鳩山“友”紀夫的“中間道路”-潘妮妮
近日，作為已經正式宣佈“政界引退”、被網民戲謔為“無業的六十五歲男子”的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卻在以個人身份訪華，因一番“兩國存在主權紛爭是事實，中日雙方有必要坦誠正視問題……如果日本政府不承認（釣魚島）爭議，就永遠解決不了釣魚島問題”而引發了日本國內的數路討伐。官房長官菅義偉在內閣記者會上對鳩山的發言表示“遺憾”，宣稱“作為一個前首相”，鳩山“所示的立場以及言行，與政府相違”。
與官方發言相對應，立場居右的《讀賣新聞》和《產經新聞》也隨即跟進，批判鳩山“誤導”民眾對釣魚島地位的認識。防衞相小野寺五典更是在富士電視台的節目中不惜破壞斯文使用“國賊”一詞，説是咒罵亦不為過。至於右翼勢力強大的網絡輿論，更是炸開了鍋，直呼“媚中鳩山”又“中了中國的圈套”。而與鳩山有着複雜的政治糾葛的前首相菅直人，也在自己的博客上抱怨鳩山“也不看場合對象”，實在“欠考慮”。
因為種種歷史和現實原因，右傾保守派更能得心應手地利用媒體工具，製造“大眾輿論”，而右翼團體和其他分散的極端主義者，也比常人有更多的精力和意願去——尤其是通過網絡媒體——發聲，甚至以非正常手段干擾他人發聲。在這樣咄咄逼人的攻勢下，任何主張“緩和”、“協調”的聲音都很容易被冠上“親中”、“媚中”的帽子，因此温和派以及對華友好人士難以在國內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這也就是安倍內閣及右翼力圖構建的“全國一致”的“政治正確”的假相。在此假相基礎上，安倍出門推銷其“鑽石包圍圈”，擴大日美同盟，或與中國討價還價，方才顯得有“民意”支持。而鳩山的發言——哪怕單純只是作為“個人”不具備任何代表性——也捅開了這偽造的“政治團結”的窗户紙。已經從政壇退役的鳩山敢於在輿論包圍中做此發言，除了有家族的“親華”傳統外，還基於其對日本政治“中間道路”的理解與實踐。
“保守派”、資本家與“中國之友”
日本坊間有個逸聞，道是中日邦交剛恢復那幾年，一個日本代表團赴中國，當時團內就有個年輕人來找周恩來總理嘮嗑，説為啥樣板戲《紅燈記》裏的日軍大頭目喚作鳩山，咱們日本姓鳩山的也不多，自己查了查也沒有本家的在中國幹過壞事，這戲流傳這麼廣中國人民誤解了多不好，所以總理能不能幫忙還咱們家一個清白。這個逸聞中的年輕人，就是鳩山由紀夫。
《紅燈記》裏的反派為何用上“鳩山”這個生僻的姓氏，筆者未來得及詳做考據，不過按照階級分析的一般原理，鳩山由紀夫的家族倒真的很符合“反派”的條件。鳩山由紀夫祖上是外藩的中下級武士，曾祖父鳩山和夫是日本第一批文部省公派赴美留學生，擔任過外務省調查局局長和翻譯局長、眾議院議員和早稻田大學校長。鳩山和夫之子鳩山一郎在戰後建立民主黨並促成民主、自由兩黨的“保守合同”，被稱為“自民黨之父”，自己也在1954年到1956年間擔任三屆日本首相。鳩山一郎之子威一郎長期擔任大藏省官僚，其與夫人（普林斯通輪胎創始人的長女）育有二子，次子邦夫是自民黨議員（中途退黨又復黨），多次入閣，長子就是鳩山由紀夫，前首相和民主黨代表。這簡直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日本政界“世襲政治家——官僚——財團”聯合的典型模板。
事實上，鳩山由紀夫本人擁有大量地產，也是普林斯通輪胎的大股東，算是日本政治家中冒尖的有錢人。只不過，在中日關係上，鳩山家則一直在扮演積極的角色。鳩山和夫作為外務省官員，很早就開始與清政府打交道，後來在擔任早稻田大學校長期間，成立“清國留學生部”積極吸納中國留學生，早稻田大學與中國交流的悠久傳統由此而來。鳩山一郎1926年開始擔任政友會幹事長，期間政友會與張學良來往甚密，後日本政府宣稱政友會曾與張學良有“密約”，張學良資助在野的政友會取得政權，而政友會則承諾掌權後“逐步放緩並最終結束對東北的侵略”。
這個“密約”雖然有可能只是軍部為指控政友會“賣國”整的黑材料，不過鳩山本人曾公開反對東條英機的戰爭政策，則是確確實實的事，並以“對屈從軍部隨波逐流的議會感到失望”為由一度退出政壇。而在戰後，鳩山在身為保守的“自民黨之父”同時，也親手促成了日蘇邦交的建立。鳩山一郎之子鳩山威一郎在政治生涯後期曾擔任福田赳夫內閣的外務大臣，是1976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談判的負責人，鳩山家族創立的“日本友愛青年協會”在他擔任會長期間與中國中日友好協會建立合作關係。
“友愛”政治與“抑制極端民族主義的東亞共同體”構想
在擔任首相期間，鳩山就做出了一系列猶如吃螃蟹的“脱美入亞”舉動，這些讀者應已耳熟能詳，在此無須贅述。因為擔任首相期間的“反美”色彩，右翼的“媚中”攻擊，以及現實政治鬥爭中的站隊問題，鳩山或者給人一種“左派”的印象。然而，儘管在八十年代剛進入政壇時就高調批判“政官財”聯合、主張在尊重憲法基礎上的自由主義政治改革，儘管積極投身九十年代的“政治改革”運動，儘管是日本歷史上第一位理科出身——擁有東京大學工程學學士和斯坦福大學工程學博士學位——的總理大臣，但鳩山從來不是社會主義者。
民主黨在1998年重組成立時，雖然民主黨內也存在大量的保守主流及有強烈反共色彩的議員，但海外媒體通常將民主黨定位為“中左”政黨。2001年，黨內左派曾提出讓民主黨以中左政黨的身份加入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SI）的提案，當時的黨代表鳩山對此予以否定，並強調了“左傾並不是民主黨內的共識”，最後民主黨的理念也被定為“民主的中間道路”。比起社會主義，其思想反而更接近日本的“保守主流”，只是與一門心思走在右傾道路上的自民黨相比，顯得“左”而已。再往深了説，鳩山由紀夫其實是繼承了由其祖父倡導的“友愛”政治思想，對外的所謂“反美”和“親中”，並非倒向中國而更像是讓日本走上平衡的“中間道路”，一如鳩山一郎擔任總理大臣期間與蘇聯建交一樣。
鳩山一郎在政治事業的低潮期受泛歐聯盟領導者理查德·康登霍夫-卡勒吉（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所著《反人類的極權國家》（The 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an）的影響，倡導政治的“友愛”原則，主張打擊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想，構築本土和諧的社會關係，創造“和平”的議會民主環境，並創立了“友愛青年同志會”（後發展為友愛青年協會）和“友愛婦人會”、“友愛俱樂部”等關聯組織，在政界和財界擁有規模龐大的政治信徒。
鳩山由紀夫本人也以“友愛”為政治思想基礎，早在1996年，他就在雜誌《論座》上發表《我的自由友愛革命》一文，闡述“自由友愛”的結黨思想。不過最激起千層浪的是他2009年發表在《VOICE》的《我的政治哲學》，該文旋即被紐約時報摘譯並作為新準首相“反美”的鐵證，“引起了（美國）專家的失望與警惕”（《產經新聞》語）。然而，通觀全文，鳩山與其是在“反美”，不如説是在反“不假思索接受的全球（新自由主義）主義信仰”和“市場至上主義”對日本“傳統的公共領域”的破壞，而“友愛”的政治則致力於通過立足於“人”的自由和“地方主權”，“復興”公共領域，創造“人人從助人中感到生存價值的“共生性社會”。事實上，我們也能看到，在要求搬遷美軍普天間基地的時候，鳩山內閣更多使用的理由是“沖繩縣民的利益與意願”而非單純的“反美”。
在鳩山看來，“美日安保”依然是日本外交的基軸，但其作用應該是工具性的，因為美國作為“全球化”信仰的載體，從根本上帶給日本的是經濟和社會崩壞的危機。要建構“友愛”政治，避免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浪潮下隨波逐流，日本就需要認清和強調自己的“亞洲國家”身份，出兵伊拉克和金融危機展示了美國的衰落和多極化的不可避免，因此日本應該致力於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將這個發展為日本“基本的生活空間”，建立東亞自身的經濟發展和安全保障的良性循環。大概也正是這個主張觸到了美國的逆鱗，坐實了“反美”的評價。然而，這顯然並非出於“親中”，而是“（在兩個大國間）維持日本的政治和經濟獨立，守護國家利益”的需要。
鳩山將“東亞共同體”的形成——尤其是中日韓的聯合——視為一個多極化下刻不容緩的進程，但他同時也意識到三國之間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可避免的民族主義衝突，所謂“兩國（日韓、中日）之間越是對話，越是招致民族主義激化”的狀況。因此，鳩山理想中的“東亞共同體”是與“抑制過激民族主義情緒”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須優先通過“推動區域一體化”來促進領土爭端等問題的解決，這大概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在首相期間，能做出不參拜靖國神社，多次反駁中國威脅論，主張擴大外國人參政權，批判右翼教科書的“狹隘民族主義”，以及主張慰安婦賠償等種種舉措了。而2013年1月這次中國之行的種種，大概也可視為這“友愛”政治思想的反映。
相關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