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的轉身與世界的希望-劉濤
一、中華民族的百年轉身
雖然因為中華民族文明的獨特性,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文化力量可以同化中華文明,但在170年前,中華文明遭受到空前的危機,也與歷史上任何一次周邊遊牧民族的征伐完全不同。首先,西方文明攜着工業化、組織化和軍事技術力量的優勢氣勢洶洶而來,中華文明自從誕生以來第一次面臨着比我們更先進文明的征伐。由於西方文明的狼性和進攻性特徵,以和平的天下主義為文明基準的中華文明第一次面臨着技術主義張揚的進攻、侵略和殺戮。機器化的殘殺和征服方式讓一直疏於武備、還沒有進入工業化、組織化、軍事機械化的中華帝國第一次面臨着可能亡國滅種和文明衰亡的命運。
過去三千年的歷史給予中國人的從容和自信以及文明的優雅現在轉變成為救亡圖存的緊迫,轉變成為文明的生存危機。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再到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再到更加激進的全盤西化,這一系列變化無非反映了中國人對這樣的千古未有之變局的應對。無論如何,一個一直領先人類文明的古代文明被迫認識到世界上還有一個可能比自己更先進的文明是一個痛苦的過程,這就如同一艘巨輪必須改變航向一樣,極其不易。而類似日本這樣的亞文明和小航船,倒可以迅速轉變航向。對於中華文明來説,這的確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筆者認為,近百年來,從林則徐、魏源,到李鴻章、張之洞,再到康有為、梁啓超,再到孫中山、蔣中正,再到毛澤東、鄧小平,一代代中國仁人志士和偉人政治家為我們的民族和文明拼搏的過程,就是中華民族百年轉身的過程。我們認識到自己的文明某些地方的確落後了,的確落後於世界潮流了,因此這的確需要我們去學習,去改變,去改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改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不是要改掉自己的文化基因,更不是徹底否定自己的文化,而是真正奮力拼搏、全力挽救自己文明的一個過程。比如我們知道中華文明是羊的特性,西方文化是狼邏輯,我們也知道我們中華民族的本性善良和平,但是為了自己不在這個豺狼橫行的世界上被吃掉,為了未來世界的秩序是建立在中華的“善”邏輯上,我們今天就先得把自己變成一隻狼,學會與狼共舞,變成一隻比西方還要強大的狼,這樣才可能制止狼的狼性,最終才能在世界上推廣偉大的和平主義的中華思想。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毛澤東真是中國千古偉人,在他身上體現的霸氣、雄心和戰略氣概,徹底為温文爾雅恭謙讓的文治中國補足了缺乏尚武精神這一缺陷。未來的中華文明正應該是文與武的結合,我們強大以後,應該更多體現是儒教的“文”和中華民族“我本善良”的特質,但當我們還沒有成為世界超強的時候,別人也休想來欺負我們,因為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已經讓中國人具有了另外一種精神特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中國的確也吸收了西方文化很多先進的元素和養料,比如今天我們不再是草民,而是公民;今天我們不再是家天下,而是政黨政治;今天我們不再面對北京皇城三拜九叩,而是強調公民民主。這些都是中國在吸收了西方文化後進步和現代的標誌,我覺得這本身沒有什麼,更不意味着全盤西化,落後的地方的確就應該學習,不符合現代文化基準的地方我們就應該讓它符合現代文化基準,中華文明的世界開放主義特徵本來就是流動和不斷吸收新鮮元素和養料的,這樣敢於學習、海納百川的中華文明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周文王和周武王在率領華夏族進入全新時代的時候,也是大膽改革商代弊政,開始全新的文化和文明再造的。敢於學習先進文明,就是一個民族不屈不撓的標誌,就是一個民族巨大革新能力和創新能力的標誌。
在21世紀的初期,中華文明再次上演了一個人類文明歷史的奇蹟,每個文明都會經歷的上升和衰落的文明規律,甚至湯因比提出的文明發展的四個階段再次在解釋中華文明的發展時失效。中華文明再次打破了文明興衰的鐵律,回到了世界權力結構的頂峯,成為世界上未來最有潛力的文明和經濟生產能力最強大的文明。不要忘記,中華文明迴歸強國之列不同於日本的崛起,中華文明是帶着孔子、孟子、荀子、管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孫子等回來的,中華文明是帶着自己的理論、哲學觀、美學價值、道德信仰和世界觀回來的,中華文明是帶着悠悠華夏五千年璀璨文明歸來的,中國是帶着自己領先文明世界長達兩千年的巨大榮譽感和使命感迴歸的,中華文明再次成為世界頂峯的文明,必然為世界帶來完全不同的行為模式,帶來全新的世界觀、哲學觀和思維方式。
中華文明再次顯示了自己歷史上就已經證明了的世界唯一的文明再生能力和文明延續能力,“萬里長城永不倒”,中華文明永不衰,尤其令人驚歎的是,中華文明在經歷亡國滅種的危機後,依然有能力再次躍居世界第一,奪回世界上本來就屬於自己的位置。這是一個文明的超級奇蹟,是一個歷史上延續而來的奇蹟,是一個永不言敗的文明創造的奇蹟,是一個具有“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信條的民族創造的奇蹟。
二、震撼的預言:中華文明救世論
西方技術文明的擴張將全世界非西方社會都捲入了一個世界市場,無論情願與否,世界各國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學習西方文明,可以説,世界各國是在西方的狼性徵服中真正被帶進一個全球化世界的。而西方也的確為世界帶來了新的制度,包括民主體制、法律憲政、公民社會、人權觀念和功能分化。儘管西方世界從沒打算要認真促進世界各國平等的人權,也不曾要真心實意地促進各國的法治進步,而只是想利用這些工具來進行顏色革命和顛覆活動,但是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西方帶來的這些觀念,無論西方世界想利用他們來做什麼,但是只要有利於我們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我們就要吸收和學習,但一定是按照自己的文明主體性而進行學習。
西方世界的技術文明和軍事機械化組織對世界空前的征服,也帶來了人類前所未有的殺戮、屠殺和戰爭,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讓人們看到西方文明技術和器械張揚可能帶來的毀滅效用。在一戰和二戰的間歇,德國的一位歷史學家斯賓格勒在1922年以特有的悲觀主義論點預言了西方文明的自我毀滅 (Spengler 1922)。當然,西方文明沒有毀滅,反而在戰後有了更大的繁榮和增長,但是技術無限的擴張帶來的工業化、消費浪潮和對環境的污染也讓我們這個星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期,各種關於人類毀滅的預言此起彼伏,各種宗教都在預測人類的末法時期到來和人類文明的終結。西方的工業化在帶來了空前繁榮的同時,也讓西方的技術文明和技術征服擴展到了全世界,於是世界各地都成為新式武器的試驗場。特別是在非洲和拉美許多國家,人們拿着各個西方國家的武器進行着現代軍事屠殺,同時西方工業物質文明帶來的對世界各國經濟和環境的剝削也已經達到了我們這個星球可以承受的極限。
就在冷戰的高峯期,在美蘇兩國各自將數萬枚核彈頭對準對方的時候,在美國對越南的一撥撥增兵的過程中,年邁的歷史學家湯因比在其生命的最後年頭作出了一個一生中最重要的預言:中國文明可以整合世界,中國文明可以拯救世界。
1966年,在中國還處於“文化大革命”高峯期的時候,湯因比在其新著《變遷與習慣:我們時代面臨的挑戰》中第一次提到:如果美蘇無法領導世界走向和平的話,那麼未來只有中國可以整合整個世界。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已經展現出卓越的世界主義與和平主義的能力來引導天下。
湯因比在之前的《西方的未來》一書特別提到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認為中國的漢朝真正改變了秦朝暴力政治的特點,通過儒家思想的文化道德信條而將中國成功地引入了“天下主義的國家”。之後,湯因比進一步闡釋道:中國在其文明的進程中出色地展示了在一個上億人口的龐大國家,通過文明認同的方式可以將國家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在對待各個宗教寬容的基礎上,中國文明吸收了各個宗教文明和外來文明的因子,並保留了本身文明的特色。中國人這樣的和而不同、寬容進取的“世界國家”的特色將為今天飽受戰亂、殺戮、工業化污染的世界提供另外一條重要的思路。世界的未來在於逐步拋棄狹隘的民族主義,建立真正的“世界國家”。鑑於今天的世界不能再依靠戰爭和征服來實現世界性的統一,因此中國留給世界的文化統一模式和“天下一家”的概念將為未來的人類社會提供重要的出路。未來人類如果要免除滅頂之災,就要看他們似否能夠像兩千年前的中國人那樣,建立一個“世界國家”。
1973年,中國還沒有結束“文革”的災難,湯因比與日本著名社會活動家和文化界人士池田大作進行了關於未來人類世界的對話,當池田大作問道:“如果再生為人,博士願意生在哪個國家,做什麼工作”時,湯因比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我願意生在中國。因為我覺得,中國今後對於全人類的未來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生為中國人,我想自己可以做到某種有價值的工作。”湯因比進一步補充道:“如果我將來生在中國,要是在那未來的時代世界還沒有融合起來,我就要致力於使它融合。假如世界已經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從以物質為中心轉向以精神為中心”。池田在總結他和湯因比的談話時提到:“在廣大地域多民族融和、協調,一貫保持一個文明,對中國的這種悠久歷史博士刮目相看。他還清晰論述了中華文明精神遺產的優秀資質,預言今後中國是融合全人類的重要核心。”
我想沒有比這更振聾發聵的預言了,尤其考慮到這是在1966到1973年間,中國還處於動盪不安的年代裏提出的觀點。湯因比博士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所作的預言和期待,應該説是他在一生研究生涯的最後階段得出的總結。如果要説誰是真正具有超前眼光和遠見的思想家的話,那麼湯因比應是我們時代當之無愧的最具有遠見的思想家。在他1975年與世長辭的時候,他甚至還沒有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當然更沒有看到中國改革開放後奇蹟般地發展和奇蹟般地崛起成為世界坐二望一的世界強國。在那個年代,中國還沒有任何跡象可以顯示能夠在物質上超越美國和西方世界。 湯因比的預言完全是根據大歷史的發展,根據人類五千年曆史的發展脈絡,根據20世紀人類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的經驗,根據他畢生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結論。這樣對中國的預測,是一種穿越歷史的大視野,是畢生思索後思想精華的濃縮,是一種高屋建瓴的宏觀預測,我彷彿看到了一位具有無比深邃智慧的老人穿越了歷史的走廊,在生命的最後階段發出了智慧的聲音,為人類社會的未來探路。
感謝湯因比博士,因為他的預測更加拓寬了我們的思路,更增強了我們今天中國人的自信。既然我們今天已經可以看得見中國引領世界文明的時代即將到來,我們就無須再妄自菲薄,我們就更應該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世界的未來和中國文明對未來世界的貢獻進行理性和長遠的展望。 那麼,我們究竟該怎麼理解湯因比的預言呢?
在新時代中國崛起成為世界強國已經成為定局的時候,我們該如何能動地去探索和設計文化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呢?歷史的重擔再次落在我們的肩上,我們需要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