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演講：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重訪六十年代
【本文內容系戴錦華教授近日應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邀請，為大學生做的一場講座。戴教授多年從事電影、女性主義和政治研究，在這場演講裏，她延續以往富有感染力的修辭風格，以獨特的視角帶領學生重訪歷史，温故知新。雖然是對學生的演講，但對於不同讀者也有參考意義。觀察者網根據錄音和現場記錄整理。】
這個題目是我今年在北大開設的“文化理論研究”的一個研究重點，這些年來我、王曉明老師，還有國內文化研究學者的共識是討論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比較多的是重訪伯明翰學派、重訪英國文化研究，回到英國文化研究的階級起源和階級分析當中去。但是今年我決定做個調整，把對全球60年代的重新叩訪和反思作為思考21世紀後冷戰全球化時代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起點和思路。所以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北大嘗試把“叩訪60年代”作為一個題目，在此之前我在北大專門開設過60年代的電影、60年代的文化這樣的課程。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已經成為過去，我們又喜劇性地度過2012年12月21號的世界末日，在這樣一個奇特的歷史時刻來討論文化研究、思考今天的世界和中國，來認識20世紀的歷史債務和遺產，對每一個人文學者、每一個當代人都是非常重要和必須的。而當我們反思20世紀時，不要做一個陡然之間被扁平化的、被取消和壓縮了歷史空間的一個永恆封閉的現代史的囚徒。
如果大家不甘心成為一個囚徒，想要重獲歷史縱深、重訪20世紀，那麼我認為60年代是一個關節點。因為60年代在視野描述當中可以説是一個全球動盪、全球劫難的年代。從另一個角度説，那也是一個全球火紅的年代，是理想主義處在最高峯和最強音的時代，是世界最優秀的人集中在反叛的旗幟下相信世界必須被改造、能夠被改造，而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到創造新世界的過程當中去的一個年代。
60年代是一個暴力事件頻繁發生的年代，也是偉大的和平鬥士、偉大的個人主義英雄用他們的身軀和生命去實踐理想的年代。在今天演講一開始，我冒天下之大不韙地放了一張文革期間毛澤東和林彪一起接見紅衞兵的照片，這是全球60年代的一箇中心和核心景觀——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大家再從上往下看，最上端是第三世界最著名的思想領袖、後殖民主義理論和庶民研究的奠基人法農，他的《地球上受苦受難的人們》《黑皮膚，白麪具》等著作成為了到今天為止我們每一個非西方的有色人種都引以為傲的偉大的思想成就。同時，它也標示着60年代一個重要的維度，那就是全球前殖民地的解殖抗爭。
馬丁·路德·金
再往下，我們看到的是著名的馬丁·路德·金，對歷史略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那句“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這句話已經在全球變得如此通俗、如此流行，據説每隔五秒種全球內就會聽到一次這個著名演講的錄音，但是他們出現在哪裏？出現在商業廣告當中。另外一個使用率最高的就是《歡樂頌》，這顯然是因為它們是偉大的人類共同夢想的象徵，所以才被商業廣告不厭其煩地使用。最下面一排，從左到右，先是美國總統肯尼迪——60年代一連串刺殺案中的一個被害者。之前偉大的和平鬥士馬丁·路德·金也是被刺殺的，他以“和平進軍華盛頓”帶領民眾徒步走往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而一路上他們的秩序、他們的自我節制、他們所呈現的集體的精神力量他們對於黑人在美國分享基本人權的訴求曾經讓整個世界為之折服和震驚。當這支隊伍到達華盛頓的時候，馬丁·路德·金髮表了“I have a dream（我有一個夢想）”的著名演講，然後肯尼迪發表了一個演講説“每一個美國人和每一個世界公民都要為這個時刻感到驕傲，為這個隊伍感到驕傲”，然而這個偉大的和平鬥士最後死於刺客的槍口，緊接着被刺殺的就是肯尼迪，後面我會講為什麼我把他放在充滿反叛者和反抗者的圖像上。
接下來的一位，大家也許不認識，他是著名的智利民選總統、智利共產黨人，在他旁邊的是以暴力抗爭而著稱的黑人領袖馬爾科姆·艾克斯。和平鬥士仍然被講述和記憶，暴力鬥士被遺忘和唾棄。馬爾科姆·艾克斯，他原來是有姓氏的，但一個黑人奴隸的姓氏都是美國奴隸主的姓氏，“我們自己的姓氏被淹沒在暴力當中了，”所以他用艾克斯作為自己的姓氏。，正是他創立了美國著名的黑豹黨，而這位以暴力著稱的鬥士最後也死於暴力。
薩爾瓦多·阿連德
馬爾科姆·艾克斯
下一位大家肯定都認識，是著名的聖雄甘地，他是整個20世紀和60年代亞洲的光榮和驕傲，是亞洲偉大的思想者和實踐者。他以印度人民血肉之軀的抗爭贏得了印度的和平獨立，而他的哲學思想、社會實踐和多卷本著作至今都是偉大的人類財富。
甘地
再往下是非常大的一張照片，因為是我的偶像切格瓦拉，如果你對切格瓦拉一無所知的話，那麼我只能説你們依然是歷史扁平化之後的現代史的囚徒。切格瓦拉是20世紀最偉大的一個形象，曾是《紐約時報》評選的20世紀全球英雄與偶像的高票得主。同時正因為如此，他也是20世紀60年代所有偉大的個人和英雄當中，最多的、最全面的、最深刻的、最徹底的被商業化和扁平化的形象。
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和毛澤東
我挑選這些人物，是希望給大家留下一個印象：20世紀是一個風雲激盪的世紀，一個英才輩出的世紀，是人類歷史上閃過天空的極度輝煌的彗星。整個60年代像一隻美麗的鳳凰，它自我焚燬、自我引爆，能否浴火重生仍然在未知之中。
不久之前，我接受了一次訪談，記者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戴老師，在我的記憶當中，60年代在您的話語中出現頻率最高的是‘1968’和‘五月風暴’。到了世紀之交，我發現在你的講述中‘1968’和‘五月風暴’出現的頻率降低了。”我當時給他的回答是：“你的觀察非常準確、非常細緻，但這並不意味着60年代從我的視野當中消失了，而是在我的整個視野當中延展開了”。曾經，當我們講到60年代，首先浮現在腦海當中的、呼喚着我們對這個時代思考、反思、憂慮和痛苦的是以歐美為主要舞台的學生運動。大家已經看到了1968年5月在巴黎迸發了一場巨大的學生運動，而這場運動最後釀成了歐洲史學家所稱的“歐洲最後一場革命”，它達到了歐洲革命的程度，而且它也在另一些歷史學家的筆下被記述為“舉世無雙的革命”或者簡稱為“無雙的革命”。
這場學生運動的出現在戰後的整個歐洲是完全出乎預料的。它的起因非常有趣，是由於校園管理的偽善和嚴苛，而另一個非常有趣的原因是他們撤換了當時的電影資料館館長，因為那個館長的理念是：“電影資料館的資料是所有愛電影人士的共同財富。”這兩件小事引發了學校風潮，學校風潮引發了警察干預逮捕學生，逮捕學生引發了更大的學潮，更大的學潮引發了軍隊進駐校園，而進駐校園引爆了整個巴黎，引發了自巴黎公社以來法國革命特有的樣式：巴黎大學學生起事佔領街道、修築街壘，然後工人聲援，市民罷市，知識分子全面介入，引發全面革命。
於是1968年，在西歐的一片太平盛世之下，突然之間風起於青萍之末，以索爾邦大學為原點迸發學潮，引發了戰後這場歐洲革命。之所以稱為“革命”，是因為一場學生運動近乎倒戈，最後它迫使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出逃巴黎被迫前往德國，相當於“吳三桂請清兵”，跑到德國請了軍隊。一個民選國家的民選總統帶領鄰國的軍隊殺回自己的首都暴力鎮壓自己學生的抗爭運動，這真的是“無雙的革命”。
而這場革命被稱為“無雙的革命”還在於它被歷史學家描述為“是一個在革命之前就被理論家所描述的、被理論家所勾勒的、被理論所呼喚的並且實踐了這個理論的革命”。我要告訴大家的是1968年的“五月風暴”進而蔓延到了意大利的“熱秋”，引發了全歐洲的學生運動。而這個全歐洲的學生運動從西歐影響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呼應了大量的抗爭性學生思潮，從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延伸到第三世界，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大規模的學生抗議示威運動；在日本，街頭充滿了抗議學生的隊伍。從某種意義上説，60年代的學潮釀造了後來全面改寫人文社會科學麪貌的一代理論家。
我只給大家講幾個小的例子。這場運動的萌發和電影有關，進行過程也和電影有關。大家可能記得五月份是什麼月份？是戛納電影節開幕的日子。戛納電影節在那一天準時開幕了，那一年的主席特呂弗走上台去主持電影節的開幕式，但他突然停止了主席的職責，對着麥克風説：“當我們的同志在街壘上浴血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臉面在這裏過節？”於是電影節落幕，全體出席電影節的電影藝術家們走上街頭，參與到學生運動當中去。我現在給大家看的是著名的戈達爾高達在街道上參與運動、拍攝運動的場景，這是特呂弗的工作場景，我沒有找到他在街道的場景。現在大家可以理解，當時所謂世界一流的電影藝術家和電影藝術人，他們和整個社會的抗爭、對舊世界的反抗、對新世界的夢想是以何等方式的同步共振和感同身受。他們不會説：那是一幫學生在胡鬧，而相反他們用了“我們的同志在街頭浴血”。
接下來大家看到的是“五月風暴”當中的新聞圖片，最上面的一位是著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每一次學生運動的高潮，他都走在最前方，而且他在這場運動的高潮喊出了著名的口號，這個口號正是我今天嘗試去“叩訪六十年代”的主要動因之一。他説：“終於，社會主義和自由手挽手前進了！”這正是20世紀留給我們最沉重的債務和21世紀所有不滿足的人們憂思中的一個解不開的結：如何是社會主義的而又不是剝奪自由的，如何是自由的而又保持着集體性、公共性和人們對財富共享的？這些人不滿足於將資本主義世界作為理想世界，不滿足於這個將我們迅速帶往石油文明終結的世界，這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終結，而這種終結很可能成為人類的終結。而薩特認為在這場學生運動當中，終於有一次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攜手同行的。
薩特
下面這位是列儂，甲殼蟲樂隊的主唱，圖片展示的是他在學生運動高潮當中演講的畫面。整個波普藝術、流行藝術和亞文化正是在60年代的高潮當中勃興起來的，表現了當時最強大的社會活力和文化活力，而甲殼蟲樂隊被稱為60年代最著名的和平游擊隊。下面一張照片是戴高樂總統帶領德國軍隊佔領首都的耀武揚威的畫面，我很高興自己找到了這張照片。
通常我們説到60年代，腦海中浮現的是“五月風暴”，是“熱秋”，是美國的反戰運動，但是我們經常忽略了這場運動所包含的極為豐富的面向。其中之一是這場運動高揚的旗幟被縮寫為3M，分別是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塞。而我剛才我説的這是一場被理論家所勾勒、描述、預言、呼喚的運動就是馬爾庫塞的描述，因為早在1968年“五月風暴”爆發之前，馬爾庫塞對於整個世界，準確地説是對歐洲，再準確地説是對西歐，做出了一個整體的階級分析和判斷，他指出：“今天的世界是藍領工人白領化，消費上消滅階級，工人階級整體被贖買，工會黃色化，工人階級已經不再能承擔世界革命的使命。”那麼誰將成為新的歷史主體？誰將成為世界革命的力量？他的結論是大學的師生們，當然還有更為豐富的理論作為學生的思想力量、思想動力和學潮的理論資源。
這是一個極為清晰的從馬克思主義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這中間有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中國、中國革命、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實際上，1968年的街壘景觀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景觀就是穿着綠軍裝，戴着紅袖章，揮舞着被稱為“小紅書”的毛主席語錄的法國青年，文化大革命作為一個重要的想象對象，成了最後一場歐洲革命重要的思想動力和思想資源。
討論到60年代，我們首先想到的是60年代的法國學生運動，可能會忽略60年代是一個漫長的年代，它不是一般歷史斷代中的十年，而是一個悠長的60年代，是一個豐富的60年代。我引用詹明信教授在《60年代：從歷史階段論的角度看》這個長篇論文中的描述，他的描述把我對60年代關注的延展和60年代另外一個重要的參數呈現出來了。
按照他的描述， 60年代並不開始於1960年1月1號，而是開啓於1959年元旦。那麼1959年元旦發生了什麼？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勝利，1959年1月1日切格瓦拉帶領不足300人的游擊隊戰勝了5萬以上美式裝備的政府軍，在那一天勝利進軍首都哈瓦那。那一天，按照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的描述，是“全世界的左派都為之歡欣鼓舞的節日”。我選用了幾張圖片，希望大家記住切格瓦拉這張風華絕代的臉。
菲德爾·卡斯特羅
在另外一邊，大家看到的是《紐約時報》對古巴革命的報道，上面是古巴革命更為著名的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至今他仍是古巴的最高政治領袖。按照詹明信的説法，60年代也並沒有在1969年12月31號結束，而是有一個很長很長的延展期。那麼對於他來説，60年代什麼時候終結？60年代在1973年9月11號終結。1973年9月11號發生了什麼？當2001年9月11日雙子大樓被擊毀的時候，很多批判思想家、左翼思想家再一次提醒世界：記住另外一個9·11，就是1973年的9·11。這一天，美國CIA在智利資助訓練的軍人發動了軍事政變，武裝進攻炮轟民選的合法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政權，在這場軍事政變發生之後，全體工人、市民支援保衞合法民選總統，但是他們完全不可能戰勝軍人的裝甲、坦克、機槍、大炮，最後當他們包圍總統府的時候，合法的左翼共產黨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從總統府的樓頂上用直升飛機護送總統府的所有工作人員及家屬、婦女和兒童撤離。在所有的人都撤離之後，薩爾瓦多阿連德拒絕撤離，他説：“我是民選總統，不是獨裁者，我不要成為無數拉丁美洲流亡總統中間的又一個”。薩爾瓦多阿連德一輩子是和平主義者，很有意思的是，他和一輩子信奉武裝革命、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切格瓦拉保持着終生友誼，可是在最後時刻薩爾瓦多阿連德戴上鋼盔，拿起衝鋒槍參加總統衞隊保衞總統府，最後被武裝攻入的政府軍擊斃在總統府的台階上。而在殺害了合法總統之後，他們放火燒掉了總統府，所以薩爾瓦多阿連德和切格瓦拉一樣成為一個屍骨無存的拉丁美洲英雄。如果今天大家有機會造訪拉丁美洲，參加拉丁美洲的社會運動和和平示威，你們會看到整個抗議示威的現場會成為一片旗幟的海洋，在這片旗幟的海洋中，只有兩張面孔，那就是薩爾瓦多阿連德和切格瓦拉。
我們看到，按照詹明信的劃分，60年代的開端和終結都是拉丁美洲，用當時的歷史概念、政治概念、社會概念來説都是第三世界，而如果真的去追問整個歐洲學生運動起源的話，那麼毫無疑問這是由於全球範圍內第三世界的崛起，由於全球範圍內的解殖運動，對昔日的宗主國造成巨大的衝擊和巨大的威脅最後引發的內部爆破。我在這兒不亂用鮑德里亞的內爆概念，我只是説內部爆破，而不是內爆。所以，即使以歐洲學潮為主景觀，我們仍然要意識到對於60年代來説，一個極端重要的參數是第三世界，一會兒我再討論它和整個文化研究，和21世紀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全新的內在關聯。
大家再看一張照片，這是武裝圍攻總統府的照片，是由臭名昭著的皮諾切克在總統府拍下的。這個皮諾切克似乎不想假裝自己是好人，我們看到的就是一羣壞人，一羣黑手黨人。那麼請大家注意到這個參數中另外一個引人深思的東西，這次9·11發生後我有7年沒有訪問美國，因為訪問美國要摁十個手印，而全世界範圍內只有罪犯才按十個手印，所以我拒絕訪問美國。前年我再次訪問美國，還是有一點心理陰暗，我是真的想實地考察一下金融海嘯對美國社會的影響，當然還是得按十個手印。在美國的實地考察當中，有各種各樣的收穫，其中收穫之一是我發現，無論是美國的主流媒體還是學術界，他們不約而同地採取了一個修辭的轉換，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整體從他們的話語系統當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和專制，但是這幾乎只是同義轉換，因為民主仍然只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專制仍然是社會主義的代名詞。而所有這種新主流意識形態建立的前提是我們假裝無視整個60年代到70年代，美國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為——資助各種軍人獨裁力量，推翻民選民主政府。因為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家做出了一個整體的判斷：“拉丁美洲國家中產階級的實力太薄弱，以致他們承擔不起來經濟起飛及其民主化的過程，不如在獨裁的政府之下以最低的制度成本來完成最高的經濟獲益。”
如果大家對這段歷史有關注的話，我推薦一部全球公認的最優秀的紀錄片給大家，它叫《Nostalgia for the Light 》，網上翻譯成《故鄉之光》，這很不準確，那麼後來我和我的團隊商量把它翻譯成《光晨之義》。旁邊的照片是它的導演，一個智利政變的逃亡者，這位導演的偉大之處，是他終其一生拍攝了近十部紀錄片，而這十部紀錄片始終只關於一個主題：智利政變，終其一生他都在實踐着一個主題：“活着並且要記住”。他在不斷地質詢着政治、和平、暴力、虐殺、記憶與遺忘。這部電影獲得了全球歡呼，但其實他更著名的一部紀錄片是《智利之戰》。在《智利之戰》中你會看到真的令人痛心的東西，就是經過暴力迫害的人，他們在被摧毀了全部記憶後仍然可以看着那些暴力的圖片説：“這個人是我，但是我不記得。”
關於這段歷史的紀錄片和故事片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包括波蘭斯基的電影《死亡與少女》，。但很有意思的是，使我重新回到這段歷史的是數年前的一個新聞報道。那份報紙的國際新聞欄裏有兩則消息，一則消息説皮諾切克總理，就是那個不想裝好人的混蛋，當他的政權終於被推翻時逃亡了。在他逃亡之後，還有一則新聞説，皮諾切克總理返回了故鄉。他仍然依法被逮捕了，但他因健康原因被保外就醫，法律考慮到他的年齡和身體狀況決定不予起訴了。而他的罪行不僅包括武裝政變、武裝保衞總統府，還包括他上台之後全面展開了大規模的政治迫害和滅殺。他在智利推展了這個時期拉丁美洲最著名的骯髒戰爭，他的犧牲者不是工人、農民這樣的底層人，而主要是藝術家、知識分子這樣的中產階級，這些人從人間蒸發。到今天為止，你們去智利、阿根廷、墨西哥，會在特定的日子在廣場上仍然看到那些垂垂老矣的人們捧着親人照片，上面寫着：“還回我的親人”，這就是在那個時刻蒸發了的人們。而且如果大家看諸如《智利之戰》《光晨之義》之類的紀錄片就會知道，當時他們使用什麼手段來對付這些政治犯。所以毫無疑問，皮諾切克犯有戕害人類罪，但是這個時候他被赦免了。
引起我震動和深思的是旁邊的一條新聞：海牙法庭駁回了對前紅色高棉總理喬森潘因健康原因免於起訴的健康要求，仍然決定以戕害人類罪來對他展開審判。我一直強調我拒絕一種原則叫兩惡相權取其輕，我也拒絕一種立場就是由於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選擇而赦免某一種罪行。當我説“活着並且要記住”的時候，當我説“我們每一個有良知的嘗試真正地熱愛人類，相信人類必須有未來”，意味着我們將承諾一份關於未來的正義。
當我們承諾了一份未來的正義的時候，就意味着我們必須同時記着所有的死者：白色暴力的死者、紅色暴力的死者。所以我沒有絲毫意願，也沒有絲毫意味為紅色高棉辯護，我只是説，當這兩樁案件並存的時候，讓我再次意識到我們置身在後冷戰的時代。這仍是一個勝利者主宰歷史的時代，勝利者仍將赦免他們的罪犯，而毫不容情於他們敵人的罪犯。因為你失敗了，所以你加倍地可惡，加倍地應該被審判。這正是司空見慣的勝利者的邏輯，但這種邏輯在整個人類面前踐踏着我們人類的最基本的尊嚴。這才是我會欽佩今天仍然講述和歧視這些暴行犧牲者的原因。
我們經常説上世紀50至70年代的中國是閉關鎖國的中國，而完全忽略了另一方面：即使在閉關鎖國之中，中國對於世界仍然產生了極端豐富的、複雜的、也許是奇特的影響。上面一張是切格瓦拉訪華時和毛澤東主席的合影，這邊一張是文革式的遊行，大家看牌子上寫的是什麼？是“堅決支持法國人民的正義鬥爭”還是“革命鬥爭”？這是當時文革中的中國對於1968年“五月風暴”的回應。下面一張是“五月風暴”的街頭照片，他們高舉列寧和毛澤東。但事實上在1968年“五月風暴”的主舞台上，第三世界的因素仍然是昭然若揭的。因為按照法國史學家的描敍，當時走在大街上的學生高舉着切格瓦拉的畫像，嘴裏喊着“嘿嘿嘿，胡志明”。胡志明是當時越南共產黨主席，著名的留法知識分子，也是當時第三世界領袖式人物和整個歐美運動的旗幟性人物。這説明60年代一個重要的第三世界元素就是美國的越南戰爭和越南的抗美戰爭。
每一條線索都會引出極端豐富的歷史線索，引發我們對於歷史現狀、今天與未來的思考。這裏我只是非常簡單地提示一下，按照當時越戰爆發時美國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的回憶錄，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和國會經過激烈討論，最後批准了越戰的要求，原因在於他們説“這是一場邊疆之戰”。美國的邊疆跑到越南來了！大家可能覺得很可笑？但一點也不可笑，這個邊疆是冷戰時候兩大陣營的邊疆，當紅色的北越越過了邊界線進入南越，這是東方陣營整體地侵犯了西方陣營，就像當年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去打韓國時，整個西方世界動用聯合國軍是一樣的道理。人們沒有想到，美國也沒有想到，整個世界都沒有想到，當美國投入了在二戰中久經考驗的精鋭部隊，投入了所有最新的軍事裝備去打擊一個東南亞小國時，並沒有打服。不僅沒打服，還讓美軍陷入了一個深深的泥潭，迄今為止美國歷史上死亡最多的一場戰爭就是越南戰爭。越南變成了一個噩夢，變成了一個泥潭，變成了一個詛咒。
今天我們去美國旅遊，在華盛頓特區有一個越戰紀念碑。它和世界上任何一個紀念碑都不一樣，它不伸向高處，它伸向低處。它不是無名英雄，每一個死難者的名字都刻在上面；不是一個男性建築學家，是一個女性建築學家設計的；不是一個白種建築師，是一個亞裔女性建築師設計的。從任何意義上，這個紀念碑都配得上這場怪誕的戰爭，而從任何意義上這座紀念碑都重新反思和啓示着關於戰爭、和平和死亡。如果把這個紀念碑對照着《集結號》，我們也許會得出很多有趣的結論。但希望你的結論不是主流最希望你得出的那個，説看看美國多民主，看中國只有無名烈士紀念碑，那你們就上了馮小剛一大當。馮小剛的電影讓我們去向歷史索回死者的名字，是為了再次把它歸還給歷史，只不過所還姓名的那個歷史和再度歸還的那個歷史不是同一個歷史了，前一部歷史叫中國革命的歷史，後一部歷史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這是區別。
位於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
接下來分享一張越南的照片，越戰中女戰士是非常有名的，我在找圖片的時候非常驚訝地發現網友用“迷人的越南女殺手”為名來展示這些越南的女游擊隊員，我在其他地方講過我們今天的邏輯叫“勝利的失敗者”，我們在很多場戰爭中都是勝利者，但是如此心甘情願地接受失敗者的邏輯，接受失敗者的位置，以失敗者的姿態去採用勝利者的邏輯乃至勝利者的修辭。
越戰中的女戰士
越南戰爭的迸發實際上非常有趣地引發了另外一場內部爆破，那就是美國迸發的全面反戰運動。關於60年代有一種描述説它是B-52效應的結果，B-52就是當時美國最新式的軍事轟炸機，當時美國出動了巨大數量的軍事轟炸機飛臨越南上空，而且事實上整個越南土地被軍事轟炸所投下的炸彈創了吉尼斯紀錄。但據説落點最密集的不是在越南，是在老撾的一個地方，到今天為止那個地方都是無人區，因為沒人知道什麼時候你就引爆了一顆當時尚未爆炸的炸彈。當一個地方沒有爆炸的炸彈達到了使這個地方成為無人區的密度，大家可以想象投下來炸了的炸彈有多少。
所謂B-52效應應該叫做媒體效應或者電視效應。大家不要忘記60年代是現代媒體誕生，大眾媒體開始構成景觀社會的年代。有一種説法是越南戰爭是美國人民在世界面前打敗的第一場戰爭，其實這個説法説的對。這句話的意義大概要做另外一種理解，越南戰爭是第一場通過電視為全人類所目擊的戰爭。所謂B-52效應是在當時的電視上全面報道的美國軍事轟炸。美國在大規模的軍事轟炸中，不僅是投炸彈，最著名的是投凝固汽油彈，還投化學武器、生化武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當時發明的落葉劑。為什麼投落葉劑？因為越南游擊隊跟他們搞游擊戰，藏到樹林裏看不見，美國就投下這些東西讓樹葉全部落掉。到今天為止，這些化學武器對那塊土地的污染仍然不可消退。
人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是美軍的視頻，是B-52的轟炸，是密集的子彈，是美國鋼鐵巨人的形象，但非常有意思的是60年代整個世界包括美國公民包括全體美國青年、美國知識分子他們認同的不是美國的軍事武器，不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們認同了炸彈之下血肉之軀的越南人。所以在美國國內引發了全面的反對越南戰爭的運動。我們汶川地震發生以後，各種各樣的民間隊伍進去到災區，但是我自己非常驚訝的是比工程救援人員，運食品、運水的人員甚至更早到達的是心理救護隊，為什麼？因為大家説，經過這樣的災難，一定有巨大的創傷，就是災難創傷吧！OK，就是PTSD，所以一定有這樣的東西去救助他們這樣的疾患。但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都忘記了或者不知道這個專有名詞，其實就是在美國越戰的時候出現的。PTSD是美國越南戰爭後期才出現的一個專有名詞，有人會説軍人經歷戰爭，遭到心理創傷不是一個普遍的事實嗎？既然是一個普遍的事實，為什麼越南戰爭才如此嚴重？大家看《阿甘正傳》，很多越戰老兵後來變成了精神病患者，變成流浪漢，變成無法適應生活的人，為什麼發生這種情況？原因在於他們在前線經歷了這場荒誕的、殘忍的戰爭，他們回到自己國家的時候，被千夫所指，被祖國的人民集體指認為兇手。這是當時廣泛地深入地襲擊了整個美國社會，全面地前所未有地動搖了美國的清教傳統、清教秩序、清教社會的一項運動。
與這場運動同時發生的，或者説這場運動的主要表象大家都知道是嬉皮士運動。與嬉皮士運動同時包含了性解放運動和大規模對致幻劑毒品的服用和使用，同時包含了美國文化的一個高度的自我東方化。大家不要簡單地去想象性解放和吸毒，而且如果你們是道德主義者的話，我也無言以對。不能解釋這樣的東西，這其實是和整個東方式的內求，向內去探索自己的內心，去探索自己的身體，去探索自己生命的極限和極致這樣一種特定文化思潮和訴求聯繫在一起。大家知道嬉皮士運動中有個著名的形象叫花孩，對吧？這是典型的花孩服飾和形象，和1968年“五月風暴”一樣，他們直接地公然地表明與資產階級的秩序、價值和道德的直接決裂。同樣像剛才看到的，這個運動當中，整個的所謂Pop Music、波普藝術和波普行為成為了最重要的所謂和平游擊隊，一個和平抗爭的形式。希望大家認識，這是Bob Dylan。波普藝術和整個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嬉皮士運動所構成的這樣一種亞文化的湧現毫無疑問地成為了後來文化研究的重要對象和內容、人物，它打開了這個時候已經漸趨沒落的人文社會和藝術的全新領域。
對60年代另外一個描述就是切格瓦拉效應。1967年10月，切格瓦拉帶領的無國籍游擊隊被經CIA訓練的玻利維亞政軍擊潰，切格瓦拉被俘和殺害。這是20世紀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人們認為永遠不會有的陳屍事件。玻利維亞軍方殺害了切格瓦拉之後，公開陳屍，讓全世界的記者拍照，第二天全世界報紙的頭條都是這幾幅照片。十年前我做文化研究的時候，從國外舊書網站上購買了大量60年代的出版物和回憶錄，我當時希望獲得更多個人性的資料，幫助我情感性地切入到60年代。其中，我讀到的一本回憶錄，它説：“1967年10月9號的早上，我起來之後，像往常一樣在餐桌前打開報紙，我驚呆了。報紙的頭版是這張照片和切格瓦拉被殺害的消息。我坐下來哭泣。我除了哭泣還能做什麼呢？一個小時以後，我意識到我在大學裏有課程，我必須去上課，我就勉強自己走向校園，在教室門口我被一個女孩子攔住，女孩子穿着一件T恤，T恤上寫着‘make love no war（要做愛，不要戰爭）’，她説：‘告訴我，他沒有死，告訴我他們不可能殺死他！’我逃離了那節課，和所有的同學討論了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以及未來。”這個段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個回憶錄裏説：“那一天大半個世界都在哭泣。即使你不是左派，即使你不相信任何左派的理想，即使你不夢想改變世界，你仍然會在那個時刻哭泣，因為切格瓦拉被殺害意味着20世紀前所未有的偉大夢想的隕落，這個夢想就是人類是獨特的，人類是偉大的，人類的精神是獨一無二的，人類的精神是可能征服軍事的和物質的。切格瓦拉可以象徵任何不帶有政治色彩的理想，他是20世紀絕無僅有的偉大騎士。”所以我們説切格瓦拉效應某種意義上是切格瓦拉之死效應。
切格瓦拉遺像
但很有意思的是，當切格瓦拉被殺害被陳屍，因為玻利維亞軍方必須向整個世界陳屍來昭示他真的被殺死了，因為在此之前，每隔五個月，全球傳媒會報道一次切格瓦拉被殺死了，而且報道他在世界的某一個地方被殺死。以至於這已經司空見慣地成了全球媒體的謊言，這使得陳屍成為必須。但陳屍的結果是切格瓦拉獲得了“塵世的基督”的稱號，然後無數的詩篇歌詠他，無數的人記述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稱號是在於那幅照片所有的構圖都是吻合於美術史上的名畫基督之死的，這是著名美術史學家約翰·伯格首先指出的。而他的以身殉死，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一己之力試圖逆轉世界歷史命運的理想也令基督教文明的人民聯想起基督。實際上21世紀，教會的第一大爭議是英國的一個激進教會採用了切格瓦拉的畫像做了最新的基督像，他們用金冠取代了他的貝雷帽，只此而已。這當然在基督教引起了巨大爭議。
我們説B-52效應、切格瓦拉效應同時成為了60年代另外一個重要的起點，那麼我用一個極右翼的人著作當中的演説，他説：“非常奇怪，非常好笑，從切格瓦拉被殺死那天起，他的形象被全世界的人們高高舉起。從此，他變成了一個不死的青春偶像，而這個青春偶像傳遞的都是好消息，叫做：世界終將被改變。”當時的一個非常浪漫的，毫無左翼色彩的拉丁美洲詩人寫了一首詩，這首詩至今仍然流傳，是歌詠切格瓦拉的一首詩，名字叫做“點燃朝霞的人們”。
最後，對我來説，叩訪60年代的原因之一是作為這樣一場“無雙的革命”，60年代的革命是在於它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次人們嘗試以知識對決權力，相信對真理的獲知意味着改造世界的必然，意味着改變世界的決心，這是人們第一次不再區隔象牙塔之高和江湖之遠，當時所有法國重要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導演、詩人、歌手都走在學生的隊列當中，但是當然我們已經知道這場“無雙的革命”是一場失敗的革命，而且我對這場革命有一個更悲觀的説法：這場革命是一個積聚了巨大的動力內部引爆的革命，而這場革命也是一場自我耗盡的革命。
但我現在要先引申出一個最基本的點，就是關於60年代，關於這場革命，我們不説它事實上是一個浴火重生的鳳凰的話，我們至少説它給我們留下了巨大的豐厚的文化遺腹子。我們不去一一欣賞了，這幾張臉大家應該熟悉：羅蘭巴特、鮑德里亞、拉康、德里達、福柯。那麼實際上我們今天的人文社會科學已經不可避免的被轉型、被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改變了它的面貌、改變了它基本的思考路徑和參數，而幾乎所有的後結構主義思想者無一例外都是當年學生運動的參與者，而且無一例外地，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學術、他們的著作都是這場運動的精神遺產。同親歷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的受難者很少有人願意向人們講述集中營的苦難一樣，經歷了60年代的學潮、風暴、社會震盪而成長起來的思想家很少直接指出他們的精神淵源，大概鮑德里亞是唯一一個例外，其他人並不直接講述他們的精神資源。但是如果我們閲讀他們的著作，當然題外話就是大家不要把法國理論家的確實很難讀的著作神聖化，神聖化的結果只能使它更不可理解。如果你們意識到這些難懂的著作是因兩個原因而難懂，一個原因是他們自覺努力的結果，為什麼説他們自覺努力的結果？因為就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以後，羅蘭巴特發表了他那個著名的宣言：“如果我們不能顛覆現實秩序，就讓我們來顛覆語言秩序吧！透明的、流暢的、邏輯的、連貫的、耳熟能詳的表述只能負載常識，只能負載主流，一個顛覆性的語言秩序同時是一個挑戰的姿態，同時是一個文化變革的可能。”
羅蘭巴特
鮑德里亞
拉康
德里達
福柯
而另外一個原因我們覺得它非常難懂，是因為我們不能分享或者我們被剝奪了可能去分享他們的理論試圖去面對的真實的問題。比如説，整個20世紀的災難，請大家注意20世紀的革命釀造了不少災難，但20世紀的革命卻是20世紀災難的回應和結果。因為早在革命全面爆發之前，20世紀爆發了人類歷史上到現在為止，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上帝佛陀阿拉都保佑我們不要有後來者的世界大戰。20世紀的世界大戰刷新了人類文明史上的全部記錄，關於人類自相殘殺的記錄，關於使用最新的科技發明成果、使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去滅絕自己同類的記錄。20世紀的革命、20世紀的變革、20世紀後半葉的風雲激盪正在於人們試圖回應這種巨型的人類災難，嘗試尋找另外的可能性，而我們沒找到。革命成了另一種災難的記錄，但所有20世紀偉大的思想家都在嘗試用他們也許並不堅實的肩膀去揹負這份沉重的歷史債務，去回應這份沉重的歷史債務。
大家已經意識到了，關於60年代我想帶給大家幾個基本的參數，第一個參數是第三世界。而第三世界的參數又引申出另外一個有趣的參數，就是20世紀的革命幾乎都是都市革命，都是以都市、現代大學、現代都市空間、人羣的聚集，高度組織、高度認同的人羣的革命為主要標示。
但正是60年代的學生運動所凸顯出來的、所顯隱出來的第三世界的參數讓我們意識到其實60年代的革命同時提示着一個被整個現代化進程所遺忘、所抹除、所拋棄的一個重要的參數，就是鄉村，所謂前現代的所在。實際上我們剛才講到60年代的靈感來源和力來源，那麼不要忘記，中國革命的模式叫做“農村包圍城市”，中國革命就其本質來説是一場農民革命，那麼古巴革命叫做“遊擊中心論”或者叫“馬埃斯特臘山模式”，其實是“農村包圍城市”的一種變奏形式。那麼它重新帶來一個這樣的論述，即馬克思主義論述當中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薄弱環節及其薄弱環節可能成為變革世界的力量所在。第三世界鄉村，被遺忘的鄉村世界，這是第二個參數。
而第三個參數是媒介。當我們説B-52效應的時候，當我們説切格瓦拉效應的時候，其實我們説的是一種媒介效應。當時的年輕人舉着切格瓦拉的畫像走上街頭的時候，他們未必瞭解切格瓦拉的理想，甚至未必瞭解切格瓦拉的作為，其實感召他們的是那張風華絕代的形象。但我們要思考的是從60年代電視媒介開始，我們今天正面臨着一個全新的、甚至有可能是全球文化乃至文明的轉折點，就是數碼媒介的全面入主。在這兒提一句，2012年奧斯卡頒獎儀式上一個最重要的角色消失了，就是柯達公司，這意味着膠片電影的時代終結了，數碼電影的時代到來了。也意味着電影獨一無二的介質被改變了，也意味着數碼一統天下收取了一個重要的媒介敍述藝術的領域。早在之前ipad已經整體地改變了傳播、交流的平台和媒介手段。
那麼從60年代的電視時代到今天的全方位數碼時代，或者叫ipad時代，或者叫screen時代、屏幕時代，60年代給我們的啓示是我們要去反思、去反身追問60年代B-52效應引發了全球的反戰、反美、改造這個世界、點燃朝霞的熱浪，成千上萬最優秀的人們前赴後繼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而今天我們面對着附着在美軍轟炸機上的，附着在美軍導彈上的針孔鏡頭所拍攝的整個高度景觀化的戰爭，我們還有沒有一點可能，去反身指認被炮火所摧毀的被佔領地區的人們？有沒有可以反身反轉全球媒體的邏輯，去指認不僅是媒體的暴行，而且是被媒體所遮蔽了的或者是由媒體直接執行的暴行？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我們不能光説媒體是暴力的，媒體是加固於強勢的。但很多時候，很多暴行就是由媒體直接執行的，或者媒體直接建構的，比如對切格瓦拉的全球陳屍和展示。其實21世紀我們已經經歷了3次全球式的陳屍，但是這3次陳屍似乎沒在整個世界引起任何的異動和反應，這3次陳屍，一次是胡狼卡洛斯被殺，全球媒體同步報道陳屍。第二次是薩達姆被殺，蘋果手機實況轉播。第三次是卡扎菲在街道上被羣毆致死，全程轉播，全世界沒有任何的不同反應。沒有任何人對媒體以這樣的方式呈現的暴行，以及這個暴行之後的種種暴行加以批評和指責。請大家不要誤解，我也沒有想引導大家去同情和認同這三個死者，我只是説對我來説，通過全球媒體實況轉播對某些政治領袖的，尤其是卡扎菲這一例當中的屠殺暴行本身是極不道德的，對極端暴力的行為沒有任何説不的聲音。
如果我再多説幾句，大家也許不知道利比亞曾經是全世界公共福利最好的國家之一，曾經是有最多的公共政策服務於各種各樣不同部落的原始民族的不同的文化需求、社會需求和生存需求。那麼卡扎菲真正的罪行是什麼呢？是石油國有化，將石油國有化損害了誰的利益呢？損害了昔日宗主國的利益。大家説：戴老師，你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對立面嗎？我不想站在阿拉伯之春的對立面，因為阿拉伯之春本身是一個西方國家的命名。它把發生在不同的非洲國家、阿拉伯國家的不同的民眾的運動一以貫之，完全取消了它們的差異性。那麼至少著名的非洲學者，來自非洲的學者，研究非洲的學者告訴我們，比如發生在利比亞的和發生在埃及的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民眾運動和民眾抗爭。請問，我們知道嗎？我們曾經關心嗎？我們曾經質詢過嗎？這才是我所説的更大的媒體暴力。曾經我們瞭解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亞洲每一個地方的人們反抗，我們曾經瞭解每一次世界性的變革，而今天據我的有限瞭解，我們幾乎可以在主流媒體上找到所有這些消息，當然佔據着極端不引人注目的位置。那麼這是媒體的選擇，但更重要的是，我們作為讀者，作為接受者，作為使用者，我們還有過這樣的意識嗎，還有過這樣的關注嗎？我們還曾經有沒有意識到過我們在今天這個數碼時代所面臨的真正的權力或者暴力是什麼呢？
我們再回來説，第三世界作為我們今天的參數是由於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當年第三世界在全球舞台上被凸顯出來是由於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知識分子們，他們選擇了叛逆性的認同。他們認同了第三世界，他們高舉起第三世界的反叛的旗幟。換句話説，這是一個主客體的轉換過程，而我們曾經是最重要的第三世界國家。不久之前，我和一個德國學者的對話讓我自己每次想起來都暗笑不已，就是我完全沒有思考地説了一句：中國作為第三世界國家。我這話還沒説完，他就打斷我，他説：中國從來不是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始終是超級大國，只不過淪落了兩百年而已。好，這帶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先等一下。
我們説中國長久地作為第三世界國家，作為“第三世界”這個概念的創造者和使用者，那麼我們作為第三世界的國民，或者叫知識分子，或者乾脆叫大學生，我們怎麼去指認自己的位置，我們每一次思考中國問題和世界問題的時候，每一次學習中國理論和西方理論的時候，每一次學習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的時候，每一次學習中國電影和外國電影的時候，其實我們都必然面臨着一個自我定位，因為不論你自覺與否，你都必然以某種主體位置介入。如果我們不自我定位的話，恐怕你就難逃那個命運，我自己所做的那個概括叫做認賊作父，指父為賊，叫做勝利的失敗者，叫做反認他鄉為故鄉，你恐怕就很難逃離這個主流的建構過程。
但是正是因為作為第三世界的年輕人，第三世界的國民，第三世界的思考者，我們必須要不斷地認識到很多關於第三世界的表述本身是第一世界的主體們的表述。儘管他們曾不斷地反轉於他們的主體位置認同於第三世界，那麼當我們要建立我們自己的主體的時候，要建立第三世界的表述的時候，我們大家要記得反轉。我們要在一個不斷的自我的自覺的，自覺反省和不斷地對這個位置的重新設定當中，才能認知我們自己，我們才能夠嘗試去建立我們有創意的有創造性的關於中國與世界的表述。
那麼剛才跟德國學者的那番談話，帶來了當今世界最大的一個問題，我這兩年連續的比較長時間的訪問美國，很想了解美國的學術和思想狀況，所以我去出席了很多很多的會議，其中包含很多的社會科學，就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這樣的會議，結果發現，在各種會議上包括社會科學的和人文科學的會議上，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詞，我一點不誇張的説，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詞是中國崛起和中國債主，美國的中國債主，出現頻率這麼高，以致我在兩三次會議都赤膊上陣了，我要替中國説句話，當然不是真的替中國説句話，我只是覺得很荒唐。大概兩次插話的內容大致相近，我就説什麼時候中國的實物經濟所創造的真金白銀必須轉換成美聯儲債券，而什麼時候中國必須貢獻給美國股市的這個供奉轉換了中國債主，中國的債主在什麼意義上可能行使債主的權利，我説，我給他們舉兩組數字，一個數字是中國的股市曾經從2000點暴漲到6000點，從6000點跌回到1600點，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忘記那個數字了，有一個天文數字的人民幣蒸發了。同時中國在美聯儲的儲備相對於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中國又有多少真金白銀的實物經濟所創造的財富蒸發？當時我剛好和一位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拷了這兩個數字，在美國的幾個月我説請大家重新定義什麼是財富，什麼是金錢，什麼是債主，什麼是負債人。至少在這個經濟學的會議上效果極佳，使這些美國經濟學家們停止不假思索地使用中國債主或者中國崛起這個字樣。
當然我也非常繁瑣地做了另一個描述，我説好像美國學者比中國學者更相信中國崛起，對於你們來説也對於我們來説是更為真切的一個事實。好，我自己本人是懷疑中國崛起這種描述的，因為中國崛起不外乎是GDP的數據，不外乎是中國外匯儲量的數據，不外乎是中國對頂尖奢華消費品的數據，不外乎是中國人蔘與全球奢華頂尖消費和旅遊的數據，那麼在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上我們只要有百分之一乃至千分之一的富人，就足以創造這些全球奇蹟，而即使遵循資本主義的邏輯，全球化進程的成功意味着多數人獲益，這個國家的多數人被捲入現代化過程並且獲益。所以儘管我們懷疑這個東西，我要説明的仍然是今天的世界國情隨着冷戰的終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而改變，那麼世界不再是美、蘇、第三世界，不再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而變成了高度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和廣大的貧窮的南方國家，那麼如果中國在南方國家這個巨大的場域當中開始以所謂金磚四國的方式成為新興國家的話，那麼它究竟意味着什麼？而這種意味對於我們關於中國與世界的未來關於世界文化關於我們的文化究竟意味着什麼？
近年來我非常不喜歡一種新的革命講述，就是紅色歷史再一次回到電視劇中，再次回到大眾文化當中。為什麼紅色歷史重返了？因為這叫中國崛起史前史，因中國崛起而重新獲得合法性，一個完全在民族主義的意義上再度獲得合法性的紅色歷史，也就是一個被閹割的紅色歷史，所以對於我來説重新叩訪六十年代重新提請六十年代的第三世界參數，是在於參照着中國崛起，參照着在中國崛起之下我們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的當代文化、中國的現代文化、中國的文化未來以及價值，建構新的展望，我認為具有重要的意義。
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幾個口號，我自己個人挺討厭口號的，但是每次做六十年代回顧的時候，這幾個都將再一次打動我，那麼一個口號大家不枉聽之，叫做“沒有革命的理論，只有革命的實踐”。為什麼我要再提這個口號？因為大家知道著名的法國學者也是據説今天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唯一一個具有人文通才性的學者阿蘭·巴迪烏。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紅書，這本小紅書叫《共產主義構想》，其實，在我淺薄的理解和閲讀當中，《共產主義構想》這本小書無外乎以複雜的歷史事實和理論語言重申了1968年的這個口號，叫做“沒有革命的理論，只有革命的實踐”。儘管我們不能構想新的歷史圖騰，儘管我們還不能有效地勾勒人類的未來及其替代性的方案，但是，被壓迫者走投無路的抗爭將創造這種可能。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口號也是我經常用來作為自勉的一句口號，叫做“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而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我們大家重新叩訪六十年代，重新叩訪六十年代文化，只有我們打開的文化空間、歷史空間，叩訪六十年代遺留給我們的歷史遺產，那麼我們可能要重新思考的一組命題，第一個是前面我講到的社會主義自由，而另外一組命題叫做個人與社會。個人與社會，我懇切的想跟大家提出並分享個人與社會這個命題，因為一方面我們看到全球資本主義時代使大量的社會文化空間被霸佔進而被封閉，社會性和公共性被取消，而同時我們每個人似乎開始越來越具有個人的權利和個人的身份。但是兩方面，一邊是個人身份的最佳模式、理想模式，也許是在座不少同學們的身體力行的模式，那麼就是宅男和宅女，是一個自我隔絕的、一個自我疏離的、一個自我完滿的模式。當然，要做宅男和宅女，伴隨你的必然有一台電腦、一個screen或者一個ipad。那麼我首先要提示大家的是，所謂宅男和宅女的生活方式極大地建築在對社會網絡的信賴和依賴之上。大家想像一下，我們這個文明有一個環節斷掉了我們還能宅下去嗎？而另外一個我要提醒大家的問題就是，不論你是否預期，這樣一種文化恐怕會有一個必然的結果，那麼就是行動能力的喪失和交流能力的喪失。那麼這不僅使得社會化的空間被暴力截取，而且使我們的主體願望和主體能力喪失。但是也許因為我已經落伍了，也許因為我已經進入了九斤老太的年齡，也許我就不可能接受和理解新生代的文化和全新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這兒我要回到一個六十年代的人物提醒大家歷史其實非常短暫，歷史是在非常短暫的過程當中被建構出來的，他就是剛才我始終沒有提到的那位肯尼迪總統，肯尼迪總統之所以被列入到了六十年代的名單當中，之所以被稱為六十年代的重要標識不僅因為他的暴行，那個暴行就是他發動了越戰，更重要的是由於他是一整套的名詞以及一整套理念的創造者、發明者，準確的説是推廣者，這套名詞就叫做青春、青春期、青春期反叛、代溝。這些名詞都是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在肯尼迪總統的任期內被髮明出來並經過大眾傳媒被傳播，由此建構了一個肯尼迪總統始料未及的偉大的學生運動年代。我在北大講課的時候跟同學們説有一件事情它很不學術也很學術，請大家去做，就是Just google it。當你們使用每一個名詞的時候，至少請你們google它，當然google永遠是不夠的。可是，至少請你們google它，你們不要相信那些東西是亙古就有的，是萬古長存的，是天經地義的，是高度自然的，其實它不過都是二十年代短暫、急促、殘暴、血腥，又是激情澎湃的歷史所發明和創造出來的，所以我們説相對於五十年半個世紀的歷史，人類漫長的文明史告訴我們，人類是一種羣居動物，是在公共性和社會性的不斷地創造和改造當中把人類文明推演到今天的。如果我們還希望人類擁有未來，如果我們還希望用人類的想象力去創造未來的話，那麼希望大家和我分享對六十年代的重新叩訪以及六十年代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口號“做現實主義者，求不可能之事”。
謝謝大家！
（整理稿未經戴錦華教授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