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革命還是富人革命（上）？——與寒竹先生磋商之二-劉學偉
一、關於立場和態度
看了寒竹先生的第一個回覆，為先生十分專業的治學態度深深觸動。以前在《選舉網》就領教了方紹偉先生的不持立場的“冷酷實證”。現在又見識到寒竹先生的不做褒貶的解釋邏輯。筆者自認達不到那麼純粹的學術標準，本人的文章總是有一些好惡褒貶，有一些情緒流露的。但自認還是儘可能地保持一種中立客觀的立場。所以筆者把自己的理論定名為“循中道致良治—中道良治”。筆者的確有太過明確的倡議導向。筆者實在是希望開出一種藥方，能夠對中國製度應當的前行方向的測度，有一些多少看得見的助益。這種太過明顯的測度意圖的確經常導致筆者走入一些本來應該避免的偏頗。
比如本人的中產身份，“屁股決定腦袋”，的確，就把本人的立場限定在希望中產階級能夠主導社會這一基本點上。雖然筆者確信，這樣能夠更好地整合整個社會上中下三個部分的共同利益。以寒竹先生的高標準，本人實在還是不夠格做一個純粹的學者，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力爭做一個“有推動社會前進（很可能過度）強烈主觀願望的準學者”了。
二、筆者對寒竹先生的平民概念有誤解
看了寒竹先生的這次回覆，筆者其次高興的是澄清了一些誤解。
比如，筆者現在明白，寒竹先生所稱的平民不是對稱於富民，而是對稱於貴族，而且是血緣的貴族。
寒竹先生稱：在歷史上的，秦漢以後的中國，除了皇族，包括非皇族的宰相，都是平民身份。對社會而言，無論多麼福或貴，就是説，無論什麼階級，只要不是皇族，都是平民。
這樣看來，寒竹先生的平民概念，比筆者的想象，未免也大得太多，大到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劃分有效的供分析的社會集團的功能。
按照寒竹先生的概念，英國大憲章運動，是貴族向王族爭取權力，那還是屬於貴族革命。而然後資產階級向貴族爭取權力，那就屬於平民革命。法國大革命也一樣，屬於平民革命。
但是這種平民革命和中國1949年或俄國1917年發生的平民革命可實在大異其趣。
在筆者的劃分中，英國革命法國革命，都是富人的革命，有錢人的革命，它們爭取的是資本的自由，是發財致富的自由。如果要套入寒竹先生的概念，筆者就只好疊牀架屋，把這種革命稱之為富裕的平民主導的革命，簡稱富平民的革命。
而從1848年馬克思發表《共產黨宣言》以來，他們掀起的才是窮人的革命。或者套入寒竹先生的概念，筆者就只好把他們稱之為窮平民的革命了。在筆者以前的意想中，億萬富翁，或者李鴻章那樣的權貴，怎麼也不屬於平民，他們要是支持什麼革命，絕不會是平民的革命。
平民的內涵，也不可能萬古不變。比如秦漢以來，中國就沒有了貴族，除了皇室，無論你隸屬哪個階級，反正都是平民，那階級鬥爭就成了平民之間的內戰囉？可是既然平民與貴族的外戰，中國兩千年未有，區別這個內戰或外戰，還有什麼必要嗎？
為了接下去的商榷，筆者要使用兩個人人都能理解的概念，就是“窮人”和“富人”。上段説的窮平民就是窮人，富平民就是富人。為了不與寒竹先生的平民概念起衝突，所以筆者把本文的標題，由原擬的《平民革命還是富民革命》改成現有的《窮人革命還是富人革命》。
看了寒竹先生好些文章，當然筆者現在明白，先生關於中華民族平民性格的説法，只有對稱於歐洲或日本的貴族封建傳統才有意義。對於這一部分的歷史分析，本人與寒竹先生意見高度一致。
三、關於近三十年來改革開放的總路線
先總結一下上一輪的討論。
寒竹先生稱：“從執政黨的改革思路來看，是要實現工作重心由階級鬥爭的轉移到經濟建設，由計劃經濟轉型到市場經濟。” “執政黨在這三十多年間在效率與公平的天平上一直是向效率傾斜。即使最近幾年中國政府高度關注民生問題和共同富裕問題，但也沒有把均貧富作為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中國三十多年改革與發展的事實表明，平民主義從未成為執政黨改革開放的主導思想。”
這麼看來，筆者是第二次誤讀了寒竹先生的見解。其實我們對執政黨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基本路線的見解應當是大體一致的：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場與1950年代的革命涵義完全不同的富人的革命，就是説由富人主導，首先由他們得益的運動。（這樣的富人，正是1950年代革命的對象，在那個時代，他們被消滅殆盡。）當然全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跟在先富者之後，也都得益。但由於得益之差距過大，才有了新一輪的爭議。
關於這個新一輪的爭議，我們以後再談。這裏只先講一句，就是：筆者確認，真正的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只能限制那個其實必然還是相當大的差距不要太過大。
在這裏，寒竹先生所説的中國人祖傳的，又被數十年的公有制下的生活強化了的平民性格的確在發揮作用了。筆者非常欣賞寒竹先生用此點來解釋為什麼當下的中國社會對貧富差距和官僚腐化的高度敏感，覺得那真是説到了點子上。
我們之間的觀點的分歧，細看下來，又小了許多。但分歧還是有不少的。
四、對1950-1960年代中共先親蘇後反修的外交總路線的一些質疑 以下兩大段引自寒竹先生文章《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一文【黑體都是原有的】。
**“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並不能視為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階段，而這個階段之所以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其根本原因並非是中共領導人的主觀抉擇，而是現實的客觀環境所導致。”“中國的國家主權雖然在1949年得以確立，但是，在國際範圍內，中國的國家主權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這對中國的國家主權構成了極大限制和威脅。**上個世紀中葉，中國為了維護完整的國家主權而跟蘇聯交惡，中國在國際上受到最強大的兩個軍事、政治集團的擠壓，國際環境極為險惡。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前，中國基本上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這對中國完成自身的現代化轉型構成了極大的障礙。”
**“中國在1949年後雖然基本上擺脱了戰爭狀態，但是，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事實上並沒有進入真正的和平年代。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國社會實際上處於一種準戰爭狀態。”“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得不把獲得國際社會的廣泛承認和構建和平的國際環境作為兩個首要目標，而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則不得不建立在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和獨立的國防體系基礎之上。為了在短期內實現這兩個目標，中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不得不把備戰備荒作為一個基本國策，不得不把高積累、低消費的非常規方式作為原始積累的手段。**今天看來，這種戰時經濟體制使得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向後推遲了整整一代人，上一輩的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從中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看，上個世紀中葉的戰時經濟體制卻是不得已而為之的產物，並且為八十年代後以民生問題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提供了和平保障和良好的國際環境。”
以下是筆者的評説：中共建政以後，迅速參加社會主義陣營，採取了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總政策，也因此與美國和西方徹底交惡，然後才有了韓戰和越戰。像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不可能忘記1960年代初的反修運動（大家都學過《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吧？蘇共的罪名是“三合一少（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少支援亞非拉）”“全民國家”“全民黨”向資本主義投降呢！）和1972年的“小小銀球轉動世界”+基辛格先導尼克松訪華（中國從此聯美反蘇/聯帝反修—可不是投降）。如果沒有這兩段令舉世驚憷的大跳躍戲劇，中共或許還可以一以貫之地堅持意識形態的正確。現在回頭看，1950-1960年代中共領着中國與美國和蘇聯的先後激烈爭鬥真的都是那麼正確和必要嗎？為什麼鄧小平一上台就把這個雙反都放棄了呢？中國人民難道不可以覺得被那太過偉大的領袖蒙着眼牽着鼻，東衝西撞，浪費了太多的血汗，做了太多的無用功嗎？
難道那個年代的反帝和反修真的都是無可選擇的嗎？比如司徒雷登一定是需要“別了”的嗎？（司徒雷登：美國駐中華民國最後一任大使，生於杭州，一生大半都在中國度過，前燕京大學校長，自稱“愛中國甚於愛美國”。1949年4月到8月他逗留在解放後的南京應當是在華盛頓的授意下試圖尋找與中共接觸的機會呢！）為什麼後來的基辛格尼克松又那麼可愛了呢？又比如那個《九評》真的就那麼義正辭嚴了嗎？須知再過20年，中國可是鐵定比蘇聯當年還“修”得厲害呢！要筆者來證明嗎？這都是誰的錯呀？
這些彎路，為尊者諱，人們似乎可以少談甚至不談。但以此來為那個年代人民受到的痛苦開脱，筆者怎麼覺得似乎不那麼……呢。
這些外交總路線的問題，在中共黨史上都未得到清理。筆者也不願説太多。用寒竹先生的平民主義的思路，本人似乎可以認為，那位平民詩人領袖太過浪漫衝動，不夠穩健呀。
筆者還是太欣賞鄧小平先生為後三十年的中國定下的“誰也不反，着重與西方打交道”的實事求是的外交總路線並“韜光養晦”的總策略。那才是老謀深算，為中國贏得了前一位領袖的先反帝再反修然後聯帝反修的兩極超級擺動路線不可比擬地大的豈止是外交利益。
我們這個年代的人應當個個都會記得一首文革歌，叫做“打倒美帝，打倒蘇修，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歷史的真實發展很詭異。時至今日，中國的赫魯曉夫二號的後繼者們，已經領導中國通過極度“修正主義”的道路發展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蘇修不打自己倒了。美帝也在中國發展的擠兑下，大顯頹勢。中國的赫魯曉夫一號，已經徹底平反。而那位偉大領袖的平民革命路線，十分客氣地説，則早已被束之高閣。
大家都知道，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評價前三十年，更重要的當然應該是內政。寒竹先生所言的“使得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向後推遲了整整一代人”的原因絕不僅僅是因為戰時體制，（而且這種戰時體制也並非必然必要，也是一種兩面樹敵的錯誤國際政策導致的惡果。）而有更深刻的根源。筆者很意外地沒有查詢到寒竹先生對中國第二共和前三十年許多重要史實的基本評價。比如農村合作化、城市公私合營、反右運動、大躍進、反右傾。【可能筆者的查詢不周延，還望寒竹先生直接教我。】依筆者看，恰恰是這些寒竹先生可能是因為某些原因迴避了的錯誤，才是“使得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向後推遲了整整一代人”的主要原因。
五、關於土改和合作化運動
這裏我們先來試試簡單分析農村政策。
1950-76年代的中共的農村政策分兩期：
第一期叫做土改，俗稱“打土豪分田地”，只持續了2-3年。目標是瓦解大土地所有制，建立小土地所有制，“耕者有其田”。這可不是共產主義或中國説法的社會主義（下一篇文章接着解釋這個區別），因為它建立的還是私有制。對這一個階段的政策，個人覺得除了太過暴力以外，還算可以接受。其實最理想的當然是台灣式的贖買土改，大體上，把中國大陸在城市裏做的，挪到農村去做就對了。
第二期叫做合作化運動。可惜中國的農民僅自己種了一茬最多兩茬莊稼，中共的共產基因就開始發作。從一開始的互助組、到合作社到一大二公的上萬人規模的人民公社，歷時僅五年（1953-1958），那真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再過三年，在“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人無算的壓力下，退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共產的規模依然在百人以上。與這個農業集體化制度配套的還有臭名昭著的“統購統銷”。簡單地説，就是強迫農民用低價把農民自食以外的全部糧食、油料和肉食賣給國家，自由貿易一概禁止。
如果這個政策真的能給中國帶來發展，農民的犧牲也許還值得。但事與願違，農村因此陷於長期的窮困和半飢餓，（毛語錄：忙時吃幹，閒時吃稀，雜以番薯土豆……）而城市則困於長期的農產品供應不足。二十多年下來，搞到“農村真窮，農民真苦，農業真危險”（李昌平《中國農民狀況發展報告》語）的境地。現在回過頭來想，如果不是共產“原錯”基因發作，強制推行合作化，中國哪裏需要統購統銷，糧食就像現在一樣，根本就不會不夠吃。也就根本不會出現耗費三十年還糾正不過來的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一國之內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如此巨大的城鄉差別。因此，農村的合作化是共產黨領政以來的第一大錯誤經濟社會政策。其實在合作化之前，所有的富裕農村人口都已經被消滅了（肉體消滅的是少數，這裏説的是在經濟上被全部徹底消滅），土地被均平。在此基礎上，本來農村是可以輕易得到的一個至少數十年的，已被中國歷史無數次證明了的新朝初期農村小康時期，被這最後一個新朝錯失。
中共犯這個錯誤，有兩個歷史或思想根源：第一個就是從歐洲，馬克思斯大林那裏學來的共產主義，消滅私有制了。第二個，就應當是寒竹先生説的中國傳統中留下來的平民主義了。不過在筆者看，平民主義很容易解釋建立小私有制的土改，但並不方便解釋要“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運動。
這個1950年代城鄉兩個方向的共產的錯誤，在中共黨史上也並未得到清理。但我們作為獨立學者，應當有權利論一下歷史是非。何況，在事實上，這些錯誤已經被改正。
筆者同時要在這裏申明，本人並不認為，在共產這個題目上，共產黨要負道義責任。普遍的公有制行不通，是在數十年的實踐之後才明白的。正如同蜘蛛不好吃，螃蟹好吃，也是要有勇者試過才知道的。這是人類探尋真理應付的代價。筆者對此不做道德批評。
六、部分結論的提前展示
為了回應題目，筆者這裏先把整篇文章的結論的一部分揭示於此：
朱元璋搞的改朝換代是窮人革命的一種類型。他與士紳階級充分結合，其實對舊有的制度沒有任何改易。所以他輕而易舉地就成功了。他和他的夥伴們都變成了富人，加入了那個重建的舊制度。
而共產革命要想消滅私有制，這是一個太過宏偉的，1989年（柏林牆倒塌—國際共運結束的標誌性事件）以後人類才明白不可能成功的革命。具體的這裏都不講了。總而言之，僅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以來的後30年，大部分成就都建立在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這一千真萬確的事實就已經證明，以前的公有制計劃經濟的路是錯的。正如農村的土地承包制制度的成功無可辯駁地證明了以前的集體耕作的道路的錯誤一樣。（至於農村土地是維持現在的集體所有個體承包好還是徹底私有化好，個人沒有定見。覺得應當試驗。“摸着石頭過河”。）
據此，筆者以為，在城鄉消滅私有制，再加上反右直到文革的一系列其它嚴重錯誤，才是“使得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解決向後推遲了整整一代人”主要原因。而這一系列錯誤的改正，則是後三十年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而外交方面的錯誤，實在也是第三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自然延伸。而這後三十年，中國正確地既不反美也不反蘇，自然不會“在國際上受到最強大的兩個軍事、政治集團的擠壓，國際環境極為險惡。”也不會像“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前，基本上被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對中國完成自身的現代化轉型構成了極大的障礙。”
而平民主義因素，正如寒竹先生所很好地論證的，在這各個階段都起着作用。這篇文章筆者涉及了第二共和史上的八件大事。內政方面：土改、農村合作化、城市公私合營、改開後的重新私有化；外交方面：50年代的一邊倒親蘇反美、60年代反美又反蘇、70年代聯美反蘇、改開以後“沒有敵人”的新外交總路線。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第六件，都可用平民主義來解釋。第四、第七、第八件則可歸於富民主義路線。
不過筆者確信，用“共產基因”之發作與拋棄，對那兩段歷史的轉換與變遷，比起平民主義還是富民主義，有強得多的解釋力。因為平民主義還有共產（1949）與不共產（1911)之分。而富民主義則只有不共產的。
我的進一步理解是；共產的（或稱過激的）平民主義不可能成功。但不共產的（或稱温和的）平民主義則可以和富民主義互相融匯，甚至相得益彰。
筆者對這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標籤是：消滅私有制PK重建私有制、計劃經濟PK市場經濟、階級鬥爭為綱PK經濟建設為綱。還可以接着加：浪漫主義PK現實主義、理想主義PK實用主義……
這裏必須補充一段：這第二共和的前三十年，當然還有很多成就。最要緊的是建立了相對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全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醫療水平、人均壽命都有很大提高。還有“兩彈一星”等對維護民族獨立尊嚴極為重要的成就。這些如同寒竹先生肯定的，都是後三十年飛躍發展的基礎。筆者説的是，如果前三十年少犯一些錯誤，自然成就還可以更大。比如如果不搞大躍進和文革，中國現在的GDP能不再高上至少一倍嗎？那豈不是今天已經和美國平起平坐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