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昔日重來？-陶短房
1月28日，埃及參議院批准一項議案，允許埃及武裝部隊部署到街頭，支援警察維持治安，直到幾個月後議會選舉結束為止。
事情的導火索，是1月26日塞得港“足球騷亂案”宣判所引發的大規模暴力衝突，導致至少38人死亡，超過415人受傷；1月27日，穆爾西總統宣佈在塞得港、蘇伊士和伊斯梅利亞三省市實行緊急狀態和宵禁，時間自當地時間27日午夜起持續30天，宵禁期間每晚9點至次日早6點禁止行人不經許可上街。
“足球騷亂案”發生於去年2月1日，距今已過去近1年，何以能造成如此大的動靜，以至於“尼羅河革命”勝利近兩年後的今天，埃及街頭居然再度出現了軍警和示威者對峙、衝突和流血的場景，宛如“革命”之昔日重來？
首先，所謂“足球騷亂”本就不僅僅是一場球迷間的衝突。
兩支當事足球隊中，主隊塞得港埃及人隊是白領球隊，而客隊開羅阿赫利隊是草根球隊，彼此早有積怨。更要命地是，埃及人俱樂部註冊會員中有穆巴拉克兒子賈邁勒、阿拉阿，和穆巴拉克時代埃及內政部長阿德里，而阿赫利隊的球迷組織——俗稱“紅軍”的ltras，幾乎是清一色精力充沛鬥志旺盛、對現實高度不滿且無所事事的失業青年和在校學生，且和“尼羅河革命”最初的倡導者——“四月六日運動”和後來的“青年革命同盟”（即所謂“廣場派”）沾親帶故，後者在革命過程中充分利用了ltras的組織力、人數優勢和球迷的勇敢熱情，據稱在推翻穆巴拉克的革命過程中，ltras和本是“德比”對手的同城球隊——開羅扎馬萊克隊球迷團體結成政治同盟，在埃及、亞歷山大等地成為衝擊要害部門、衝破封鎖線和攻擊、追打軍警及“穆巴拉克走狗”的主力，幾乎每一個“憤怒日”的街頭運動、流血衝突，都可看到“ltras紅魔”衝殺在前的身影。
穆巴拉克倒台後，以“革命功臣”自居的ltras在奚落老對手時自然又多了一個“口頭禪”——將對手貶斥為“穆巴拉克走狗”，當穆巴拉克父子和阿德里先後被捕入獄後自然喊得更起勁。人數較少的塞得港埃及人隊球迷其實也有許多人蔘加了“革命”，對此十分委屈，但球隊成績、球迷人數都相差甚遠，可謂敢怒不敢言，去年2月1日的比賽是塞得港主場，主隊又以3:1獲勝，氣急敗壞的“紅軍”例行公事地大罵“穆巴拉克走狗”時引發主隊球迷報復，釀成球場血案。事件發生後，“紅軍”以及其背後的“廣場派”出於對“革命”後大權旁落、自己境遇全未改善的不滿，趁機在全國範圍內掀起大規模街頭抗爭、暴力，據官方統計數據，整個騷亂期間至少74人死亡、248人受傷，47人被捕，非正式消息稱受傷人士多達千人以上。
1月26日，“足球騷亂案”進行第一次宣判，塞得港刑事法庭一審判決21名被告死刑。
儘管埃及當局事先料定可能會出事，做了周密準備，不但加派警力，還特意把宣判地點從塞得港搬到開羅，設在戒備森嚴的警察學院（即審判穆巴拉克父子的同一地點），但宣判結果傳出後依然釀成大禍。
説到這裏人們不由要問，被捕肇事者中，埃及人隊一方球迷較多，塞得港發生騷亂不難想象，可何以事態先是蔓延到相鄰3省市，繼而席捲首都開羅和北方12個省市，上街示威的民眾超過50萬，且事件至今未曾平息？
人們更不由要問，既然起因是“足球騷亂案”，而當初的騷亂案系從兩地球迷衝突開始，何以此次街頭運動中，原本彼此仇殺的兩地球迷間衝突並不突出，相反，示威者卻把矛頭對準了穆爾西政府？
道理很簡單：正如一年前的球迷騷亂，根源是政治問題、社會問題，而不是真的、純粹的足球問題一樣，此次的街頭暴力，根源同樣在政治、在社會，而不僅僅在判決本身，大多數示威者走上街頭，是借這起案件的判決，發泄對現實的不滿，而在他們看來，現實如此令人失望，罪魁禍首自然只能是當權者。
近兩年過去了，現實卻與人們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徑庭。
正如許多分析所指出的，導致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尼羅河革命”構成複雜，但最初的起因卻是社會的、經濟的。社會層面，穆巴拉克家族和既得利益集團把持權力，其它政治勢力難以染指；經濟層面，革命前，埃及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18%人口每日生活費不到2美元，15-29歲間青年失業率為15.8%，其中大多又集中在尼羅河三角洲的北方大城市裏。正因如此，當時社會上各路反對派——以穆斯林兄弟會和薩拉菲光明黨為代表的原教旨派、以世俗派知識分子和親西方中產階級為主的民主派，和由“四月六日運動”、“青年革命同盟”等左翼工團、學生組織和底層事業青年為主的“廣場派”結成統一戰線，並在關鍵時刻爭取到勢力強大的埃及軍官團——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的支持，最終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
然而近兩年過去，現實卻與人們所憧憬的“新埃及”大相徑庭：“革命”後的埃及，經濟狀況並不比穆巴拉克時代更好，某種程度上甚至每況愈下：官方統計的失業率高達12%，失業人口多達340萬以上，比2010年的230萬增加了48%，青年失業率更高到“無從統計”的地步；“革命”前多達36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至2012年底已縮水至150億美元，蒸發超過一半，貿易逆差達創紀錄的317億美元，財政赤字佔年GDP總值的10%；“革命前”埃及的拳頭經濟部門是旅遊部門，提供了10%的GDP總值和12%的就業崗位，“革命”前一年（2010年）旅遊業年收入125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1480萬人次，而去年全年旅遊收入僅90億美元，外國遊客總數僅1050萬人次。
持續動盪的局面導致外國投資鋭減，法國《快報》統計認為，埃及政府需要110億歐元資金，才能貼補國民經濟和金融體系的缺口，而這還是在卡塔爾和沙特這兩個“阿拉伯之春”最大推手和“金主”慷慨解囊37億歐元后的結果，如今不僅其它國家對援助埃及望而卻步，就連兩大“金主”也開始變得含糊猶豫。2012年，埃及物價指數平均上升了4.5%，而平均工資卻下跌了11%。
很顯然，這一切都絕非“尼羅河革命”中人數最多、能動性和破壞性最強的“廣場派”，尤其是青年學生、失業者所能接受，他們當初走上解放廣場，目的就是改變如此糟糕的前途和境遇，如今“革命”了、勝利了，等來的卻是相同、甚至更糟的際遇。
民主派同樣不滿意：他們憎惡穆巴拉克的專制，憎惡軍方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希望通過“革命”和選舉，建立起符合他們心意、讓自由派佔據埃及政治舞台中心地位的世俗民主國家。可“革命”勝利的結果，卻是原教旨的兄弟會、兄弟會的盟友薩拉菲光明黨與軍官團達成分權妥協，牢牢把持了從選舉到制憲，從政府到議會的大小權力，在這種“絕對權威”下，兄弟會可以輕鬆通過立憲公投，制訂和修改憲法和選舉的遊戲規則，而民主派卻日漸被邊緣化，面對原教旨的咄咄逼人，既打不過，又選不過。
所有這一切都導致昔日站在同一陣營的“廣場派”、民主派和兄弟會分道揚鑣，失意失勢的前兩派繼續站在他們熟悉的解放廣場和街頭，採用着司空見慣的示威、遊行、抵制等抗爭形勢，喊着和“尼羅河革命”時一模一樣的口號“麪包、自由和社會正義”，只不過昔日被他們奉為盟主的兄弟會和穆爾西，如今卻成了抗爭對象，昔日被歡呼和鮮花的“人民子弟兵”，如今卻和穆爾西政府、和兄弟會小心翼翼地站在一邊，把槍口、炮口對準街頭的人們。
問題是，“麪包、自由和社會正義”在哪？
穆爾西和他的政府顯然沒有什麼辦法：他們的確竭力安撫公眾，不斷推出各種福利補貼，並努力説服外資和外國遊客迴流，但效果不彰；他們也努力和緩社會對立情緒，穆爾西在宣佈宵禁的同時重申“考慮建立民族團結政府”、“不針對任何派別”，並呼籲示威者和反對派與政府對話。可他們卻拿不出拯救經濟、增加就業的辦法，恰相反，不斷慷慨發出的補貼“紅包”，很快就會把本已幾乎見底的國庫掏空，屆時又該怎麼辦？
“廣場派”和青年示威者們也沒有辦法：他們善於破壞，卻並不善於建設，可以喊出“要麪包”、“要工作”、“要社會正義”的口號，卻並不知道怎樣獲得麪包和工作，至於“社會正義”就更無可説處——塞得港埃及人隊支持者的“社會正義”，恐怕正是開羅阿赫利隊支持者心目中的“社會邪惡”。更頭疼地是，示威本身或許會讓他們的處境更糟：塞得港和另一個騷亂重災區蘇伊士城扼蘇伊士運河要衝，而這條運河已是埃及最後一個穩定、可靠的財源了。
民主派當然更沒有辦法：如果説兩年前他們還有勇氣喊出“要選舉”、“要一人一票”，那麼如今他們連這個勇氣都未必有，事實上他們已抵制過多次“一人一票”的選舉和公投，因為怎麼選都是他們輸，兄弟會贏——連自己都拯救不了，還指望拯救埃及麼？
自1月29日清晨起，開羅解放廣場等敏感地區的形勢似有所緩和，上街示威的人數減少了，暴力和流血的新增事例也寥寥無幾。
但問題並未解決：2月25日，穆爾西將宣佈下院選舉日期（應該在4月某日）；3月9日，“足球騷亂案”餘下的52名被告將一審宣判。1月25日是“尼羅河革命”開始兩週年，今後一段時間裏類似“紀念日”不斷，每一個都可能成為引燃新騷亂之火的煙頭。
更重要的是，社會共識達成遙遙無期，反對派已拒絕和政府對話，而政府方面也無絲毫進行原則性妥協的跡象，而“麪包、自由和社會正義”，則是對立各方中任何派別、團體和個人，都無法立即帶給埃及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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