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簽證傷害了中國西化教授的心（下）-徐開彬

前文講了西方國家在簽證問題上的不合理規定，氣壞了於建嶸教授，接下來我們講講別的。

我第一次來美國的時候，在洛杉磯機場轉機。在候機廳一看，覺得不對，在那些坐在一起聊天的人羣中，怎麼白人都是和白人在一起，黑人和黑人在一起，連一個白人和黑人混在一起的都看不見呢？我是學英文專業的，記得當時國內由北外幾個權威教授編寫的一本書“美國社會與文化”，上面對美國的描述用的最典型的一個比喻不是“熔爐”（melting pot）嗎？種族分得這麼開，各自為陣，何來熔爐呢？雖然踏入美國校園後就立刻認識到所謂的“熔爐”是多麼誇張和虛幻，但剛到美國的第一天，還是覺得非常震驚的，畢竟與自己在國內讀到的書上描寫的非常不同。

我在讀碩士期間，導師是一個黑人女教授，是美國傳播學界最知名的十位黑人女權主義學者之一。她曾告訴我一些她所經歷的事情。她説，出去開會時，有的白人教授為了討好她，説“我覺得你和我們一樣，我並不覺得你是黑人。”雖然這些白人教授的意圖是善意的討好，但説明這些人還是對黑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視。美國的人文社科主流學者都是自由左翼為主，連這些學者都對黑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視，那社會上普通白人對黑人的歧視，就更不用説了。

再比如美國的教育體制，從小學到高中學校就分公立、私立。公立學校屬於義務教育免學費，但質量普遍較差。私立學校收費昂貴（學雜費每年從1萬美元左右到5萬美元左右不等），質量較好。而美國家庭户均税前收入中位數是5萬美元（即一半家庭税前收入低於5萬美元，一半家庭税前收入高於5萬美元），而聯邦税、州税、縣市税、社會保障税、工會費、養老保險費、醫療保險費等就要交調三分之一的收入，税後只有3萬5千美元，供房或租房每年平均1萬5至2萬美元以及一家四、五口人的生活開銷，都靠這筆錢。

最近有個統計數字，美國50%的家庭存款都不到2千美元（我本人的税前收入是6萬4千美元，高於美國70%的家庭的收入，但我手上也基本沒有任何存款）。這也是為什麼金融危機後，數百萬家庭立刻失去自己的房子，因為一旦失業，就馬上無錢供房了，房子很快就會被銀行收回。所以，至少50%的家庭，要想讓孩子上私立學校是比較困難的，沒這個錢。

從小開始，孩子們就因為他們父母的收入，而走上了兩條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有錢人子女上私立學校，窮人子女上公立學校。由於公立學校從小學到高中普遍差，這些學生成績以及各方面的情況也就不好，也很難考到好大學。相反，在我們中國以社會主義為基本性質的教育體系下，學生不管家庭收入，都在一個學校，靠成績考取好中學好大學。僅從這點來講，作為農村出來的子女，我是非常感謝社會主義的教育體制的，社會主義在確保公平方面的優越性，是我在美國生活10年後的深刻體會。當然，最近10來年中國教育體制的所謂改革，已經開始讓教育資源漸趨不公平，特別是在大城市，有權有錢人的子女比普通人的子女有更多機會上好的小學、中學，這種現象令人感到惋惜。

説起大學教育，大家也都會談到美國的教授治校。其實，在很多方面並不是我們所理想的那樣，美國大學裏的等級非常森嚴。比如我所在的學院和我所在的系，基本一半的教授是以教學為主不做學術研究、非終身制軌道的，他們處在最低層，合同都是3年一簽，金融危機後還改為一年一簽，哪天經濟很不景氣的時候，隨時可以趕人。正因為如此，他們對系裏或學院的領導、資深教授是從來不敢批評的，因為人事權最終掌握在這些人手裏。3年前我曾對系裏的碩士項目有些不好的方面提出5－6條改進意見，當時幾個教授都顯得很吃驚，這是因為他們習慣了沒有人提出批評意見，而我一個博士剛畢業不久、新來的教授，就提出了那麼多意見。那些非終身制軌道的教授，雖然每一個人都比我工作的事件更長，但由於他們是非終身制軌道，是從來都只是説好，不會提批評意見的，否則會得罪系裏的領導。

再比如，雖然非終身制軌道教授（non-tenure-track professor）的授課量是我們終身制軌道教授（tenure-track professor）或已經拿到終身教職教授（tenured professor）的2倍（他們每週上4門課，我們每週只需上2門課），但他們的薪水要大大低於終身制軌道的。而且，一旦招聘進來的時候是以非終身制軌道崗位進來的，雖然大家都是有博士學位的人，但他們一輩子都沒有轉為終身制的可能，也很難被評為副教授，評正教授更是100%想都不用想。很多人教了一輩子，退休的時候都還是助理教授。即使是終身制軌道的教授，6年之後考評拿不到終身教職的，就必須走人，全美國250所研究型大學裏，這個考評不過而導致走人的比率高達60%－70%，所以也是很殘酷的。在這樣的教育體制環境下，至少一半以上的教授根本沒有説話權，不僅受院系領導的管束，也受資深教授的壓制，所謂的“教授治校”也就成了空話，不過是那些院系領導和資深教授治校罷了。

反過來看中國，因為大學教師的崗位都相當於終身制鐵飯碗，所以教授們批評院系領導或者某個資深教授倒更常見，至少領導們沒有權力敢開除老師們，這其實是傳統社會主義教育體制賦予教師們的工作崗位有保障的好處。那些把社會主義貶得一無是處的人，應該來美國的大學當教授看看。中國的國企改革了搞了幾千萬工人下崗，但是高校一直沒有改革，如果真要改革成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高校，這些教師包括很多自以為西化派的教師們，恐怕也不願意了，因為既然是市場嘛，就要搞教師淘汰，一旦象美國的大學這麼做，他們很多人就要丟飯碗！

通過媒體，我們總能看到一些教授發表諸如主張搞所謂住房徹底市場化反對公租房的言論，雖然他們主張市場改革讓各企業單位取消了集資建房、反對給窮人建公租房廉租房，但這些教授們自己的住房，都是靠社會主義的好處基本免費或廉價獲得的（美國的大學可沒有對任何教授搞住房補貼或者分房子的事情，教授們都是供房供到自己退休）。可見，我們很多西化派知識精英，雖然他們主張搞徹底市場化或資本主義，其實是主張對別人搞資本主義，對自己還是想搞社會主義。

如此種種，見多了，所以對中美兩國也都有了些深的認識。我來美國之前，和很多大學生一樣，是典型的受右派教授們影響下的小右，不過來了美國後，一是受眾多批判資本主義的教授們的影響（美國人文領域的教授們以批判資本主義的左翼佔主流），二是自己10來年在美國的觀察與比較，才發現，我原先心目中理想的美國，並不在這個地球上。通過自己親身體驗到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比較，我才發現，原來社會主義還有那麼多美好的方面（比如上文談到的中小學教育體制公平、大學教師的鐵飯碗）。

因為我不滿美國這些不好的方面，曾有人問過我一個低智商的問題：“既然美國不好，咋不回國呢？”暫且不説我確實對美國沒有什麼留戀，也在打算回國（雖然我已經以大學教授的身份持有美國綠卡），我是否也可以這樣低智商的反問這種人一句：“既然中國不好，咋不離開中國呢？”

很希望國內的西化派學者們，能好好來美國紮根生活幾年、親身體驗幾年，而不僅僅是走馬觀花地考察一下開個會。這樣才能有所比較，認真思考，這對他們自己視野的昇華，對中國而言，都將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