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與自由市場研究有待深化-寒竹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建設上的巨大進步和社會意識形態上日益的空虛化是一個很多人都注意到的現象。自由派和新左派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如何重建社會意識形態進行了許多討論。但是,時至今日,中國社會仍未建立起自己的意識形態,這個缺陷直接導致社會凝聚力和道德意識的退化。中國要想在改革中完成社會的現代轉型和民族復興,重建社會意識形態是一個極為迫切的任務。
自漢代到清末晚期這兩千年時間,儒家的經典一直是中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甲午戰敗以後,西方各種社會思潮大量湧入國內。到了民國初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由洋務學派提出的構建意識形態原則基本上被中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所否定。從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勞工神聖”為核心的左翼政治思潮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從蘇俄傳來的共產主義理論跟革命黨人動員底層民眾的政治運動正好契合。到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左翼政治思潮已經在中國知識界和輿論界佔據主導地位。但是,從辛亥革命到1949年,無論是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還是中共的勞工革命理論都沒有成為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
中國真正形成現代社會的意識形態是在中共建政後的前三十年,中國執政黨把共產主義理論跟中國的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意識形態。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哲學框架;以剩餘價值學説為核心的經濟理論,以及以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為核心的社會革命理論。這一整套意識形態具有強烈的革命色彩,這也使得中共在建政後的前三十年基本保持着革命黨的性質而沒有轉換為執政黨。毫無疑問,按照以革命為核心的意識形態,社會很難停下繼續革命的腳步。中共在六十年代後期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事實上是革命意識形態發展的一個邏輯結果。到了七十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越來越落入空想的烏托邦陷阱,社會為之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1978年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着具有強烈革命色彩的意識形態開始退出歷史舞台。而執政黨不爭論的決定最終導致舊的意識形態消退,而構造新意識形態的任務被束之高閣。執政黨的不爭論決定在當時有相當複雜的歷史背景。不爭論在當時確實避免了很多無謂的空談,使中國的改革能夠義無反顧的進行。不過,執政黨當時採取的不爭論決定也跟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誤解有關。
在蘇東崩潰之前,整個西方社會都是以淡化意識形態的姿態跟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對峙。在西方國家的政治理論中,蘇東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是以意識形態掛帥,整個社會都是沿着意識形態規定的道路發展;而西方國家則是去意識形態化,社會發展並不根據某種意識形態或政治理念,而是在現實中邊摸索邊發展。西方學者自稱這是國家很少陷入烏托邦陷阱的根本原因。但是,西方當時的這一套表面説辭並不完全符合事實。真實的事實是,一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社會主義的革命意識形態在全球居於主動的進攻態勢,社會主義革命在世界上呈現出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正是基於這麼一種守勢的姿態,西方國家儘可能淡化意識形態之爭。
但是,隨着蘇聯在阿富汗陷入戰爭泥潭,隨着波蘭等東歐國家開始出現動盪,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總統不失時機地抓住機會強化西方社會的意識形態。隨着蘇東集團的崩潰,自由、民主、普世價值等被東方集團使用的理論旗幟被西方國家接了過去。西方國家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己的意識形態。一直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才意識到西方並非是不講意識形態,而是講得很厲害。但是,經過二十多年的去意識形態化,中國社會原有的意識形態和價值體系基本上已經潰散,社會呈現出碎片化狀態。要在這麼一種條件再重建意識形態已經並非易事。
關於去意識形態帶來的惡果,各界有識之士都已經看到,並對如何重建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提出了各種看法。但是,儘管提出方案的人很多,卻很少有人具體去構建意識形態。這倒不是責怪中國的理論界,因為要在今天的中國的構建意識形態確實很困難。
相對於新左派,自由派在政治經濟的理論領域具有很大的優勢。原因有二。一個是西方的理論體系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無論這個理論在實踐中效果如何,但在邏輯上是可以自圓其説的。第二,全球經濟體系在本質上是一種資本主義的體系,西方的經濟政治理論具有相對充足的事實依據。在這麼一個理論和現實的條件下,自由派幾乎可以把所有的理論問題講透,講徹底。所以自由派在中國的知識界和輿論界居於主導地位幾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對於構建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來説,自由派的方式顯然是有很大侷限的。改革三十幾年來,自由派在意識形態的工作基本是介紹和移植,即把西方國家倡導的普世價值移植到中國。這種做法最大的問題在於忽略了當中國的傳統與現實。今天的現實世界仍是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全球體系,每一個國家要想在這個世界上站穩腳跟,必須要有立足於本土的意識形態。西方國家的先進經驗固然需要學習,但從他國學來的東西一定要本土化。簡單的移植和照搬一定會失敗。這個事實反覆被先發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後發的發展中國家失敗經驗所證實。
對於中國的左派來説,構建新的意識形態更為困難。如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很多實踐相當於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如何既要承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權威性,又要承認中國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對於堅持傳統共產主義理論原則的人來説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所以,相對於自由派來説,左派在理論上面臨着兩難:如果堅持傳統的共產主義理論,勢必否定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否定三十年來歷屆中國政府的基本路線。國內一些極左的學者跟民眾也確實堅持了這麼一個一以貫之的原教旨社會主義。但是,如果要承認改革開放的合法性,而又不願意公開放棄共產主義理論,那麼就只有只談事實,不談理論,也就是所謂的不爭論。但這樣一來,缺乏理論自洽的左派就很難跟自成理論體系的自由派相抗衡。
必須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很強實踐性、很強自我調整機制的政黨。面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現實發展,中共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儘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有很多內容,但最重要的是把市場經濟跟社會主義結合在一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以看作是構建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突破點。但是,無論是執政黨,還是中國的理論界,包括中國的左翼學者,都沒有對市場經濟跟社會主義的關係進行真正深入的理論分析。在當下中國,如果要想構建社會意識形態,需要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這兩個概念重新審視和分析,而不是簡單地把這二者綁在一起了事。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可以共存於一個社會,但並不意味着二者總是一致的,很多時候二者是相互制約的。正如平等不等於自由,社會主義也不等於市場。在現實中,社會主義和自由市場這兩個概念遠比中國政府的官方文件和報章上的政治套語豐富和複雜的多,二者集中體現出人類社會在平等和自由問題上的不同價值取向。西方國家在本質上是自由高於平等,中國是不是有條件建立一個自由高於平等的社會?在中國,自由和平等之間的平衡點究竟在哪裏?社會主義的究竟應該在經濟活動中體現出來,還是僅僅在第二次分配中體現出來?自由市場的邊界在哪裏?這些問題都需要做充分的研究。如果要構建中國社會意識形態,可能要澄清這些最基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