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還能讀懂中國嗎？-魯寧
寫此短文的直接緣由是有感而發。起因與兩則見報新聞有關，背後則涉及究竟如何較客觀地看待我們所生活的渾身上下都有毛病的國家這一非常嚴肅的社會話題。
新聞一：蘭考“民間孤兒福利院”起火後，各路記者雲集蘭考縣城，縣委宣傳部17名工作人員分成數個接待小組好吃好待各路記者並協調記者採訪事宜。筆者早年做記者時，也採訪過這類突發事件，也有接受同類待遇的親身感受。可這一次，有的記者把蘭考縣宣傳部款待各路記者的各種細節寫成一篇記實報道刊登在報紙上，以至於網絡上形成一波有錢“賄賂記者”卻無錢蓋孤兒福利院的義憤填膺。蘭考縣委、縣政府經此一擊更顯無地自容。
筆者以為，對蘭考縣委宣傳部此舉不是不可以批評乃至嘲諷。但不管你是哪家媒體記者，這類批評和嘲諷須建立於一個前提——那就是記者要有勇氣先“罷宴”，在蘭考採訪的吃喝拉撒全部自理。反之，假如記者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嘴角流着油，不道一聲謝謝，反倒挖接待方的屁眼兒扮演高尚的角兒，那又叫什麼事？！
筆者再把話説重些，此種採訪記者作派，無論古今中外，無論西方媒體還是東方媒體，用中國的老話講就叫作不興如此做人！
新聞二系一則評論，刊發在本週三《中國青年報》“中青評論”欄目。該文的標題叫《媒體的責任是要追尋社會真相》。該則社評在第五段寫到：“有新聞同行説：不要怕批評政府，越是批評它們，它們就對你越客氣。這話雖是義憤之語，卻也反映出媒體與某些政府部門打交道的方式。當然，這種批評絕不能故意刁難和要挾，更不是以批評之名勒索和敲詐。”
上述摘錄文字又分為三個自然小段，第一和第二自然小段所寫所議現象，在許多時候的確存在，但遠不是普遍真現象。至於第三自然小段，但凡寫過評論的作者都知曉，這是為了稀釋第一自然小段的“火藥味”，説白了是一種自我保護舉措。謂評論寫作的另類“春秋筆法”爾。
傳統媒體從業羣體的社會形象已不再高尚
毫無疑問，小到揭露新聞事件背後的緣由，大到追尋社會真相，的確是媒體必須具備的天責。但這只是媒體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之一。媒體在任何新聞管理體制下不可忘卻的還有其它社會責任，首推為社會進步積蓄正能量的責任。由此切題，可引出一系列針對媒體的社會責任倫理思考。
翻閲當下國內許多媒體的日常報道，只要涉及到政府與官員的報道內容，給讀者的感覺幾乎整個“洪洞縣裏無好人”，似乎整個官場就是一鍋爛到不能再爛的的“大雜繪”。筆者不客氣地説，這不是基本事實至少不是全部事實！
在這類以“政府天然就是壞的”（緣自對西方監督理論的囫圇吞棗式的片面解讀），以及記者天然就能鐵肩擔道義的自負所採寫的報道或評論，每每在自覺和不自覺間、在有意識和下意識中，流露着“記者寫什麼，媒體登什麼，讀者就信什麼”的盲目傲慢與無知。
作為新聞從業隊伍中的一員，筆者向同行們提個問題，大家有沒有勇氣摸着自己的胸口自問，在大家所做的各類揭露報道中，在那些已具備一定思辨能力的受眾心裏，今天的記者、媒體包括新聞作品，究竟還剩多少社會公信力？！
真話不但難聽而且殘酷。縱然，對政府和官員羣體，目前社會的總體評價是不高的。但這中間有沒有記者和媒體“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甚至“以具體案例武斷類推整體”的“貢獻”呢？！
坦率言，今天的不少傳統媒體和中國記者，為拉到廣告贊助，為向採訪對象“吃拿卡要報（報銷）”而以曝光要挾採訪對象的醜事惡行，難道還只是“害羣之馬極個別”，是“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湯”那樣輕飄飄麼？
去年，中央為何要倡導傳統媒體“走轉改”？還不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報道只是依賴道聽途説、網上信源拼湊、張冠李戴、似是而非的東東。很多報道所涉及的信源提供者均以某知情人士、某消息人士、某圈內人士的代稱。更有不少報道五官不全（5個W），讀者若稍作細讀，內容真實性根本經不起推敲。久而久之，傳統媒體、記者包括新聞報道，其社會公信力呈常年性流失。説句讓我們媒體從業者不太願意接受的大實話，今天國內傳統媒體從業羣體的社會形象，比官員羣體、醫生羣體、教師羣體的形象高尚不到哪裏去！
辨別“兩個中國”不能只能靠受眾自己
筆者一向認為轉型中國存在大量問題，媒體對其批評並鞭策政府和全社會積極改進是必要而必須的。簡言之，對“問題中國”揪住不放只要出發點是善意的那叫天經地義。但值得我們媒體人自省的是，“問題中國”只是國家的次要面而非主流面。中國的主流面是這個國家每天、每月、每年都在致力於進步，都在不遺餘力接長中國的各種短板。一言以蔽之，我們所處的國家決非全眼漆黑，“進步中國”才是這個國家的主流面。否則，甭管人們以怎樣的理論、工具、標尺衡量和解釋中國，都無法回答今日中國的國際地位是如何實現了天翻地覆般的躍升？
過分誇大“中國問題”或“中國進步”，都不利於“中國共識”的積澱，在信息開放和傳播尚處於摸索階段的中國社會，若任由以揭黑為惟一的傾向繼續不加約束的放大，極不利於中國社會形成繼續前進必須的社會共識之凝聚。畢竟，國家進步不是揭醜“揭”出來的，而是埋頭實幹“幹”出來的。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務必清醒認知地是，言論的開放也是一把雙刃劍，運用得法它能促進社會進步。反之亦然。本週三，《環球時報》刊發《扎堆的壞消息並非中國縮影》的社評。該文第六段寫到：“中國是巨型社會，現實分散而複雜，而輿論的集合性卻越來越強，不平的事情到中國全境去找，即使中國在進步，它們也要多少有多少。因此媒體揭露問題的多少並不取決於中國現實的嚴峻性，而更多取決於中國媒體的開放度。”筆者相信，對這段文字抱定不以為然甚至不屑者並非個別，但無論你持左、中、右立場，它都值得所有人深思。
新世紀以來，中國傳統媒體的開放程度史無前例。可言路的開放並沒有帶來傳統媒體從業隊伍以收入作為主要衡量指標的“幸福感”甚至於相反——這是為什麼？在集體抱怨之後，全體傳統媒體人是否作過深入的檢點與自省？業內誰敢説傳統媒體人“10年未漲工薪”，全是受到新媒體的衝擊？！
概要之，“兩個中國”都客觀存在。“進步中國”的盤面明顯大於且越來越大於“問題中國”是客觀事實。如果傳統媒體人仍然看不清或者不屑於看清這一基本事實，辨別“兩個中國”那就只能靠受眾自己。如是，傳統媒體和媒體人必將進一步被社會邊緣化。而情緒的焦慮與報道的偏激猶如逆螺旋，將使廣大受眾和商業廣告對傳統媒體“越離越遠”。
新聞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