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核爆，日本怎麼想？-劉元海

2月12日朝鮮成功地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一直以來，對朝鮮核問題高度敏感的日本官方和媒體迅速作出了反應。

2月13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提出，要求美國重新將朝鮮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之內。當民主黨代表前原誠司指出“朝鮮最厭惡的制裁措施是金融制裁”的時候，安倍立即回應説：“金融制裁是有效果的”。隨後，安倍在今天凌晨與奧巴馬進行了20分鐘的電話會談，向美方提出在金融制裁上採取一致的行動。奧巴馬向安倍重申“美國將堅持對日本提供核保護傘的安全保證不動搖”。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今天上午分別與英、法兩國的外長通了電話，要求這兩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援引《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有關對威脅和平、破壞和平及侵略行為”中包含有關“強制措施”的精神，在安理會提出新的制裁方案。

另一方面，2月13日，日本國會眾、參兩院運營委員會同時召開理事會，宣佈將分別在2月14日和2月15日展開譴責“朝鮮強行核試驗”的議程。根據《讀賣新聞》在今天上午的報道，自民黨國會黨團已經擬定好決議文本，將此次核試驗定性為“對國際核不擴散體質的嚴重挑戰”，並將就具體的制裁措施與在野黨進行討論。

當日本的中央政府尚在就針對此次核爆的制裁措施進行研討的時候，日本的地方政府已經率先展開了獨立的制裁行動。2月13日，神奈川縣知事黑巖祐治宣佈取消本年度對縣內5所在日朝僑學校的補貼。同一天，琦玉縣知事上田清司也表示要重新考慮本年度對朝僑學校的補助。

在日本媒體這一邊，除了實時追蹤報道國際社會對朝鮮核試驗的反應外，還刊登了不少對朝核問題未來發展趨勢的預測性文章。例如，防衞大學教授倉田秀也在今天的《產經新聞》撰文指出，朝鮮此番進行核試驗是為了兩個目的，第一個是獲得制約美國軍事幹涉的“核抑制力”，第二個目的則是與美國展開夢寐以求的直接雙邊和平談判。

就目前的態勢而言，日本依然比較鎮定，除了文部科學省在各地加強了對放射性物質的探測以外，其他部門包括自衞隊在內至今尚未採取任何應激反應。筆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次美國在第一時間表明瞭要嚴厲應對朝鮮的意向。奧巴馬總統在核試驗當天即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此次核試驗“損害地區安定，加大了核擴散威脅的非常具有挑釁性的行動”，並強調有必要採取實質性的追加制裁措施。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則於2月13日在五角大樓發表聲明，指責核試驗違背了朝鮮在上一輪六方會談中作出有關承諾，並指出核試驗與近期的遠程火箭試驗已經不僅僅對本地區，並且對美國本土也構成了直接威脅。這也是美國自朝鮮核問題爆發以來，首次公開確認朝鮮擁有了“威脅美國本土”的能力。

另一方面，並非出於響應日本的呼籲，以佛羅里達州眾議員、古巴裔共和黨人羅斯里迪恩為首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跨黨派小組在華盛頓當地時間2月12日夜裏提出了將朝鮮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的緊急議案。從上述情況來看，美國方面“積極而強硬”的反應目前還是令日本朝野感到放心的，日本政府對朝鮮政策的重心在將來一段時間內應該會放在和美國協調製裁朝鮮的具體步驟上面。

眾所周知，相較於處在與朝鮮軍事對峙最前線的韓國，日本對朝鮮開發核武器對的強硬態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上兩次試爆之後，日本均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了強烈反應。甚至於在2008年，小布什政府基於與朝鮮政府在六方會談中形成的諒解而將朝鮮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刪除之後，日本仍然單獨對朝鮮維持了制裁措施。而在此次試爆成功之後，日本朝野的反應似乎並不如上兩次來得那麼強烈。這中間，隱隱反映出日本方面在朝核問題新形勢下發生的策略甚至戰略的調整。

從此次試驗的爆炸威力來看，最初有報道稱此次核試驗的當量約為2萬噸，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地震學專家金原踴教授認為這次的爆炸當量相當於2009年第二次核試驗時的3倍，約合7300噸TNT炸藥。倉田秀也在其文章中認為，此次朝鮮試驗的是使用濃縮鈾材料的“內爆式”原子彈，是為核武器小型化做準備。倉田的提法實際上是在暗示，這次核試驗實則是為未來可能的熱核武器試驗觸發聚變反應的“扳機”。在加上去年12.月，朝鮮銀河三號遠程火箭的發射成功，使其向擁有真正的戰略核打擊力量的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14日韓國《聯合新聞》援引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稱，朝鮮已經宣佈必須擁有洲際導彈。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帕內塔才會明確提出朝鮮對美國本土的“威脅”的。一旦朝鮮在熱核武器和洲際導彈兩方面都實現突破，那麼目前正處在僵局中的“六方會談”機制所提倡的“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動議便徹底失去了可行性。所以，這幾天美國的一些智囊已經開始討論變更在“朝鮮核問題”上有關方針的可能性。著名智庫“美國企業協會”（AEI）的東亞國際問題研究員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在2月13日提出了“美國應當放棄不切實際的“朝鮮半島無核化主張”，轉而採取接受朝鮮擁有核武器但防止其使用的現實戰略”。筆者認為，日本在這個問題上與美方採取共同步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此外，日本將會強化情報蒐集和反導能力等方面採取更多的主動，並且使安倍政府的“國防自主”以及“修憲”等競選主張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有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動向是，日本媒體紛紛渲染中國在制約朝鮮核開發上的所謂“消極態度”和“能力侷限”，《讀賣新聞》駐華盛頓記者白川義和在報道中提出，“指望中國”向朝鮮施加壓力的政策已經漏洞百出。這或許預示着，美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將採取統一立場，對中國施加更大壓力的動向，且不排除美日將核問題談判最後破裂的責任歸咎並且推卸給中國的可能。

除此之外，筆者最關心的一個問題是，日本會不會在朝鮮核問題重新激發的新形勢下，恢復自己的核武器開發計劃？

根據NHK在2010年10月3日播送的紀錄片《追求過“核”的日本》所揭露的事實，在我國1964年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之後，日本很快就向美國傳達了開發核武器的意願。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在1965年訪美期間與美國國務卿拉斯科會談時拐彎抹角地表示：“雖然日本人都認為日本不應該擁有核武器，但我個人以為為應對中國的核武器，日本也應該有自己的核武器”。此後，佐藤政府責成以當時的國防會議事務局長梅原治為負責人的，由當時防衞廳的骨幹組成的非政府組織“安全保障調查會”研討日本核武裝化在技術、戰略、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各種問題。該組織最終提出的報告是1968年出台的《我國核武器生產潛力》，其中明確指出，日本的和核武裝應該以開發使用鈈材料的原子彈為中心，即使不方便馬上開發，也應該掌握必要的技術能力。所以，日本從上世紀70年代引進原子能發電以來，一直在囤積鈈材料，這也已經是眾人皆知的事情了。另一方面，日本在1970年簽署“禁止核擴散公約”的時候，特意強調了第十條所賦予的在“危機國家安全的極端情況出現時”的退出權。由此可見，日本在核武器開發方面的用心是非常深遠的。

不過，2011年3·11大地震重創了日本的核設施，由此引發的全國性“反核浪潮”至今依然存在。那麼，安倍領銜的充斥着石原慎太郎等右翼的日本政府是否會藉機再次推動核武器的開發？這個問題，應當視朝鮮核問題在下一階段的發展和美國的態度轉變，加以仔細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