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燒車迎新年的迷局-宋魯鄭
辭舊迎新之際，各國無不以各種方式迎接新年的到來：放焰火、寺廟敲鐘、登山許願、街頭狂歡。不過，迎新年之獨特，恐怕還要公推一向以浪漫、出奇而著稱的法國。
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法國出現了在新年之夜“燒車”的現象。2005年巴黎郊區騷亂後，每到新年就“燒車”的數字更是逐年增加。到今天，似乎已經成為迎新年的保留節目和新的民俗。
當然，法國政府自然不待見這種新風俗，為了遏制更是竭盡手段。不僅派遣大量警察戒備，甚至為了不刺激惡意燒車人登峯造極，逐年打破上一年燒車的數字記錄，在2010年新年時，當時薩科齊政府的內政部長決定：不再公佈新年燒車數字。因此法國公眾至今知道的最後一個新年燒車數字是2009年的，那一年的新年夜一共有1147輛汽車被燒，是六年間的最高數字。儘管如此，這種新民俗卻依然愈演愈烈。
法國斯特拉斯堡街頭被燒燬的車輛
於是2012年社會黨重新執政後，面對新年來臨的挑戰，一方面在全法國各地調動5萬名警力，大力整頓新年燒車行為，告誡公眾故意燒車違法（只是故意和非故意的界限何在？燒車違法還需要政府告誡嗎?法國是不是要來一場普法運動?），絕不能讓新年燒車成為一種被公眾輿論容忍的習慣。另一方面也承諾要在新年後立即公佈警方統計掌握的燒車數字。
果真是説到做到，2013年1月2日，新年第二天，法國內政部就公佈：今年新年年夜，被人為燒燬的車輛達到1193輛，警方實施的逮捕人數達到339人。法國警方還提供一些更具體的數字：在1193輛被燒汽車中，有907輛是被人直接點燃的，其餘是被蔓延的火間接燒着的。
比較反常的是法國新任內政部長瓦爾斯沒有拿今年燒車數字和以往進行比較。因為他認為過去的數字並不準確，過去為了壓低數字，常常沒有包括那些被蔓延之火燒燬的汽車。
不過，有一件事內政部長瓦爾斯沒有提及。就在大量警察雲集香街、應對燒車時，四名槍匪藉機搶劫了巴黎最繁華地段（全球聞名、特別是中國遊客熟知的老佛爺附近）的蘋果專買店！高達一百萬歐元的蘋果產品被搶！這不妨看作新年新政所付出的一個代價。
應該説，作為新政府的新年新政，在做出如此努力和付出相當代價之後，竟然仍未能阻止燒車創造新的官方紀錄（前任政府隱瞞的數字在沒有修正之前，只能按官方數字排序），實在是出乎世人預料。人們不由要問，新年燒車為哪般？
公認的結論是：新年燒車的背後，體現了法國底層社會一部分人的不滿和抗議，體現了一部分年輕人與警察所代表的國家體制的決裂，他們從不滿走向破壞財物等暴力犯罪行為，把燒車等胡鬧行為，當作向政府集體示威的一種形式。
但問題在於，法國不是一個有着民眾充分表達渠道的國家嗎？何以他們不通過這些合法的渠道來表達自己的不滿，而一定要訴諸暴力呢？要知道，每當中國發生類似事件，自由派學者都把責任歸於中國缺乏民眾的表達機制並主張要向西方學習的啊。
更重要的問題在於，不管這些人為什麼一定要用暴力表達不滿，但為什麼這麼多年來，他們如此激烈的抗議方式之下，他們的不滿卻就是得不到解決，以致燒車這種暴力違法行為愈演愈烈？
顯然，以本人看來，表達方式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還是問題的解決能力。一個社會如果喪失瞭解決問題的能力，再完善的表達方式也無濟於事。我們不妨想想希臘等國的危機率先爆發以來，不得不推行大規模節支政策，減少福利開支，大幅裁減公務人員。為此，民眾發起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甚至不惜訴諸暴力。只是過去屢屢有效的手段在今天卻失去了任何功效。原因很簡單，政府已經山窮水盡，再也無法滿足百姓的欲求了。
所以今天的西方，就如“末日博士”著稱的魯比尼所認定的那樣處於制度失靈的狀態。
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為了應對危機，迄今為止已經投入三萬億美元救市（小布什時代兩萬億，包括救助各大公司和國會批准的7000億美元救市資金，奧巴馬時代也投入上萬億美元刺激計劃）以及四輪“量化寬鬆”，而歐盟投入的規模也不低於美國。結果如何？到今天，美國和歐盟這兩大經濟體還在危機中，而且還在進一步惡化。奧巴馬剛上任時，面臨着全面的經濟危機，而他連任時，馬上面臨的是“財政懸崖”。雖然在最後一刻兩黨達成妥協，但兩個月之後，債務上限又要突破。而2011年兩黨圍繞債務上限的博弈導致美國國債務歷史上第一次被降級。而中國危機來臨時一共才投入6500億美元（四萬億人民幣）就成功擺脱全球經濟的影響。
所以下面的數據就一點不令人意外：2008年CNN進行調查時發現，66%的美國民眾不相信民選出來的政府，2010年當CBS和《紐約時報》進行同樣的調查時發現，不信任政府的比例迅速飆升到81%！也難怪，2008年4月22日，小布什總統還在新聞發佈會上信誓旦旦地聲稱：“現在並不是經濟蕭條，只是低迷期”。到當年的7月9日，他的一個首席經濟顧問還稱“經濟低迷不過是精神衰退”。可是話音未落，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迅猛地席捲全球，“美國的心跳”通用汽車破產、金融霸主的象徵花旗銀行資產縮水90%，被道瓊斯指數除名、代表美國硬實力的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
我們不妨再看看今天的法國。奧朗德擔任總統第一次發佈新年講話，竟然這樣聲稱：“我們的國家需要所有領域的投資：工業、農業、住房、環境、健康、研究、新技術”。這可絲毫不像一個發達國家的模樣啊!
可是今日法國的國債佔GDP的比重已經超過90%，國家掌握的國有資產全部被拍賣也只能償還40%的債務，這個時候的法國還哪裏有錢去投資呢？但是沒有投資，法國的經濟增長和降低失業率的目標就難以達到。這也是為什麼，儘管他聲稱2013年一定要降低失業率，但法國隨後的民意調查顯示高達75%的民眾不相信，右派報紙《費加羅》報做的調查，懷疑的比率竟然高達91.1%。這是不是可以稱為一個國家政治誠信或者管治能力完全破產的社會、國家和制度？
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問題的根源還是在於制度。現在西方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進行反思。美國前總統卡特一席話，頗令人尋味。卡特2012年年末參加“三亞財經國際論壇”表示：他本人很討厭攻擊中國的言論，但很不幸，這就是美國政治生活運轉的一部分，幸好選舉結束後，這些言論會自動消失。
美國保守派評論家大衞·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更有如下的評論：現在大家把民主奉為神聖的信條，殊不知建國之父很少談民主。他們是以共和的原則來建構國家。民主與共和的一大區別在於：民主相信多數人，共和則對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設計一套制度來抑制變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帶來的破壞力。
今年的法國燒車迎新年，還意外地讓中國民眾瞭解到西方信息透明和知情權的真相。原來為了避免刺激燒車人的激情，竟然可以不統計被蔓延之火燒燬的汽車，直到最後甚至乾脆就明令不再公開燒車數據。當然，後來的新政府又選擇公開了，而且還透露過去的政府瞞報。只是，為何同一種制度，同一種法治，就可以有公佈和不公佈的兩種完全不同的選擇？其依據又為何呢？
或許國內的民眾會頗感詫異，但對於我們長久生活在西方的人來説，卻已是見怪不怪。知情權和透明度是要隨着國家利益或者打着國家利益為幌子的政黨利益、個人利益而起舞的。
大名鼎鼎的CNN，堪稱美國最強大的軟實力。1989年，蘇聯譴責美國入侵巴拿馬，竟然是有關人員先通知CNN駐莫斯科辦事處，然後才通知美國駐蘇使館。可見其影響力。海灣戰爭爆發時，薩達姆都要依靠CNN來獲取信息。但在CNN表面客觀、公正報道的面具下，卻扮演着美國政府喉舌、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作用。比如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國防部利用CNN散佈美國將由科威特東海集結進攻的假消息，最終卻由西部陸路攻入科威特。
同時，CNN還提供假消息，成功瓦解伊拉克軍士氣：美軍投向伊拉克的885500噸的炸彈中，命中率僅有30%，但在CNN的畫面上展示的卻是所謂精確制導炸彈的威力，從而盡顯美軍無與倫比的實力。如果這還只是掩蓋真相的話，至於散佈“薩達姆受傷、副總統被炸死、高層領導叛逃、51師師長率部投降”則都是赤祼祼的造假了。
為了成功打擊伊拉克，CNN的記者還被授意更改新聞，但對於那些不遵守規定或者不合作的記者則受到排擠甚至解僱。比如任職長達二十年的CNN新聞總裁伊森·喬丹（Eason Jordn）就因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發表言論説，在伊拉克遇害的記者是因為聯軍把他們當成敵人而被攻擊，隨後就被迫辭職。
CNN的做法可以解釋何以半島電視台後來成功崛起。正是由於CNN無法在事涉中東問題上保持客觀、公正，導致其公信力下降。特別是在九一一之後的阿富汗戰爭中，即使CNN採訪到半島電視台也採訪到的新聞，也不能播放。
如果説CNN在對外衝突中站在國家利益一邊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面對國內事件又是如何處理的呢？
美國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以來，社會矛盾迅速上升，尤其是風起雲湧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直接把矛頭指向金融帝國的心臟。在這個時候，美國的媒體一開始無視它的存在，試圖封殺。後來該運動愈演愈烈，甚至跨出美國走向世界。媒體再也封殺不住。但其把報道的焦點卻是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出現的負面現象：吸毒、偷盜、性亂、暴力事件、組織混亂、糟糕的衞生條件。在將其污名化之後，又尋找時機強行動用警力進行清場。當然，美國還竭力防範任何國外敵對勢力的介入。
後來，更爆出驚人內幕：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將“佔領”運動當作“本土恐怖主義”威脅，派出反恐密探調查，甚至藉助滲透佔領運動中的卧底線人，取得情報，然後將部分內容轉告相關企業。FBI發言人回應時則強調，他們有責任徹查任何與暴力威脅有關的嚴重指控，但不會違反司法部和部門自身的規定，針對符合憲法的和平示威集會作出調查。反而間接證明了他們將佔領運動當作暴力威脅有關的活動，視之為違反憲法的非和平集會。
所以在我看來，中國媒體和西方媒體最主要的差距就是缺乏國家利益的自覺、自律（這也和它們對西方瞭解不夠有關）。這尤以《南方週末》為甚。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一次訪華時，曾“欽點”做為獨家專訪媒體，其用心不難洞悉。儘管如此，當南方報系欲收購破產的《新聞週刊》時，卻被美方寧願一美元贈送一家和媒體毫無干係的企業，也堅決回絕了開出極優條件的南方報系。這一方面體現了美方對南方報系並不是真正信任（試想一個忽視本國國家利益的媒體怎麼會捍衞美國的國家利益），更重要的體現了美國對媒體控制的高度重視。
不妨想想，西方深陷百年一遇危機，可有一家媒體把矛頭指向制度，進而要求以中國為榜樣的政改？反觀中國的不少媒體，明明今天的中國是184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是1840年以來最好的制度（縱向對比），更是三十年全球表現最佳的國家（橫向對比），但何以卻動輒就把出現的嚴重性遠遠遜於西方的問題上升為制度，更可笑的是堅持還要以弊病叢生正在苦苦尋找出路的西方為師呢？這也是新年發生的《南方週末》風波令人齒冷之處。
法國的燒車現象，當然在法國也有不同的解讀聲音。一些社會學研究者指出：法國不僅在新年出現燒車，在國慶節，足球賽，大選後，都出現燒車事件。除了表達不滿和憤怒，一些生活無聊的郊區青年人也因為覺得着火汽車好看，燒汽車好玩有趣等等。
還有一種看法認為：一些車主為了騙取保險公司的保險費，而把自己的老汽車燒掉。他們選擇在新年之夜燒自己的汽車，是因為保險公司對這天被燒的汽車案調查較寬鬆。
除了騙取保險費以外，法國費加羅報文章還認為：在全法國每年被燒掉的4萬輛私人汽車裏，有相當一部分汽車是由於不同原因被燒的，其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是偷來的汽車，還有為了報私仇而燒仇人汽車的現象。
不管是生活無聊的郊區年青人感覺燒汽車有趣也好，是為了騙取保險也好，是為了掩蓋罪行滅跡也好，是為了報私仇而燒仇人汽車也好，都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西方的、民主的國家之真實社會生態，堪稱當代的浮世繪，或者是當代拍案驚奇。
不過，非常耐人尋味的是法國廣播電台。法廣一向最擅長的是把中國發生的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都上升為制度，但在報道燒車事件時，卻有這樣的結尾：“新年燒車已經成為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歐洲國家的一種社會現象，這種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複雜，不能一概而論，並過分地進行政治性解讀”。看來真的是“法”外（不是中外）有別啊。
法國是否能夠找到解決“燒車迎新年”之道，無需中國人費心。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瞭解西方、反思我們自己的一個契機。這才是法國這個新民俗對我們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