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良英的《愛因斯坦文集》與他的兩位老師-胡新民
2013年1月28日，中國著名科學史家許良英逝世。許良英1920年生，早年投身革命，做地下工作，曾任中共浙大地下黨支部書記。建國後調入中國科學院。1957年被打為右派，回鄉當了20年農民，在此期間翻譯了《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本。文革結束後，許良英恢復了科學院工作，同時出版《愛因斯坦》文集。許良英和方勵之是朋友。據《紐約時報》報道，2008年，許良英因為“一生宣揚真理、民主和人權”而被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授予安德烈·薩哈洛夫獎(Andrei Sakharov Prize)。本文講述許良英和他的兩位老師以及翻譯《愛因斯坦文集》舊事，據稱，文集曾對中國青年起過重要的“啓蒙”作用。
《愛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翻譯者許良英
許良英走了。在他留下的著作中，以他為主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提到這套書，又不能不提到他的老師束星北和王淦昌。
王淦昌解放前在浙江大學任教時很賞識許良英，希望一起在物理學上作出成績。但許良英194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1947年又擔任了浙江大學地下黨負責人，工作繁忙。這也就顧不上在物理學方面繼續深入研究。解放後經歷了曲折人生，後來成為了我國著名的科學史專家。
許良英於1957年在他的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被劃為右派，撤銷一切職務，送黑龍江監督勞動。許良英因腰部患病，選擇了退職自謀生路，回到老家浙江臨海縣張家渡村。1961年，他摘了右派帽子後，科學院黨組認為當初對他的處分太重了，但當時科學院正在下放大批人員到農村，一時無法將他從農村調回來。1962年末，他原工作單位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自然辯證法組（組長為于光遠）寄給他一份《關於自然科學哲學問題的重要著作選譯擬目（草稿）》，向他徵求意見，並委託他負責編譯《愛因斯坦哲學著作選集》。為解決其生活問題，哲學所又將許的一部舊譯稿《物理學的基礎》介紹給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正式向許良英約稿，而且同時決定出版其舊譯的《物理學的基礎》一書，並預支了該書的稿費。許良英回憶道：“那個稿費比較高，大概是四五千，稿費就拿去買工分”以維持生活。（見《許良英：從職業革命家到民主思想啓蒙者》，下稱《從》文。）
為了編譯愛因斯坦的著作，許良英1963年1月從鄉下到北京住了4個月。他從北京圖書館等處借了許多與愛因斯坦有關的書籍帶回到鄉下，開始着手翻譯。“到了北京知道上海科委秘書有個叫李寶恆的，他好像也想翻譯，想搞愛因斯坦的東西。我覺得很好，他是黨員，關心我，我是農民，我就寫信給他。他很高興，我們倆就準備合作。但是他不是學物理的，英語也不怎麼樣。”（見《從》文）。文革期間，曾出現了一個“批愛因斯坦運動”，北京搞，上海也搞，而且力度更大。北京方面趕到許良英老家要愛因斯坦的譯稿。許説譯稿在上海。當時上海準備出版這個稿子，還登了一個廣告。廣告稱該書是由上海復旦大學12個教授翻譯的。許看到廣告後，發現該書的P數和字數都和他的譯稿一樣（後來知道，這個稿子是上海方面從李寶恆處搞到的），決定到上海去打官司，找到了當時上海大批判組總負責人朱永嘉。後來許又給北京寫信申訴，信轉寄給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等人，中科院表示支持許並將信轉給國務院。在此情況下，上海方面只好主動派人到北京與商務印書館達成協議：上海出的書“內部發行”，而商務印書館的書則按原計劃公開出版。1973年9月，上海搶先出版了《愛因斯坦論著選》。許良英等人則決定將原譯稿內容大大擴充，從原來的一卷擴大為三卷。幾經周折，1976年12月，《愛因斯坦文集》的第一卷終於出版。
在這裏要提到王淦昌。許良英1973年11月為《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和出版來到北京，在北京同王淦昌見了面，許談到了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的事，得到了王的鼓勵。在北京時，商務印書館發給許每月50元生活費，後來商務印書館換了領導班子，許被趕回農村，生活費也停發了。王淦昌獲悉後，立即給許寫信，説以後許的生活費由他包下來，並要許安心完成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工作。此後遠在成都緊張研製兩彈的王淦昌按月寄給許30元，一連寄了將近半年。1975年5月商務印書館恢復了發給許的生活費。當時王還要寄，直到知道了許的生活費確實已有着落，他才放心。那時的30元不是個小數目，由此可見他們師生情誼的深厚，這成為了一段學界佳話。王淦昌是個重情愛才之人，在束星北困難時期，王也一再提出要給以資助，只是束星北堅持不受才作罷。
許良英在《愛因斯坦文集》三卷出齊後即寄贈給束星北一套，並題詞：“敬請束老師指正 學生 許英良”。許是這樣回憶這件事的：“1979年3月9日《光明日報》刊出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裏》，説自己於1928年5月去拜訪愛因斯坦，隨後在他身邊當了一年研究助手。我讀後覺得有點奇怪，怎麼束先生在浙大將近30年從不向物理系師生提起這一光榮歷史？但我相信束先生為人耿直，不會説假話，也就信以為真了。於是很高興地給束先生寫了一封信，並把自己經歷了16個寒暑編譯的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寄給他，誠懇地向他請教。想不到他回信冷冰冰的，只説一句，我把這幾本書‘束之高閣’，接着説他現在是真正佩服共產黨了，因為知錯能改，並附了一首表明心志的古詩。”（見許英良《我所瞭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學時報》2005年12月23日B3版）
但據束星北女兒束美新回憶，束星北並不是將其“束之高閣”，而是另有原因。她寫道：“父親看完後曾對自己的學生和對我們子女都説過：‘這本書不管他翻譯得怎麼樣，但他能在困境中，在勞動之餘完成這麼大的工作量，單憑這一點就值得大家學習。’”那時束美新在學英語，經常請教她父親。束星北在強調翻譯的重要性時説，“很多翻譯書的譯者自己本身就沒有搞懂，中文又並不好，往往讓別人越看越糊塗。”“當時桌子上就放着許良英等人的《愛因斯坦文集》，父親拿起來説，可惜這本書好多地方都翻譯得不準確。”“父親雖然認為許英良在書中有些地方翻譯得不是很正確（他在學問上的一絲不苟，有太多其他的例子），但他不會去對別人講，怕給許造成不良的影響，而只是想當面對許講，他翻譯的哪些地方，父親有不同看法。這也就是為什麼父親急於想見許英良的第二個原因，也許就是父親為什麼會在給許先生信中，用‘束之高閣’一詞的原因吧。但父親不會想到，許良英先生完全誤解了。”（見《胡楊之魂：束星北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p262-p264，海洋出版社，2007年。下稱《紀念文集》）關於翻譯問題，束星北文革後在青島的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時主辦了一期進修班，據配合其工作的研究員耿世江回憶，束星北十分強調翻譯的重要性。束星北在審閲學員們的譯稿《海洋動力力學基礎》後舉例説：“比如我早年的一個學生曾寄給我一套他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我覺得他對原文的有些意思未完全搞懂就翻譯了。”（見《紀念文集》P162）。從《紀念文集》中其他文章的一些內容也可以看出束星北對翻譯是很較真的。他的學員趙俊生翻譯的兩部著作，都是束星北親自審校的，並經常互相切磋，直至滿意才送交出版社。（見《紀念文集》p175-177）
但許良英卻認為“束之高閣”並不是個翻譯問題，而是另有隱情。束星北於1983年10月30日去世。200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束星北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命運》。該書面世後即好評如潮，束星北也隨之成了繼顧準之後社會關注度極高的又一位學者。多家媒體稱束星北是“愛因斯坦的助手”、“自然科學界的陳寅恪”甚至“中國的愛因斯坦”等等。許良英發表了《我所認識的束星北》。文章一開頭寫道：“一本《束星北檔案》又勾起了我對老師束星北先生的回憶。束先生是我的科學理論啓蒙老師。”“束先生是一位傳奇式人物，他的窮根究底的科學探索精神和耿直豪爽、坦誠開朗的性格，永遠令人懷念。”但在談到束星北和愛因斯坦的關係時，則認為束星北聲稱曾當過愛因斯坦的助手是“偽造”。至於為什麼會偽造，“惟一的解釋是，在政治、經濟、思想、社會和家庭內外的恐怖的‘改造’壓力下，他被壓垮了，心靈不得不被強大的外力所扭曲。1979年《光明日報》上的文章顯然就是心靈被扭曲後的可悲的產物。” “心靈被扭曲了，原來的是非標準都會顛倒過來。特別是1957年開始，説真話 的倒黴，説假話的得勢，被‘改造’成功的束先生自然會‘覺悟’到，你們都大説假話，我為什麼不可以？1979年2月，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愛因斯坦誕辰100 週年大會（這項活動是我於1977年倡議的），會上唱主角的是他並不服氣的周培源（周先生1974年向我透露過對束先生的不滿），他心裏一定有氣，要設法宣泄。正是這兩個因素促成他於1979年3月虛構了1928年的那個神話。”為了證明這種分析的正確性，許良英還舉出1997年通過他的一個學生在美國發現的證據，即束星北1943年12月17日給愛因斯坦的信。這封英文信，許英良認為可以證明束星北不認識愛因斯坦，但另外一些人，如束星北的學生程開甲等人則認為這封信説明束星北和愛因斯坦“曾在一起工作”（見《紀念文集》P151）。
這裏又要提到王淦昌了。許良英稱，在1987-1988年某一天，“我打電話問王淦昌先生，他説從未聽束先生向他談起與愛因斯坦的關係。”（見許良英《我所認識的束星北》）但是，王淦昌在1992年為束星北遺著《狹義相對論》所作的序言中寫道：“曾任愛因斯坦的研究助手”（見《紀念文集》P17）。
關於束星北是否擔任過愛因斯坦的研究助手，關注者儘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但許良英認為束星北偽造這段歷史的動機是解放後的政治運動造成的，則是非常值得商榷的。當此論出來後，許多浙江大學老校友和對束星北有過交往的人，例如楊竹亭、王彬華、孫溈等都證明早在1940年代就聽説過束星北擔任過愛因斯坦助手的事情，這在《紀念文集》中有多位作者多篇文章都談及到的了這件事。據當年《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裏》一文的採訪記者宮蘇藝回憶，他是通過時任《光明日報》科學副刊組長的金濤，獲知束星北曾是愛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信息的。1979年2月22日，宮蘇藝找到束星北，束星北口述一個小時左右。23日上午將文章交束星北審查，下午寄回報社。從這段經歷可以看出，記者的採訪和束星北的接受採訪都是偶然的，與有意偽造難以掛鈎。（見《紀念文集》p149）換個角度説，即使束星北的那段經歷是偽造的，從現有的資料來看，那也應該不是在解放後而是解放前才更合符邏輯一些。
一個生前被稱為是“愛因斯坦傳人”，一個死後被稱為是“中國的愛因斯坦”，他們都與愛因斯坦有緣。一個於1983年10月30日去世，一個在2013年1月28日病故。自1951年起他倆就沒有見過面，談不上面對面地交流。除了“束之高閣”那封信外，似乎也沒有其它信件往來。平心而論，束星北只不過是在收到許的贈書後，認為許的譯文有些地方不甚正確，而想有機會與其當面切磋。這種意見分歧在學界是很正常的事情。何況，他倆的師生關係曾是非同一般的密切（束星北在解放前掩護過許良英等人的地下黨活動，許良英在解放初期保護過束星北免遭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厄運）。但許良英把束星北的“束之高閣”解讀為是束星北為了掩飾自己的“偽造”，應該説是多少有些主觀。由此引起他對束星北的看法就很難説是公正客觀的。關於這一點，還可以從許良英2011年接受採訪（見《從》文）時的説法可以看出來。他説：“（束星北）這個人有一個缺點，就是太看重錢，而且對國民黨有好感，對共產黨有反感。”但從《紀念文集》中的文章看來，許良英的這種看法是難以成立的。
先講錢的問題。許良英的依據是兩件事。一件是1941年夏束星北迴去為母奔喪，一直到1942年5月才回浙大。回來後告訴物理系師生：他原來不想回浙大教書，在奔喪後，把家裏的財產都賣了，去上海想靠炒股票生活，結果全虧了。另一件是1944年春主動去國民黨軍令部技術室工作。因為這個單位是軍統特務機關，稍有開明思想的人是不屑一顧的，束星北卻主動去了，因為工資高，每月1萬元，而當時浙大教授每月只有二三千元。炒股的事情是否説明束星北太看重錢在此暫且不表。關於為了高薪去軍令部工作，《束星北檔案》一書作者劉海軍，在多年研究束星北的基礎上列舉事實，認為束星北去軍令部工作“是受了金錢誘惑的説法是站不住腳的。”（見《紀念文集》p286）。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許良英所説的兩件事，都是發生在解放前。但從《紀念文集》收錄的文章看來，束星北卻是一個有幾分好善樂施的人。比如，1955年他的一位鄰居被劃為“胡風分子”，他偷偷給予資助；在文革後在海洋一所工作培訓學員時，他把審稿費600元（他當時月工資280元）送給四個學員，讓他們各買一部自行車，以便節省路上時間，多擠出時間學習；他每月工資有結餘的時候，就花錢買東西送給那些需要的人。“他説，他不會留給子女任何財產的。正因為他的父親太有錢了，所以他的幾個同父異母的弟弟除了老九束南炎外都沒大出息的”（見《紀念文集》p262）。
再來看看束星北對待國共兩黨的態度。解放前夕，束星北的弟弟束佺保（其妻曾為宋美齡秘書）問束星北是否準備去台灣，束星北肯定地説：“不去，國民黨沒有什麼希望了，共產黨來了不可能比國民黨差”（見《紀念文集》p227）。更能説明問題的是1982年和他在浙大的學生周志成的談話。周志成也是王淦昌最欣賞的學生之一和解放前浙大的地下黨負責人之一。周志成回憶道：“1982年我去青島療養”時和束星北聊了一個晚上，“他（指束星北）説：‘説來也怪，劃右派前，我不瞭解共產黨；劃了右派，我卻瞭解了黨。我曾問過把我劃為右派的黨委書記，為什麼你非要把我劃為右派不可？他説：‘你這個人看上去就像反革命，越看越像’。可見整我是主觀主義，與國民黨勾心鬥角還有原則區別，這其一。其二，是發現整錯了，就登門道歉，這很了不起，是國民黨絕對做不到的。’”（見《紀念文集》P70）。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紀念文集》中的文章看來，束星北對許良英的印象還停留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對許的黨性非常欣賞非常信任。周志成在同一回憶錄寫道，束星北數次邀請許良英到青島來見面，“而且又這樣信任許，要他推薦最好的學生去當他的助手。”“像李政道那樣的學生”“我一思再思，重要原因之一，許是他最熟悉最信任的懂物理的老黨員、老學生。經過20多年‘左’的磨難的老科學家，把一生最後希望仍寄託在黨和他信任的黨員身上。”(見《紀念文集》p71-p72）束星北的摯友王淦昌在給束星北蓋棺定論的輓聯中也寫道：“愛黨愛國，熱心為公”。
圍繞着《愛因斯坦文集》引發的許良英和束星北各自不同的意見，就束星北而言，不過是就事論事；而許良英則是論事議人，而其議論人程度之深，不免多少有些令人意外和遺憾。因為至少就《紀念文集》的五十餘篇回憶性質的文章看來，沒有發現能夠支持許良英看法的史料。
無論是許良英還是束星北，應該説他們都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傑出人物。同任何普通人一樣，他們也都有各自的不足之處。他們都給我們留下了一些值得珍惜的精神財富，但是也留下了某些值得汲取的教訓，這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