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途從此裝滿“攝像頭” -魯寧
重慶市四屆人大一次會議26日上午開幕。8名黨政官員（4名新一屆重慶市人大代表，4名列席大會旁聽官員）以“請假”形式被排除在大會之外。
這8名“請假”官員數天前均因捲入了不雅視頻醜聞被重慶市委按幹部管理權限予以免職。同批因捲入不雅視頻醜聞遭免職的官員共有10名。其中廳官9名，處官1名。這10名官員都屬“雷政富事件”繼續發酵而被帶出的“泥”。
在執政黨整頓官場風氣的歷次運動中，因一宗性醜聞案件而一傢伙摘掉11名官員的烏紗帽，在新中國歷史上被公開報道的很可能絕無僅有，放在世界上恐怕亦十分罕見。
幾天前，重慶市就此事件發佈新聞，隨後刊登於當地報紙的新聞通稿只提及被免官員的總數，而沒有涉及這些陷入性醜聞泥淖者的工作單位、官銜和姓名。
網絡輿論顯然對此很不滿意，認定重慶當局有意為這批不爭氣的官員護短。筆者不認同這一看法。相反筆者以為，在事件尚處於調查處置階段時，重慶當局的免職決定只是處理適才邁出的第一步。等到該事件水落石出之後，進一步的處罰必將就是否公開他們的身份等信息做出抉擇。簡言之，這中間仍須劃定一道程序正義需要信守的底線——也即人們常説的依法辦事。
未了，第二天就有媒體搶先公開了10名被免職官員的身份信息以及遭受“性訛詐”的種種故事。眼見事已至此，或許出於搶新聞的考慮，有中央媒體亦緊隨作了同樣的跟進報道。於是，陷入被動的重慶當局只能放棄“程序”，以“請假”的名義公開了其中8名被免職官員的身份信息。
互聯網時代，人人都可能成為福爾摩斯。就算重慶官方暫不公開10名免職官員的身份信息。在坊間，在他們的工作單位及各自的人際社交圈內，他們的“大名”早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但是，既然我們執意構建法治社會，懲罰的程序正義還是要講的。
在這一呈羣體特徵的性醜聞事件中，必要且必須的懲罰程序正義是：一、市委先行作出免職決定；二、紀委介入，對免職官員實施調查；三、依據黨紀政紀處罰條例對性醜聞官員實施最高程度為“雙開”的紀律處罰；四、若還涉及其它諸如受賄貪腐等犯罪嫌疑，則移交司法部門立案偵查……直至接受法律懲處。
如果嚴格按程序走，重慶市紀委只須對被“雙開”的涉醜官員公開身份信息。若其中某些官員的處罰不到“雙開”等級，則只需在官場內部予以通報。放在今天的社情民意下，如此走程序多數輿論肯定不滿意，但既然講法治，就應該如此辦理。至於這類針對官員的“程序正義”是否合理？哪是另一個可討論、可質疑、可要求更改的問題。但在作出更改前仍須按現有程序操作。
現如今，提前公開10名涉性醜聞官員的身份信息，對其中可能存在的、除了“性錯誤”之外並未其它劣行的官員，客觀上造成了一定的“傷害”。尤其對他們的家人，特別是他們的子女傷害更大。簡單講，天下沒有一個心智健全的子女會默許、更不會放縱自己的父親去出此“大丑”。
筆者是文革年代的過來人。當年，對犯有“性錯誤”的男女當事人，通常的做法是帶高帽、掛破鞋、拉到街頭示眾揪鬥。再對比上文的現實事例，在重慶市紀委尚未對10名“涉醜”官員作出進一步的調查懲處前，提前公開他們的身份信息，其後果類似於現代版的遊街示眾。這樣做，與法治倫理、政治倫理、社會倫理都是相悖的。
儘管筆者相信民間有強烈的把這10名“涉醜”官員徹底搞臭，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的“出氣情結”，但假如我們共同認定中國必然建立起一個真正講法制（治）因而是理性和諧的正常社會，媒體和廣大網友，必須摒棄“選擇性對待”、“選擇性講程度正義”的、無益於社會進步的情緒和衝動。
當我們都冷靜下來，大夥其實應該都能想到並體味到，這起轟動整個中國社會的官員羣體性醜聞事件，不僅僅是雷政富等11名官員的悲哀，它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集體悲哀。同樣的道理，它們也不只是雷政富等11名官員的官德扭曲，包括整個互聯網上圍繞此次事件的情緒宣泄同樣有諸多令人遺憾的扭曲。
處於轉型的中國，一撥又一撥的官員出事並不奇怪。隨着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反腐行動的加力（只要這一進程不虎頭蛇尾），會有更多的“問題官員”被揪出來。作為整個官員羣體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社會輿論之所以如中頭獎般地渴望更多的官員出醜倒台，並添油加醋、繪聲繪色地集體喝彩，是當下中國的一種特定社會現象。前文中筆者提到“這也是整個中國社會的集體悲哀”，其緣由就在於此。這種集體悲哀的“基質”是什麼？尤須整個官員羣體認真反思。
一言以蔽之，就是各級官員權力過大、待遇過優、福利過多、濫權過甚。由此造成一系列社會不公不斷積累，與社會中下層民眾的差距越拉越大。當這一反差不斷髮酵和疊加，而互聯網正好為不滿情緒釋放提供了前所未及的方便與快捷時，整個官員羣體，不論是帶“長”的，還是一般辦事的，所有人的仕途從此都被裝上了“攝像頭”。
既然“攝像頭”已無處不在，那麼，只要不受賄而生活作風無關痛癢的“官場潛意識”，就有了果斷拋棄之迫切，假如官員們再不識時務，你們的職業風險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段內，仍將以大大超越你們預料的規模和範圍持續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