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島爭之間的韓國-劉元海

近來，中日之間圍繞釣魚島的對抗仍然在繼續進行，新上台的自民黨黨首安倍晉三依然沒有表現出主動尋求緩和的姿態。相反，他卻大張旗鼓地和其政治搭檔麻生太郎重拾起第一次當政時提出的“價值觀外交”的旗幟，又一次開始緊隨美國展開了封堵中國的外交活動。其最新的一個動作便是派遣外相岸田文雄緊接着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之後訪問澳大利亞，與澳大利亞外長羅伯特•卡爾（Robert Karr）商討加強日澳間海上軍事合作以應對中國的事宜。安倍新政府追隨美國對華強硬的態度由可見一斑。

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於同樣因為有爭議的“獨島問題”而在近幾個月與日本爭執不休的韓國，安倍卻拿出了積極緩和失事態的方針，在新任韓國總統樸景惠當選後，立即派遣特使前往韓國，修復因為韓國前總統李明博登島而惡化的韓日關係。那麼，何以對於如此相似的島嶼爭端，日本採取的是兩種如此截然相反的態度的呢？日韓之間的這種“親密”關係對中日韓微妙的三角關係又會有何實際影響呢？

作為美國在東北亞地區最重要的兩大盟國，日韓之間的雙邊關係幾乎在方方面面都受到來自美國的影響。甚至於，日韓的外交關係本身就是在美國授意下確立起來的。1960年代初，美國國務卿迪恩•拉斯科（Dean Rusk）直接促成了韓日在1965年邦交正常化的實現。為了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美國必然不遺餘力地在日韓發生矛盾時進行干預。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本月16日對日韓兩國的訪問，正是着眼於調整日韓雙邊關係，以更好地服務於美國的總體目標。

其次，戰後日本外交政策制定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在美國的大框架內尋求己方的利益最大化。所以，當日本與韓國建交之後，立即對韓國進行了大規模的資本與技術輸出，這也是保證日韓關係穩定的另一個重要基礎。另一個不得不提的因素是，雖然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早已成為歷史，但戰後的日本政界、商界看待韓國仍然帶有強烈的對待“小兄弟”的意識。這也是為何日本在60、70年代大力援助韓國發展經濟的要因之一。

然而，隨着冷戰的結束，尤其是在中韓建交之後，日本對韓國經濟的重要性在十餘年間迅速為中國所取代。自從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WTO）以來，已經迅速成為韓國最大和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中韓貿易已經佔到韓國全部外貿總額的20%以上，並且中國還是韓國公司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所以，中國已經名符其實地成為了韓國經濟增長的最關鍵因素。而從韓日的雙邊貿易結構來看，兩國的支柱產業如電子、汽車和造船業等存在着激烈的競爭關係。並且，在韓國近年來發展最迅速的半導體電子工業上，對日本的零部件、原材料和生產設備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賴。據日本外務省亞太局日韓經濟室提供的數據顯示，韓國在對日貿易上長期存在着經常性的赤字，也勢必影響到韓國對韓日經濟合作的積極評價。

此外，在金大中和盧武鉉兩屆左翼政府執政期間，韓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和民粹思想盛行，對日本殖民歷史的聲討成為了韓日關係週期性惡化的導火線。2008年李明博政府執政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韓日關係是在朝着積極的方向發展。立場親近美日的李明博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改善韓日雙邊關係，尤其是努力抑制國內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對日本的敵對情緒。與之對應的是，日本民主黨政府也一再承認了日本在對韓國實施殖民統治期間的歷史責任。

當然，最關鍵的一個因素還在於朝鮮的存在。朝鮮在原子能和遠程火箭工程上的長足進步，促使韓國和日本在美國的主導下強化了三邊防務合作。2010年11月延坪島炮戰之後，韓軍在歷史上第一次派遣軍事觀察員參加了當年的美日聯合軍演，這是此前美方一再力促而沒有成功的事情。然而，自2011年春天開始，韓日雙邊關係又一次出現了明顯降温。圍繞韓日官方和民間關於獨島爭議的再次發酵，而日本部分教科書中對殖民統治美化再一次週期性地導致了韓日關係的逆轉。最重要的是，李明博因為家族成員涉及到經濟問題，而不得不打出民族主義的旗幟來回避社會輿論對自己的追究。這是他不惜與日本交惡，也要登陸獨島宣誓主權直接原因。

不僅如此，近年來美日關係的停滯不前與美韓關係的迅猛發展，也使得韓國自信能夠在與日本發生爭端時，使美方的立場更有利於自己。美韓關係自2008年親美的李明博政府上台後就一直處在十年以來的最佳狀態。2010年，奧巴馬政府中的許多要員都認為，韓國已經成長為美國在東亞最親近的盟友。2011年12月12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US FTA），這是美國在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外的第二大自由貿易區。這一簽署於2007年小布什政府時期的自由貿易協定之所以會在時隔4年多以後才得以批准，主要是李明博政府同意在原定條款中加以援助美國汽車工業的內容，從而説服了美國會中持反對意見的議員。奧巴馬還投桃報李，在白宮會見李明博時許諾在朝鮮實施“不可逆”的“去核化”之前，美國政府將不會重啓“六方會談”，以此表達了對韓國立場的堅定支持。

另一方面，儘管美國一再表示美日關係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維持存在的基石。但民主黨政權執政的三年令美日之間的互信受到了極大損害，僅僅一個普天間基地問題就從2006年拖延至今仍未解決，美方近來對於日本政治的“癱瘓”狀態已越來越無法容忍。另外，日本在其安全訴求上也時常偏離美國的總體目標。例如，2008年小布什政府將朝鮮從其所謂的“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上撤除之後，讓日本大感意外。這不僅僅是因為日本一直堅持將“人質問題”視為是朝鮮的“恐怖主義行為”，更重要的是，日本擔心美國最終可能會容忍朝鮮的原子能開發計劃。由此，日本對美國“核保護傘”的信心受到了極大的動搖。儘管小布什和奧巴馬兩屆政府一再保證美國一定會履行對日本的安全保障承諾，但日本政界在這一問題上的疑慮是無法完全被打消的。這也是“普天間基地轉移”這一在表面上喧嚷的事件以外，日美同盟深層次存在的重大問題。

反觀韓國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從2009年開始，美韓雙方加速了美韓軍事同盟轉型的步伐，即將美韓同盟的指向由單一針對朝鮮，轉為美國在東亞地區甚至於全球防務中的一個夥伴。為此，美韓雙方制定了“戰略同盟2015”計劃，以實現駐韓美軍的輪番機動部署常態化和加強韓軍的自主作戰能力為核心。第8集團軍將轉變職能，在可以隨時應付朝鮮的同時，遂行全球範圍內的作戰任務。儘管日本一直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期間為美軍提供燃料補給一事來誇耀自己對美日同盟作出的貢獻，但這又怎麼可以與韓國伊拉克部署3000人以上兵力的戰鬥部隊相比？儘管安倍在上台前後都高調錶示要修訂否定“集體自衞權”的憲法第九條。但是，美方深知日本政界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依然相當深刻，短時間內是無法期待日本參與到“非軍事支援任務”以外的行動中來的。

此外，在2012年5月提供給美國國會的關於美日關係的CRS報告中所指出的，日本經濟的長期不景氣，以及地震災區重建所必須的龐大支出，勢必會影響日本對美國的“國際貢獻”。而剛剛奪回政權的自民黨鑑於立足未穩，一時也不可能在參與被美國寄予了莫大期望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上採取什麼實質行動。

故此，美日關係在近期內的發展仍不明朗。智庫歐亞集團的創始人伊安•布雷默（Ian Bremmer）在最新一期日本《外交》雜誌上撰文警告説，如果日本領導人反對TPP並在駐日美軍基地問題上不進行合作的話，美國也有可能轉而尋求其他更為積極主動的夥伴的合作，這一定會對美日關係造成長期且深遠的破壞。

在上述背景之下，韓國自然可以對日本時不時地展現一番義正詞嚴的“高姿態”來了。而在中日爭端問題上，撇開其他因素，單從中國目前對朝鮮獨一無二的影響力這一點而言，也促使韓國政府必須在地區安全事務上考慮到中國的存在。所以，安培想讓韓國支持自己的對華強硬立場恐怕終將歸於畫餅了。

當前，日本國內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了日韓關係的這種新趨勢，正如神户大學教授木村幹所指出的“日本再也不能在經濟大國的位置上固步自封，認為與韓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是唾手可得的了”。同理，筆者認為，如何應對一個勃興的韓國的問題同樣值得我們深思再三。因為，在包括東海大陸架劃界和朝鮮半島南北統一等諸多與我國戰略利益攸關的問題上，韓國的立場和動態是不可以不詳加考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