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倒、中蘇交惡與合作化問題——再答劉學偉先生-寒竹
上文跟劉學偉先生討論了中國平民主義以及一些相關的問題，雙方對平民這個概念以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進步有一些基本共識。總體説來，大家對中國改革三十多年來的巨大進步沒有多大歧義，至於這三十多年來進步的具體原因，可能雙方的理解還有一些差異。這些以後可以詳談。
劉先生在文中提到筆者在《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中的觀點，認為筆者似乎在迴避改革前三十年執政黨的錯誤。劉先生這個理解可能有誤。《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一文並非要全面評價改革前三十年的是非功過，而僅僅是要指出改革前後的兩個歷史階段並非對立而是有內在邏輯，更全面地講，《中國模式的歷史邏輯》一文是要講中國在上個世紀的歷史進程中三個歷史階段的內在邏輯關係。至於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錯誤當然不能否認，否則就不會有後來的撥亂反正和改革。具體説來，筆者以為改革前三十年的錯誤主要集中在這麼幾點，1，以意識形態掛帥和階級鬥爭為綱，不停息地進行政治鬥爭；2；把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同義語，否定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重要作用；第三，用政治運動的形式來進行經濟建設，以羣眾運動的形式來解決社會問題。
由於劉先生關於中共建政前三十年的論述比較具體，我把劉先生的論述總結出三個問題在這裏討論：第一，1949年後中國跟隨蘇聯的一邊倒是否合理？第二，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與蘇聯交惡是否明智？第三，如何看待農業合作化運動？對這三個問題我不做簡單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儘可能從當時的歷史條件來分析。
關於中國在1949年後一邊倒的問題
如果僅僅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問題，如果僅僅是從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後的歷史角度來看問題。中國政府在1949年後一邊倒地緊跟蘇聯顯然是一個錯誤的選擇。坦率地説，筆者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也是從這兩個角度來看當時中國政府的選擇，也得出了跟劉先生一樣的結論。但是，隨着對世界事務的進一步瞭解和社會經驗的增加，我感覺到對於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件，僅僅從意識形態或以當下的現實來評判是不妥當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歷史的問題最重要是歷史地分析。
中共1949年建政後在當時全球的冷戰格局究竟有多大選擇？這個問題必須歷史地分析。從二戰後的全球政治格局跟中共奪取政權的歷史條件看，中共要想在奪取政權後站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一邊是幾乎沒有條件的。中共明確提出向蘇聯一邊倒的主張，始見於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在當時有深刻的歷史根源。
二戰結束後，喬治.凱南針對蘇聯陣營的遏制理論成了美國對外的基本國策。根據這個理論，美國把中共奪取政權看作蘇聯勢力在亞洲伸延的一個結果，是全球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一個部分。對於國共兩黨二戰後在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爭和政治衝突，美蘇兩國各有立場。美國儘管不滿意國民黨政權，但基於全球反共戰略大局，還是不得不在政治上和軍事上予以支持；同理，蘇聯儘管不滿意中共的民族主義色彩，但是基於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大局，還是支持中共在中國奪取政權。從這一點上看，由於戰後的美蘇兩大集團的對峙，國共兩黨都很難在東西方的對峙中保持中立。1948年11底宋美齡再次訪美尋求軍事援助；1949年1月底斯大林派米高揚秘密訪問當時的中共中央所在地西北坡。這兩個事實説明國共兩黨在戰後冷戰格局中的選邊在中共建政前就已經非常明顯。很難想象，中共在與國民黨決戰時會對在軍事上大力支持國民黨政權的美國抱有好感。中共對國民黨的敵意延伸到國民黨在軍事上支持者的美國似乎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
當然，西方的對外政策一直以現實主義為主導。正如劉學偉先生所言，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美英等國的對華政策確曾考慮過調整。1949年中共建政後，英國執政的工黨和在野的保守黨都主張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0年1月6日，英國外相貝文致電中國當時的外長周恩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法律上之政府”，並表示願意與中國建交。中國政府在第三天即作出積極反應，正式覆電表示願意與英國建交。在此後的幾個月中，中英雙方已經開始建交談判。中國當時是願意並希望跟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劉先生對這一點有所忽略。
在是否承認中共政權問題上，美國比英國要謹慎一些。1949年5月13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向當時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傳達了美國承認中國的三原則：1）新政府必須實際控制領土和國家行政機器；2）獲得全國人民承認；3）有能力並願意履行國際義務。應該説，按照這三個原則，中美在當時建交有很大可能。但是，由於國民黨政權還在金澎馬祖地區運轉，美國採取了拖延的戰術，想看中共是否能真正在中國站穩腳跟。在現實中，美國採取了兩個敵視中國新政權的行動。一個是在1950年1月13日的聯合國大會會上，美國領頭否決蘇聯提出的“驅逐國民黨代表，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提案。另一個是向英國施壓，要求英國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要與美國一致，不要做出“不成熟的、匆忙的承認決定”。
從當時東亞的局勢發展看，美國確也有難處，確實也需要等待。自中國內戰以來，美國一直支持國民黨政權。美國很難在國民黨政權尚運轉於台澎金馬時就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當時認為，最多再拖幾個月，中共就可以佔領台澎金馬，到時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遲。而此時中共中央已經命令粟裕集結五十多萬人準備在1950年夏季攻台。美國當時決定在戰略上放棄台灣。12月23日，美國國務院秘密通知所有的駐外使團，美國政府將對台灣實行“放棄政策”。密件説：台灣在“政治上、地理上、戰略上”都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島嶼對美國而言“既不特別出色又不重要”。
1950年1月5日，杜魯門對新聞界發表講話：“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從無掠奪的野心”，“美國政府不打算向國民黨軍隊供給軍事援助或提供意見”，“美國無意在目前的台灣尋求建立軍事基地的任何特權，也不打算使用武裝部隊干預那裏的局勢”。
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宣稱：美國在西太平洋上的防衞線包括阿留申羣島、日本列島、琉球羣島和菲律賓。艾奇遜有意將台灣排除在美國的海上防禦圈之外。
所以，到了1950年的上半年，儘管中共之前聲稱要一邊倒，儘管中蘇兩國在1950年2月14日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但是中國跟西方的關係在現實中仍有希望朝好的方向發展。英美等國與中國建交的戰略意圖並未放棄，而中國也並未關上與西方國家交往的大門。事實上，中英兩國英國已經在1950年上半年開始討論建交的細節。
真正改變中國與西方關係的是1950年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從現在大量解密的文件、電報看，中共高層對金日成武裝統一朝鮮半島的行動並不樂見，因為當時中共正準備集中兵力渡海攻台。但是，朝鮮戰爭爆發改變了中國的國際環境和全國統一計劃。1950年6月27日，朝鮮戰爭爆發後兩天，美國總統杜魯門即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駛入基隆、高雄兩個港口，在台灣海峽巡邏，阻止解放軍進攻台灣。這是美國第一次公開派兵介入中國內戰。至此，中國與美國完全處於敵對狀態。而美國在仁川登陸後對朝鮮半島局勢的誤判，把中國也最後拉進這場戰爭。（關於中國出兵朝鮮的問題，涉及內容較多，這裏難以詳談。如有機會，可另行討論）
所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國與西方交惡的原因相當複雜，既有國共兩黨的歷史根源，又有當時的冷戰環境，而最為根本的是美國把朝鮮戰爭擴大化的錯誤。意識形態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因素，但絕非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對於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來説，國家利益（美國人講的”national interests）都是至上的，意識形態不過是為了實現某種現實利益的説辭而已，中國也不例外。劉先生把中國跟西方交惡，把中國介入韓戰與越戰都説成是意識形態的原因，我覺得有失偏頗。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與蘇聯交惡的問題
中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要解決的是現代建國問題，蔣介石講“抗戰建國”。中共講“革命建立新中國”，二者殊途同歸，都是想完成現代建國。筆者以為，斯大林當時對中共的看法並沒有錯，中共在本質上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政黨，共產主義理論只是中共用來動員下層民眾的一個理論工具。共產主義理論不過是中共用來借殼上市，共產主義是“殼”，民族建國才是“實”。而中共與蘇共的交惡歸根結底還是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的分歧確實存在，但並非是中蘇兩國交惡的主要原因。我們不能以為當時中蘇雙方都是用意識形態為武器來攻擊對方，就把中蘇之爭看成意識形態之爭。
為什麼中國在選擇倒向蘇聯一邊後，又要改變戰略與蘇聯翻臉呢？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同時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敵是否明智呢？任何一個政治家都知道同時與幾個強者為敵是危險的，中共真的會為了意識形態這樣做嗎？我覺得劉學偉先生誇大了意識形態起的作用。我以為導致中國跟蘇聯發生衝突有這樣幾個因素：
第一個是蘇共二十大政治報告對中共的衝擊。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中集中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錯誤。這份秘密報告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產生了很大沖擊。1956年6月，波蘭爆發波茲南事件，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當時的中共高層認為，如果按照赫魯曉夫的做法，一些共產黨政權將會發生動搖。蘇共二十大後，中共跟蘇共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批判斯大林是否會導致共產黨政權垮台的問題。
但是，中國的情況跟東歐有很大差別，蘇聯否定斯大林並不一定會導致中共政權的崩潰，因為中共政權並非像東歐一樣是由蘇聯建立起來的。中共絕大多數領導人對此還是心裏清楚。所以，中共在1956年9月召開八大時還是充滿信心，跟蘇聯也沒有因為秘密報告的事而公開衝突。這個時候中共確實認為赫魯曉夫在斯大林問題上走得太遠，確實跟當時的蘇共有分歧，但兩黨、兩國的關係並未全面惡化。
所以，中蘇關係的真正惡化其實跟蘇共二十大關係並不大。赫魯曉夫發佈秘密報告是在1956年2月，而在整個五十年代，中蘇雖有分歧，但關係仍然還算友好。真正導致中國跟蘇聯徹底翻臉的原因是後來發生的幾件事：
蘇美關係的緩和使得中國認為被蘇聯出賣。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問美國，跟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舉行了三天會談，並發表了會談公報，一時間，“戴維營精神”在了全球不脛而走。“戴維營精神”顯然強烈地刺激了當時的中國政府。中國在朝鮮半島跟美國打了三年仗，雖然後來簽署了停戰協定，但雙方仍然敵意未消。更重要的是，美國仍在支持台灣的國民黨政權跟大陸進行軍事對抗。在中共看來，台灣之所以還想“反攻大陸”，最根本的原因還是美國的支持。而中國無法進入聯合國，無法統一台灣，這些都是美國這個帝國主義在作怪。蘇聯作為中國的親密盟友竟然不顧中國的感受跟美國人擁抱，中國政府感到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應該理解，任何一個國家處在這種情況下也都容易有類似感受。1971年尼克松訪華，作為美國在遠東的盟國日本立即感覺自己到被美國出賣而心存不滿。一直到今天，很多日本人對被美國出賣的感覺都沒消失。
第二件事，1963年8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談判，簽定了《關於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爆炸實驗的條約》。顯而易見，這個禁止核試驗條約在當時就是專門針對中國，因為美、英、蘇三國都很清楚中國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進行首次核試驗。這個條約使得正在加緊核試驗準備的中國感到極端憤怒。中國感到昔日的親密盟友已經跟西方國家一道來制止中國發展自己的核武器。這對於民族主義色彩本來就很濃厚的中共來説，中蘇間的分歧已經不是兩個政黨之間的觀點分歧，而是國家間的敵對，因為蘇聯已經加入到帝國主義陣營對中國的國防工業進行打壓。對於中共來説，蘇聯的這個行為顯然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我們仔細考查中蘇論戰的激化過程，可以看到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雖然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更為根本的是中蘇兩國的國家利益發生了衝突。中蘇論戰從1956年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開始，到1963年3月發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一共有七篇文章，史稱中蘇論戰的“前七篇”。這七篇文章是逐步升級，但一直到1963年夏天，中共對蘇共的批評仍保持克制。中蘇論戰的白熱化是從中共中央於1963年9月6日發表一評《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開始，到1964年7月發表第九篇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為止，一共九篇評論，史稱中蘇論戰的“九評”。從時間上看，中共中央發出“九評”正是在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簽訂《關於禁止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武器爆炸實驗的條約》之後一個月。如果説僅僅是意識形態分歧，此時離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已經有7年之久。這當中顯然有國家利益在其中。只是在那個政治掛帥的年代，國家利益常常以意識形態的形式來表示而已。事實上，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無論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是西方政界，都已經明白中蘇兩國並非僅僅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之爭。
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個人在當時中蘇之爭起了很大作用。從坊間流傳毛澤東一些未曾公開發表的詩詞中，他對“戴維營精神”和美英蘇三國簽署的“禁核條約”有着強烈的憤懣之情。但除去國家利益，毛澤東個人對赫魯曉夫否定斯大林的憤怒確有個人因素。從蘇共二十大後，毛澤東一直擔心中國也會出現像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來否定他。所以，他把赫魯曉夫簡單地稱之為野心家，把蘇聯緩和階級鬥爭看成是修正主義。中國社會階級鬥爭的絃樂繃越緊，個人崇拜越演越烈。階級鬥爭成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最後發展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烏托邦理論。毛澤東對蘇共二十大後發展變化的錯誤判斷是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因素。他用羣眾運動的方式來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給中國發展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農業合作化運動是否必要？
關於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搞的農業合作化，理論界討論的人很多。大多數人都同意，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跟蘇聯一樣，都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尤其是人民公社的實驗。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所有中共高層領導在經過三年饑荒後都意識到，以人民公社這種形式成為農村的基本單位是行不通的。中共中央在六十年代初不得不對合作化運動做出重大調整。事實上，從六十年代初起，土地所有制已經退回到生產小隊的規模，所有制意義上的人民公社已經不復存在。所以，討論中國農村的合作化問題，必須要弄清楚中國農村的所有制在合作化運動中的演變和調整。
根據中共自己的一些歷史文獻，中共當時實行合作化大致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為了實現公有化。中國在完成土改後，毛澤東認為，新民主主義只是一個過渡時期，中國一定要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毛的這個思想在黨內最終成為主流。如果要在農村搞社會主義，那麼最根本的就是要把土改後形成的土地私有制改造成為公有制，因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一大特徵。所以，合作化是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城市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的合作化成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兩個基本內容。
第二，為了集中財力實現工業化。由於國內外的險惡環境，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都急於在很短時間內完成中國的工業化。但是工業化需要資金，如果按照農村自然經濟的發展，中國的工業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根據蘇聯的經驗，國家通過合作化可以高度集中農村的產品，從而給工業化提供充足的糧食與原料。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相信，蘇聯的合作化道路是正確的，錯誤只是運用了粗暴的方法。只要政策和方法得當，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將會是工業化的基礎。
第三， 為了防止兩極分化和土地兼併。防止兩極分化是當時中國政府對農村基層工作一個主要考慮。根據合作化時期的一些文獻看，中央政府要求實行合作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各地都出現了一定數量的新富農，一些分到土地的農民再次陷入貧困。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大量的土地兼併將會產生新的地主和富農以及新的貧僱農，農民的不滿將會再度出現，土改取得成果將會逐漸喪失。
以上三個促成合作化的動力，第一個是出於意識形態，第二個是出於經濟需要，第三個原因是出於社會穩定。當這三個原因合在一起，就在黨內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力量，這是中國農村在五十年代形成聲勢浩大的合作化運動的基本原因。所以説，僅僅把農業合作化看作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不夠的，這樣很難理解合作化的進程和後來的不斷調整。
眾所周知，一個社會如果嚴格按照意識形態發展，讓現實來符合原則，一定會出大問題，因為一個邏輯上自洽的理論並不等於就能夠切合現實。但是，由於當時強烈的政治氣氛，促成合作化運動的三個原因中只有第一個公有化的原因能夠響亮地喊出來，能夠大張旗鼓地宣傳。而正是由於這一點，這給中國的農村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如果説實行合作化就是為了實現土地公有制，那麼公有化就被塗上了神聖的色彩。公有制比私有制好，公有化層度越高越好。於是乎，中國的合作化運動從互助組到合作社，再到高級社，再到人民公社，合作化不斷在公有化層度上躍進，這就走進了烏托邦陷阱，中國從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花了整整二十年才走出人民公社這個陷阱。
1958年8月，毛澤東在河南新鄉瞭解到嵖岈山衞星人民公社的情況時感到非常興奮，提出了“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 很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8月底通過了《關於建立農村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全國農村在幾個月內普遍建立了人民公社。按照人民公社的模式，農村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建立了公共食堂，取消了自留地，壓縮了社員家庭副業。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規模大）二公（公有化程度高），一平（平均主義）二調（無償調撥）。按照這種平均主義的生產方式，農村經濟很快就出現嚴重問題，1959年到1962年全國出現大面積饑荒。
但是，如上所述，中國的合作化道路並不是僅僅靠意識形態推動，另外還有經濟原因和穩定社會的原因。當合作化運動沿着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的意識形態前進時，農村經濟出現了嚴重問題，合作化不僅沒有給工業提供更多的糧食和原料，反而造成全國居民都吃不飽飯；社會沒有因為兩極分化而動盪，但大面積的饑荒卻嚴重影響着社會的安定。當初促進合作化的後兩個動力並未在現實中達到預期的願望，這促使執政者不得不從意識形態夢幻中清醒過來而面對現實。當過度的公有化帶來經濟困難和民眾不滿時，意識形態必須要服從現實。所以，人民公社成立後不到半年時間就面臨調整。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鄭州會議上提出把所有制從公社一級先放到大隊一級。1960年中央再次通知全國地方政府進行降低農村公有化程度的調整。到了1962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決定實行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這是成立人民公社以來最重要的一個文件。在這個文件發佈後，人民公社的名稱雖然還在，政社合一的組織形式雖然還在，但農村絕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權和核算單位都退回到生產小隊，從所有制上看，人民公社已是名存實亡，一大二公、一平二調的人民公社已經不復存在。這種模式從1962年一直維持到八十年代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出台。
從以上過程看，中國在合作化問題上確實走了很多彎路，全國老百姓，特別是農民為此付出了很大代價。按照意識形態的原則，認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先進是一個根本的錯誤。但是，如前所述，中國合作化運動的動因並非僅僅是基於意識形態，合作化同時也是為了防止土地兼併和農村經濟兩極分化。所以，當合作化運動在1962年受到調整後，形成了一種相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這是給中國後來發展留下了一筆有價值的遺產，其中最重要的是給家庭承包制提供了一個進行承包分配的平台。合作化形成的以隊為基礎的所有制的最大弊端是在於把所有權與經營權等同起來，不給每一户農民以自主的經營權。所以，對中國當時的合作化運動應當歷史地、全面地分析，應當指出其弊端，肯定其價值。
如果按照自由經濟的產權理論，合作化就完全是一個錯誤，因為唯有私有化才是經濟發展的最佳方式。按照產權理論，農村土地的交易和兼併是一個資源配置優化的過程，土地可以逐漸集中在能幹、勤勞、聰慧的人手中，生產率可以大大提高。所以，不僅以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來實行合作化不對，就是以防止土地兼併為由來實行合作化也不對。唯有土地私有化和交易自由化才是農村發展的出路。但遺憾的是，這種土地私有化的產權理論在本質上與土地公有化的理論一樣，都是以政治正確的思維方式來解決現實問題，在現實中必然會造成災難。
按照產權理論，耕者有其田的説法簡直是粗暴和野蠻。耕者憑什麼要擁有土地？資本難道就不能擁有土地嗎？耕者難道就不能僅僅是僱工嗎？既然工廠可以有僱主和僱員，農村為什麼不能有地主和僱工呢？如果按照這樣的理論來看中國的農村，一定會出問題。土地問題是中國農村的核心問題，而這個問題並不是私有產權就能解決的。耕者有其田是中國兩千多年形成的一個傳統，而這個傳統顯然跟自由市場和產權理論是不相容的。任何以一個朝代，任何一屆政府都很難改變中國農村這種把土地作為生存命脈的傳統。中國每一個末代王朝的滅亡都跟土地過度兼併有很大關係，而每一個新王朝都試圖用國家的暴力手段按户口均分土地。由國家強制性的權力把土地分到每一個農户手中的背後，是中國可耕的土地有限性和巨大的人口數量。如果不按人口分配而聽任市場的自由競爭，中國將會出現大量的無地流民，除非城市工業化能夠吸收所有多餘的農業人口。所以，中國農村土地問題的真正解決必須要跟城市化同步才能逐漸解決。只有中國完成了城市化，耕地才不會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處。
談到這裏，劉先生也許會提出，我批評的是合作化，而是不是批評農民擁有土地。合作化不是又從土改後的農民手中奪走土地了嗎？其實，問題並不是這樣簡單。中國合作化在經過了一系列調整後，最後形成的土地所有制僅僅是一種集體所有，而且是一個範圍很小的集體所有制，這個小集體就是以前的生產隊，現在村民小組。這個合作化基礎上形成的以生產隊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雖然有很大弊端，雖然還是屬於一種大鍋飯的平均主義，但這種土地所有制給後來的家庭承包制奠定了基礎，原來的生產隊後來轉化為村民小組。如果沒有改革前以隊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就無法實現承包到户，因為自由市場和產權原則早就把土改均分的土地重新集中到少數私人手中，按家庭承包土地就無法成為可能。從這一點看，中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通過合作化形成了以隊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是由歷史意義的，它防止了土地私有化必然帶來的土地兼併問題，給今天承包到户的土地制度提供了生產隊這個平台。所以，中國當時實行的合作化是利弊皆有，弊端主要在於把所有權和經營權等同起來，使農户個體無法獲得自主的經營權。但是，合作化形成的以隊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還是有積極意義，它保障了每一户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今天中國農村土地所有權95%都歸村民小組所有，正是基於改革前以隊為基礎的土地所有制。
從中國農村目前的情況看，家庭承包仍是一種最適合國情的一種土地制度。在這種承包經營制度下，承包者在土地上的經營權和使用權上與土地所有者幾乎沒有任何差別，唯一不同的只在於承包者不能自由買賣土地。但恰恰是村民小組的土地所有制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了耕者能經營其田，而每一個農户都能夠是土地的經營者。即使善於經營者能夠租賃其他農户的土地僱工耕作，但每一個僱工在法律上仍然擁有他自己一份耕地的經營權。農民工遠走他鄉打工，回到家中仍有一塊擁有自主經營權的土地。中國現有法律不允許土地自由買賣的最根本理由也跟當年實行合作化的其中一個原因類似，這就是防止農村出現無立錐之地的流民。
以上集中討論了劉學偉先生提出來的三個問題。1949年後中國跟隨蘇聯的一邊倒是否合理？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與蘇聯交惡是否明智？如何看待農業合作化運動？ 而非詳細論述整個改革前中共執政的是非對錯。不知本文的陳述是否表達清楚？論述是否有誤？還望劉學偉先生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