾個代言人還不算，代言人沒被西方綣顧之前的歷史也可一筆抹殺，像杜其峯，成名戛納之前在香港已有幾十部電影的業績，但到法國傳媒的筆下，杜的歷史從戛納開始！

我舉雙手贊成戛納成立世界藝術電影實驗室，但在藝術綢緞下面搞隱形意識形態大戰、為跨國公司打市場，腰帶上拴着“征服”二字，卻使我一年比一年清醒和幻滅。記得某次採訪電影節藝術總監弗雷莫，追問為什麼戛納選片離不開政治，他回了一句話，我後來越想心裏越震驚他的不加掩飾。他回答如下：“一切都是政治！”就像兩百年以前的歐洲一切都是宗教一樣，令人膽寒。

[P.S：在此特別感謝讀懂我、忠實於專欄的讀者，感謝中國青年覺悟社的年輕人，感謝不辭辛苦傳播我思想的熱心人，在這正不壓邪的時代，需要多少正義感才能有這份自覺意識，需要多少勇氣才能有這份執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