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裏之戰與法國式變臉-宋魯鄭

馬裏，非洲西部小國。雖然歷史上曾被法國殖民80年之久，而且還是一個多黨民主國家，但平均預期壽命僅為51歲，人均GDP僅為600美元。根據腐敗和經濟發展的相關性，這個國家自然也處於全球最腐敗的國家行列：105位(比如軍人在黑市的交易收入超過其工資)。

馬裏能引起世人的關注，原因應該有二。這是一個90%的國民都信仰伊斯蘭的國家，卻建立起多黨民主制----1992年就舉行第一次多黨派選舉，比亞洲的“民主燈塔”（美國兩百年來最糟糕的總統小布什語）台灣還要早四年。當然，它的民主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嚴禁基於民族、宗教信仰、地區或性別而成立政黨（這確實非常值的借鑑）。不過民主制度下，它更大的特色可能超出所有人的想像：奴隸制仍然存在，而且多達20萬人！（全國人口一千四百萬人）。不過考慮到美國的先例，這也可稱為“歷史的合理性”。

二是2012年1月，馬裏北部發生以獨立為訴求的武裝叛亂，部分叛亂者曾參加過此前的利比亞之春，而且大量的武器也來自革命後實際上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利比亞。隨後在大選前一個月，即3月22日，馬裏首都發生軍事政變，民選總統被推翻。至此，馬里民主化後所擁有的“非洲政治和社會最穩定的國家”桂冠落地。不過政變者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還是很快將權力交給國會議長。然而此時北方的極端伊斯蘭力量卻迅速向全國推進，直逼首都。於是在最危急的關頭，法國終於宣佈軍事幹預，揮師“非”上。

法國的軍事幹預雖然贏得西方和非洲一片讚譽，但還是非常出人意料。一是在奧朗德宣戰半個月前，他曾在媒體信誓旦旦的聲明，絕不會軍事幹預馬裏局勢，而且他的理由也十分的令人難以批駁：“時代不同了，法國不會再充當非洲的憲兵隊”。然而，僅僅不過兩週，今日之我就否定了昔日之我。而如此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理由也同樣十分的充分：“關於法國出兵馬裏的決定是必要的。如果沒有及時做出這個選擇，整個馬裏今天就可能被恐怖分子佔領了。這個必要的決定也是合法的。它符合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是符合國際法的。”

只是，世人難免會有疑問：時代僅僅在兩個星期之內就前後輪迴了嗎？兩週前他的判斷和公開聲明為何皆然相反？做為一國總統，就是這樣的判斷能力嗎？外交無小事，戰爭更是“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怎麼就是感覺如同兒戲呢？假如中國的領導人在釣魚島問題上也有如此表現，請問國人乃至國際社會是否會接受？

不過，如果放眼全球西方民主國家，這似乎又是他們的特性。奧巴馬剛入主白宮時，聲稱中美友好，絕不會遏制中國，還要和中國共同領導世界。結果轉眼就會見達賴、對台售武，並在谷歌事件向中國叫板。薩科奇2007年當上總統後，當年即訪問中國，可謂前所未有。結果才幾個月就在西藏事務上和中國翻臉。甚至在8月份出席奧運會開幕式，12月份就以歐盟輪值國主席的身份會見達賴----這也算是前所未有。遠的還有，慘烈的朝鮮戰爭結束後，當時的總統艾森豪威爾堅定的聲稱絕不再把自己的子弟兵派往亞洲。結果他的外交承諾並不被繼承，很快美國大兵又浩浩蕩蕩開往更慘烈也同樣是以失敗而告終的越南去了。

第二，法國雖然是受美國而來的經濟危機衝擊較小的國家，但其最大的問題是長達數年間沒有進行積極當然也是痛苦的改革。所以法國已經成為歐洲最大的危險。這也是為什麼以權威和嚴謹著稱的《經濟學人》認為法國是歐洲的定時炸彈。今天的法國，經濟增長几乎為零，失業率高達10%以上，外債高達1.9萬億歐元，佔GDP的比重高達90%。每年支付的利息就高達460億歐元，和全國每年教育總支出持平。所以戰爭開始後，政府勞工部長薩班宣稱法國已經徹底破產。隨後《費加羅報》做的民調顯示，高達79.9%的民眾同意他的結論。其實不僅現在的左派政府官員如此講，2007年右派政府的總理費永也直言不諱的聲稱他是一個破產國家的領導人。

在這種境況下，法國90%的民眾對未來悲觀是再自然不過了。只是儘管國家到了這個境地，政治人物也打破禁忌公開承認，但幾年來法國不但沒有什麼改革（由此可知中國政府的改革能力還是相當不錯的），相反還參與了數場戰爭。這實在匪夷所思。更何況，前有美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後有北約（英法為主）的利比亞，現在法國兩週內外交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倉促上陣，難道就不怕重蹈前車之鑑嗎？

這場馬裏之戰，除了“出人意料”，還有更多值的反思之處。

首先，對外宣戰，根據法國憲法第三十五條，必須經國會同意。然而奧朗德此舉根本沒有通過國會審議，這顯然是違憲。不過，儘管如此，宣戰後，國會不但沒有抗議，反而是一邊倒的支持。民眾也沒有人指責其違憲，相反也是獲得主流民意的肯定。看來，憲政意識就是在這樣發達的、法治的國家也有待提高。

不過這樣的現象並非法國獨有，美國也一樣。此前的利比亞戰爭，美國也參與其間，也同樣沒有經過國會，但總統的説詞是：這不是戰爭。這裏真的需要提醒一下中國軍事專家張召忠先生，他曾預言過中日釣魚島戰爭，認為美國通過國會批准至少要半年的時間，然而到時戰爭早就結束。顯然要麼是張將軍被西方的所謂民主騙了，要麼就是他不瞭解關鍵時刻真正的西方。不妨想想美國如何對待佔領華爾街運動，想想加拿大如何對待有史以來最大的學生運動，想想英國如何平息警察打死無辜百姓並嫁禍於人而引發的“騷亂”。

其次，馬裏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反政府武裝崛起又恰逢阿拉伯之春。但很奇怪的是，這一次西方並沒有站在反政府的力量一邊，更沒有把它當作阿拉伯之春的新一波骨牌。要知道馬裏比起利比亞來可是差的太遠了，除了生活水平和男女平等，僅實行奴隸制這一條，就足夠做為西方推翻它的藉口了（除了專業資料，我們根本無法從西方媒體中得知這個國家還在搞奴隸制）。

根本原因其實很簡單：馬裏現政府是依賴西方的盟友，假如是卡扎菲式的人物，西方早就對反對派經濟、軍事扶持，媒體上美化。

當然現在西方説反政府軍是極端伊斯蘭勢力，可是在敍利亞、利比亞、也門這些發生激烈軍事衝突的阿拉伯之春國家，極端伊斯蘭力量不都是積極的反政府力量嗎？而且利比亞革命成功後，在革命大本營班加西發生的襲擊美國使館並打死大使的兇手不也是極端伊斯蘭勢力嗎（他們也是推翻卡扎菲的功臣嘛）？

第三，馬裏反政府武裝的訴求是獨立，而且這一區域歷史上就有追求獨立的傳統 ，並非自今日始。不過，這一訴求卻得到了西方一邊倒的反對。前宗主國法國立即表示拒絕承認，歐盟隨即表達了與法國一致的立場：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阿什頓的發言人表示，歐盟支持馬裏領土和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分裂馬裏主權完整的行為。美國的立場也極為鮮明：國務院發言人託納發表聲明支持維護馬裏領土完整，不承認馬裏北部阿扎瓦德地區獨立。他還進而表示，一個獨立的阿扎瓦德國家只會加劇馬裏面臨的嚴峻問題，呼籲堅定不移地維護馬裏民族團結。

可是幾年前，當南蘇丹要求獨立時，卻得到了西方各國的廣泛支持。區別除了蘇丹政府站在西方的對立面，而且和中國關係良好外，很重要的一點恐怕是南蘇丹信奉基督教，北蘇丹信奉伊斯蘭教罷了。

本來根據聯合國憲章，一個國家的主權完整神聖不可侵犯，但一個憲章顯然無法約束國家利益置上的西方。上世紀九十年代克羅地亞宣佈獨立時，就很快得到西方各國的承認，但當克羅地亞境內的塞族要做同樣的事情時，卻被西方各國一致反對。

第四，馬裏政府無法應對北方的叛亂時，它要做的是向法國請求援助。法國宣戰後，也是立即得到了西方各主要大國、北約、歐盟、非洲各國以及聯合國的讚賞。英國、德國、美國甚至直接參與提供軍事、後勤等的支持。

這再一次向國際社會展示了，雖然西方相對和絕對衰落同時存在----據預測，2013年，新興國家經濟總量將第一次超過發達國家，但其在當今國際社會中的領導地位仍然沒有受到撼動。而且西方各國雖然各有自己的利益小九九，但整體上仍然是團結一致。由是觀之，中國的崛起儘管迅猛，但國家實力轉變為國際影響力還是路途漫漫。特別是在和西方發生利益衝突時，更要考慮到西方聯盟的一致性。

第五，法國軍事行動的時代大背景除了經濟危機之外，就是改變世界地緣政治的阿拉伯之春了。阿拉伯之春被西方視為它們普世價值的勝利，而且西方向外輸出民主的理由之一是更符合它們的本國利益。但出乎西方預料的是，反對的聲音就來自阿拉伯之春成功的國家。

阿拉伯之春發源地突尼斯和第二個成功的埃及都公開反對法國的軍事幹預。埃及總統穆爾西在出席阿拉伯地區發展會議時警告，外國武裝干預將進一步惡化非洲內部爭鬥，使各種矛盾更加難解。

不僅如此，來自利比亞的伊斯蘭組織還在法國前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策劃綁架了西方人質，以這種超限戰來應對法國的軍事優勢。

顯然，西方的民主種子在阿拉伯這片土壤中收穫的伊斯蘭果實，實在令其心寒。

還記得，突尼斯的本.拉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亞的卡扎菲下台前都曾表示，國家需要他們，否則會陷入動亂。當然他們當時只能遭到一片嘲諷。但想不到的是，阿拉伯革命之後的現實卻驗證了他們預言。埃及的政局一直在動盪，穆巴拉克時代實行的戒嚴又重新啓用，警民慘烈的衝突天天上演。埃及大有“革命每隔一年就要來一次”之勢。利比亞則在無政府狀態中苟延殘喘，許多部落都在宣佈獨立或者“自治”。事實上，馬裏在長達二十年間曾被譽為“非洲政治和社會最穩定的國家”，而打破這一切的直接原因，就是西方軍事幹預下的利比亞革命。

最後，不管法國和馬裏叛軍的衝突原因為何，其實質仍然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衝突。如果看看歷史，這種衝突並非自今日始，實是自兩大宗教誕生之後的自然現象。

無論是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其共性除了都是一神教、排他性，更重要的是對外擴張。伊斯蘭教誕生之時，西方文明正處於弱小期，被興盛的伊斯蘭文明打的幾無還手之力。而等到伊斯蘭文明衰落時，這種衝突的結局發生逆轉，並一直持續到今天。雖然今天兩大文明的衝突和西方對以色列的偏袒有關，和西方霸道干預伊斯蘭社會事務有關，但根本上還是兩大文明的排他性、擴張性使然。只要這兩大文明存在，這種衝突就不可避免。

馬裏之戰，對於中國來説自然是超然事外，但卻仍然是瞭解西方，洞悉複雜國際關係和國際社會規則的契機。更重要的是，隨着阿拉伯革命的成功，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衝突也達到了新的階段和強度。這或許是中國又一個發展機遇期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