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戰後外交政策-張文木
本文刊發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張文木專著《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頁。
目錄
一、帝國時代的英國傳統外交及其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外交注重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
（二）湯因比開始寫作《歷史研究》時英國面臨的世界形勢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帝國利益
1．地緣政治
2．意識形態
二、英帝國的衰落與湯因比歷史觀的變化
（一）被剝奪的勝利者：英國衰落喜悲劇
（二）湯因比研究結論與衰落後的英國外交策略同步變化
三、1973：“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脱美國
（二）將“捧殺”對象從美國轉向中國
（三）暗示“黃禍”將起，英日聯手挑撥中美衝突
（四）愛的囈語
四、湯因比所肩負的“特別文化使命”及其學術評價
（一）“君子報仇”
（二）英國對美國“請君入甕”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肩負着“特別文化使命”
（四）湯因比的學術研究遠離真理
五、經驗總結
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是當代影響較大的英國歷史學家。比較能代表湯因比學術思想的作品是他於1934～1961年間陸續出版的12卷長篇著作《歷史研究》、1952～1954年主編、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1】和分別於1972年和1973年兩次在倫敦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進行的對話以及在基礎上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紀》。筆者認為，貫穿湯因比史學研究的不主要是學術而是英國的外交戰略。
一、帝國時代的英國傳統外交及其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
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緣故，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這兩部多卷本鉅著出版分戰前和戰後兩個時段。【2】在這短短不到10年的時間內，英帝國先後經歷了存在、戰時消耗和戰後解體三個階段。英國這瞬間大起大落的國運變遷不能不影響此間的英國的意識形態及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其結論。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外交注重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
第一次世界大戰消耗了歐洲各國國力，同時也加速了美國和蘇聯的崛起，這使歐洲各國政府意識到其世界殖民霸權的危機，危機感使它們開始注重國家“軟實力”的提升和擴張，將意識形態輸出列入國家外交戰略目標，“心理戰”的提法此間也為學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政府意識到“它在創建一個帝國的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文明”，並表示對這種“創建文明”的活動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係委員會”（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負責推進英國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6】。此後，對外文化推廣從自發的民間行為被納入為配合英國外交目標而開展的自覺的有組織的國家行為。1940年英國政府將“英國對外關係委員會”直接更名為“英國文化委員會”（British Council）。這個委員會表面上看是一個獨立運行的民間機構，但它是“一個政策性十分強的機構，其工作重點及使用資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決於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為了加強引導，1943年底，英國外交部內設“英國文化委員會事務科”（British Council Se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1945年，第二次大戰即將結束，為了加強戰後輿論戰的準備，英國外交部將該科升格為“對外文化關係司”（Cultural Relations Department）。英國文化委員會成立後，將英語傳播“置於文化外交的優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湯因比的多卷本《歷史研究》開始斷斷續續出版。
（二）湯因比開始寫作《歷史研究》時英國面臨的世界形勢
湯因比在從事這12卷本著作的前6卷寫作時，英國仍保留着世界帝國的大國地位，那時的世界體系是由歐洲人而非美國人確立和主導的。關於此，美國外交史學者孔華潤（Warren I. Cohen）正確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世界是由歐洲主宰的。在我們追溯1913年至1945年間的美國對外關係史時，重要的一點是應當認識到美國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並從事其對外事務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崛起，但由於介入這場戰爭的力度有限，這時的美國還是“在由歐洲軍事、經濟和文化主導下的世界體系當中得以建立並從事其對外事務的”，因而沒有形成有世界影響力的霸權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儘管英國在世界上仍擁有廣大殖民地，其國力已在希特勒德國的衝擊下大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國的國際霸主地位。此間擔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考慮的首要任務是戰後保持英帝國的完整和英國的世界霸權地位。1942年秋，奧利弗•斯坦利被任命為英國殖民地國務大臣。丘吉爾對他説：“只要我還在這裏，我們就要堅持傳統，毫不放鬆地保持帝國的完整。我們決不讓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過普選把白人扔進海去。”【10】同年11月，丘吉爾利用倫敦市長舉辦的宴會發表講演，向英國人民作出領土承諾：
我還要在此明確宣佈一點，以免有任何地方會產生任何誤解。我們決心保住我們自己的所有。我擔任國王陛下的首席大臣，決不是為了主持大英帝國的清算破產的。如果真有那麼一天，需要有人來承擔這一任務，那就另請高明吧。【11】
（三）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帝國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劃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其歷史觀分英帝國時代和帝國解體後兩個階段，在不同階段中湯因比的歷史結論是不同的，但與同期英國的外交戰略是一致的。
1．地緣政治
英國人在與歐洲大陸長期交往的經驗中知道，地緣政治的對稱型破碎是歐洲大陸政治大規模持久動盪和英國保持操控歐洲大陸均勢天平的關鍵。1936年3月丘吉爾在議會下院講演中説得直截了當：
請注意英國的政策並不考慮是哪個國家想要稱霸歐洲。問題並非是西班牙，還是法國君主政體，還是法蘭西帝國，還是德意志帝國，還是希特勒政權。這與統治者或國家無關；而完全在於誰的力量最強大，誰是潛在的霸道暴君。因此，我們不必害怕被指責為親法或者反德。如果形勢逆轉了，我們也會同樣被説成是親德或反法。我們遵循的是公共政策的法則，而非根據形勢的偶然變化或在其他情緒以及諸如此類的因素支配下采取的權宜之計。【12】
1915年，當時只有26歲的湯因比進入英國外交部情報司工作，他還於1919年代表英國政府出席巴黎和會。此後，湯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於1936年授予湯因比帝國總理勳章。1939年至1943年湯因比擔任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學會外交事務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擔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長。在這段時間裏英國政府開始將對外意識形態宣傳納入外交戰略的軌道。1934年11月，“英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立，負責推進英國的海外利益的“特別文化使命”。鑑於當時的身份及相應的工作任務，可以推測，湯因比此時從事如此巨大篇幅的《歷史研究》的寫作，若沒有國家人力財力支持是難以——與馬克思寫作和出版《資本論》比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國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務於英國外交的“特別文化使命”。
歐洲政策是英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部分。湯因比不會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國中，最先毀滅的是地緣政治破碎地帶的中亞巴比倫文明；同樣也正是地緣政治的對稱型破碎特徵才使歐洲大陸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藥桶，並使英國有了成功操縱歐洲大陸的“勢力均衡法則”。對此，他不直説，而是在《歷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為例間接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
勢力均衡是一種政治動力系統，只要一個社會表現為許多相互獨立的地方政權，它必然發揮作用。意大利社會與其他西方基督教社會的差異就在於它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組成的社會。把意大利從神聖羅馬帝國的統治下拯救出來的事業是在某一個城邦的領導下完成的，無論是哪一個城邦都會極力確保自己的地方自決權力，這樣對意大利世界局部權力的追求同時導致了意大利的眾邦林立。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裏，勢力均衡法則就以一般的方式發揮作用，即按照政治權力的每一個衡量標準：領土、人口、財富，把眾多城邦平均權力限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圖把自身的權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會成為一個受攻擊的目標，必然受到來自整體內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壓力。勢力均衡法則的特徵之一就是在眾多政權的中心壓力最為強大，在邊緣地帶最為弱小。
湯因比最後一句話的前半句説出了歐洲大陸內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調和的原因，後半句説出了英國能夠操縱歐洲大陸的原因。他繼續寫道：
在中心地帶，任何政權試圖擴張它的勢力立刻就會招致周圍政權的猜忌和迅速回擊，為了方圓不過幾裏的領土主權拼個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邊緣地帶，競爭就不會那樣激烈，較小的努力就會確保有較大的效果。美國能夠毫不費力地把它的勢力從大西洋擴張到太平洋，俄國能夠從波羅的海擴張到太平洋，然而法國和德國竭盡全力也不能完全佔有阿爾薩斯和波茲南。【13】
儘管可以間接——大概是為了避嫌——讀出，湯因比顯然還是在這裏把英國能夠操縱歐洲的原因迴避了。湯因比寫《歷史研究》第三卷書的時間是德國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這時，英國最重要的外交目標是確保英國的世界帝國的地位，而要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長期保持大陸政治，尤其是歐洲大陸政治的破碎化。為此，湯因比在此時段的研究結論多集中於否定“大一統國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將歐洲結成統一的板塊，以確保英國得以控制歐洲大陸政治的“勢力均衡原則”——這一點與丘吉爾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湯因比説：
不同時代和地區的歌頌者看到的只是大一統國家風光無限的外表，實際情況遠非如此。【14】
在大多數情況下，大一統國家的國民不僅歡迎大一統國家的建立，還相信大一統國家是不朽的。這種信念不僅在大一統國家顯然已經瀕臨解體的邊緣，甚至當它徹底覆滅之後，也依然揮之不去。這樣，大一統國家制度以“幽靈”的方式借屍還魂，例如，希臘羅馬世界的羅馬帝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借屍還魂為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大一統國家乃是“亂世”之後的一次復原過程。【15】
湯因比便以拿破崙為例説：
拿破崙的使命就是要為處於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城邦的次社會提供一個“次統一國家”。而統一國家的作用就是要為受到長期侵擾的社會提供安寧。受到不斷變化的革命觀念激發的統一國家在名稱上就是一種矛盾，用長號來演奏催眠曲。不能夠把“法國革命的觀念”的作用設想成鎮靜劑，可以使意大利人、佛蘭芒人、萊茵蘭人和漢薩同盟者接受它們，從而服從於法蘭西帝國締造者的支配。恰恰相反，拿破崙法蘭西革命的影響卻帶給了這些停滯不前的人們一種激勵和震動。這一震動把人們從蟄伏狀態中喚醒了，激勵着他們起來推翻法蘭西帝國，作為新生國家在現代西方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而邁出的第一步。因而拿破崙帝國帶着它自己必然失敗的普羅米修斯種子，不能為衰落世界發揮統一國家的作用，而這個衰落的世界在早已過去的輝煌時代曾經產生了佛羅倫薩、威尼斯、而魯日和呂貝克這些傑出的城市。
拿破崙帝國無意中完成的實際任務是把中世紀艦隊拋棄的已經擱淺的帆船牽引到西方生活競賽的潮流中來，同時刺激那些無精打彩的水手，使得他們更易於航海，即使拿破崙在城市國家範圍（我們認為這個範圍是他合適的活動領域）之外沒有挑起民族國家——英國、俄羅斯和西班牙——間無法壓制的敵對狀態，法蘭西的這種實際行動也將是短暫和不討好的。【16】
這最後一句話要表達的意思是，大一統國家乃是另一場“亂世”的開始，這等於什麼也沒説。人出生的結局是死亡，這是一個事實，但如果我們由此提出“生是死的原因”之類的命題，那就失去了意義。同一個問題，湯因比專揪着“大一統國家”的負面問題説，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觀。
但對於英國造就的“大一統”印度和與英國無利害關係的“大一統”中國，湯因比的筆觸則要歡快得多。關於印度，湯因比寫道：
可以説明這一明顯反差的統一國家一個是羅馬帝國，它為希臘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統一國家，另一個是大英帝國，它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來的統一國家。甚至在它不能以較好地效率來履行自己職能時，在它處於明顯分裂時期，我們都可以收集到許多詞句來説明，晚期羅馬帝國的人民對它的制度是如何的愛戴和尊敬。也許其中最引人矚目的頌詞是公元400年時，亞歷山大里亞的克勞狄安用拉丁六韻步詩寫作的一段詩歌。
她比其他的征服者更知道誇耀
輕輕地，她的俘虜都被吸引到她的身旁；
是母親而不是情人，她把所有的奴隸都變成了親屬
所有的國家都彙集到她的羽翼之下。
要不是她慈母般的統治，
公民權怎能遍佈人間的大部分土地？
要證明大英帝國在許多方面擁有比羅馬帝國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機構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在印度的任何一個亞歷山大里亞找到克勞狄安卻是很困難的。【17】
在這裏，湯因比以古託今，無非是説，歐洲國家中只有英國才有資格搞“大一統國家”。湯因比借用克勞狄安的詩婉轉地讚揚英國建立的“大一統”印度，“她把所有的奴隸都變成了親屬”。事實上，英國為了長期統治，在將印度版圖整合一統的同時，也將印度內部有目的地進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國將其直接統治下的印度（稱英屬印度）分為13個省，其中包括緬甸。而印度王公統治的土邦卻被分為約600多個——這幾乎是法國黎塞留肢解德國以保障法國在歐洲大陸主導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據尼赫魯《印度的發現》一書中提供的材料介紹，“其中有15個可以認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爾、邁索爾、特拉凡哥爾、巴羅達、瓜略爾、印多爾、柯欽、齋浦爾、佐德浦爾、比加尼爾、波保爾與巴的亞拉。跟着就是許多中等土邦，最後是幾百個很小的地區，有些在地圖上並不比針尖大。這些小土邦大多數是在加提雅瓦爾、西部印度與旁遮普”，這種土邦在英國嚴密監督下存在着，佔整個印度面積的2/5。英王統治下的印度雖然是一個由英國統治的龐大殖民地帝國，可是，印度其實是分為英屬印度和土邦印度兩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國中之國的現象。【18】馬克思説：“英國人在印度進行統治的歷史，除破壞以外恐怕就沒有別的什麼內容了。”【19】如果我們讀一下對英國殖民政府比較親近的印度獨立之父尼赫魯的《印度的發現》【20】和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及相關論述，就會發現湯因比並沒有説出事實的真相。
中國歷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統國家”範本，中國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歷史中，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滿着活力的大國，儘管有“亂世”，但“治世”的歷史要長得多，湯因比沒有解釋這樣的例外，相反，幾十年後，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他對大一統中國卻讚美有加：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並且正因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徵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歎的威望。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而且統一的中國，在政治上和宗主權被保護國所承認。文化的影響甚至滲透到遙遠的地區，真是所謂“中華王國”。實際上，中國從紀元前221年以來，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成為影響半個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都按西方的意圖統一起來了。恐怕可以説正是中國肩負着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21】
湯因比在“大一統”問題上，怎麼會有“雙重標準”呢？這是由於中國的大一統與歐洲的大一統相比較於英國無大不利——這與日本更喜歡大陸中國分裂而不在乎歐洲大陸是否統一的道理一樣。【22】為了掩飾其阻止歐洲統一的目的，湯因比擺出一副超然姿態：
英國在百年戰爭中失敗以後被迫收斂了企圖征服歐洲大陸的野心，像荷蘭一樣，在伊麗莎白的統治下擊敗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從那以後直到1914～1918年戰爭，始終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陸事務的政策，毫無疑問，這項政策一直是英國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標之一。【23】
湯因比這一反話正説的論述，説明了英國放棄直接介入歐洲大陸的歷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説明了保持歐洲破裂是英國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導歐洲大陸政治的關鍵。湯因比讓英國人不要忘記：歐洲大陸無法征服，英國要想主導歐洲事務，就必須在地緣政治上盡力保持歐洲大陸的破碎性。
2．意識形態 除了上述地緣政治的目標外，在外交上，英國長期實現世界霸權的另一條重要的經驗，就是意識形態輸出內外有別：對內崇尚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實驗主義【24】——這種思想很接近中國的“格物致知”“實事求是”和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對外則儘可能多地輸出近乎宗教的和平主義。
英國人用血與劍崛起並向世界擴張，但為了保證這種擴張的成功，英國人向外推銷一種讓對手國家和人民放棄武裝的“和平”哲學。他舉了大量失敗的例子——比如亞述帝國、查理曼帝國、帖木兒帝國等【25】——是為了“足以證明持劍的救世主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26】。今天我們只看到西方人用“普世價值”忽悠倒了蘇聯，其實，湯因比在他的歷史研究中也將這一手法運用於對付包括歐洲大陸在內的世界。他先告訴英國統治者：
普世教會乃是導致大一統國家衰落的社會毒瘤。【27】
在經濟領域，現代西方世界的經濟實力表明了“分娩”階段的普世教會留給新興文明的最重要的遺產。【28】
這是在告訴英國統治者，普世價值是打敗“大一統國家”的妙方，是西方世界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過程中不能忘記的“重要的遺產”。然後，他又掉過頭來告訴英國的對手國家：
追隨上帝，永遠不會令獻身上帝的心靈失望。仿效凡人，哪怕是被奉為神明的人，也往往會帶來幻滅感，只要“效法基督”，就可以避免仿效罪孽深重的世人必然帶來的悲劇。【29】
18～19世紀歐洲的傳教士來到北美宣揚的就是讓印第安人放下武器——這與後來英國在印度和南非推銷的甘地和曼德拉的和平主義十分相似——的“和平”意識【30】。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以讚許的口吻説：
從1762年匿名的特拉華先知到1885年在內華達州出現的沃夫卡，一系列的先知都宣揚和平，極力主張他們的信徒放棄他們使用的所有從白人敵人那裏獲得的物質技術“進步”，【31】從不使用火器開始。他們宣稱如果遵從他們的教義，印第安人註定會在現世天堂裏擁有福佑的生活，在天堂裏他們可以同自己的祖先的靈魂匯合，而印第安紅人救世主王國是不會被印第安戰斧征服的，更不用説子彈了。【32】
然而，印第安人在放下武器之後，便被歐洲血洗滅族了。1500年，居住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150萬，到1865年時，除阿拉斯加外，美國的印第安人鋭減到38萬。而按湯因比的説法解釋就是這隻能怪印第安人還不夠“和平”，對西方的普世上帝理解得不夠。他説：
我們無法説出接受這些教義所帶來的後果是什麼；對這些蠻族武士來説，這些教義太難理解也太高深，但是當微弱的光線照在黑暗而猙獰的世界裏，我們在原始人們內心捕捉到引人注目的天賦基督教精神的閃光。【33】
我們似乎不應該忘記我們已經憑經驗完全可以證明的那條古老的真理：“持劍者必定死於利劍之下”。這是一位救世主説過的話，他曾經以此為理由，命令一位信徒收起剛剛舉起的利劍。拿撒勒的耶穌就是這樣，他先是撫平了彼得的利劍給人們留下的創傷，然後情願忍受極端的羞辱和酷刑。他之所以拒絕拿起利劍並不是出於特殊的情況的考慮——他的力量不足以對抗敵人。就像後來他對法官説的那樣，假如利用武力的話，他可以用“十二天使軍團”贏得對於持劍者的勝利，可是他仍然拒絕使用武力。【34】
至於印第安人聽信了這些話所遭到的滅族之災，在湯因比的著作中所作的解釋是它畢竟在這些“原始人們內心中”播種了“天賦基督教精神的閃光”。1973年，湯因比與日本作家池田大作共同發表對話錄《展望21世紀》，該書將《歷史研究》中的上述無原則的“和平主義”推向極端並在十多年後為蘇聯戈爾巴喬夫所採納。
現在看來，當年哥倫布將加勒比諸島誤認為印度（India），將那裏的先民誤認為印度人（Indian），這對今天的印度及印度人民而言真是莫大的幸運。不然的話，今天歐洲人在印度留下的就不僅僅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甘地精神，而是象今日北美那樣居於優越地位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種——正如曾經侵入南亞次大陸的雅利安人替代那裏的印度原著民達羅毗荼人併成為當地的優越人種一樣。歐洲人用“和平主義”消滅印第安人的經驗被英國人在南亞和南非如法炮製，有意識放大甘地思想中的消極內容並以此馴服了印度人，他們有意識地放大曼德拉思想中的消極內容並以此馴服了南非人；與在北美不同的只是，英國連同其他歐洲人在北美用同一方式消滅了印第安人的靈魂和肉體，而在印度和南非只馴服了那裏人的靈魂。
——英國分裂了印度，給印度帶來了無盡的痛苦，可湯因比卻説這是英國讓印度教與伊斯蘭教“鑄劍為犁，通過和平手段展開競爭”【35】。
——英國人對印度進行的是高壓和超額的殖民剝削，可湯因比安慰印度人説：
對英國僑民的冷漠感到憤怒的印度人只要回想一下下面的事實，或許會比較寬容地對待這些闖入者：英國人來到印度之前，這個次大陸已被種姓制度拖累了3000年，印度社會進一步加深了先輩印度文明留傳下的邪惡；英國人離開之後，正如他們到來之前那樣，印度人民依然飽受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社會邪惡的折磨。從印度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可以把英國人在150年統治期間形成的冷漠態度視為對印度特有弊端的適度衝擊。【36】
如按湯因比的邏輯，北美洲印第安人也應該“比較寬容”歐洲人對他們的種族屠殺，因為現在存活於北美的極少數印第安人確實已經擺脱了“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社會邪惡的折磨”並進入了現代文明；由此導出的邏輯就是：如果沒有這場對印第安的種族滅絕或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那就不可能有今天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幸福生活”。這簡直是強盜邏輯，真正的學者，是不會持這種邏輯來論述歷史的。
二、英帝國的衰落與湯因比歷史觀的變化
湯因比12卷《歷史研究》的後6卷即7～12卷的寫作與出版，在時間上和丘吉爾兩任（1940～1945；1951～1955）時間及此間大英帝國的衰落大體同步，因而他這一時期的研究著作就不能不帶有“丘吉爾”式的喜悲劇混合的色彩。此間，英國是戰爭的勝利者，同時也是戰後的被剝奪者。英國在取得了戰爭勝利的同時，其戰後國際地位卻直線下落：其海外利益不僅沒有在戰後得到有效保護，反而還遭到美國和蘇聯通過促進世界民族自決運動導致的變相瓜分；也就是説，受到戰後雅爾塔和平體系剝奪的不僅僅是德日意法西斯，而且還有英國和法國的帝國利益。
（一）被剝奪的勝利者：英國衰落喜悲劇
實際上，丘吉爾在戰爭沒有結束的時候就被他的盟友羅斯福聯合斯大林給出賣了。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蘭會議前夕，丘吉爾召集幕僚説，美國人最近給他“留下了敵意的感覺”【37】。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拒絕單獨與丘吉爾會見，“理由是斯大林可能會覺得他們在一起協調行動和政策來對付他”；“使丘吉爾更加不安的是，羅斯福出於安全原因並不是住在本國的大使館而是住在蘇聯大使館，這樣似乎隨時都可以同斯大林進行私人接觸”。【38】而對“蘇聯安排來照顧總統的服務人員和其他居住在這些房間裏的人，都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成員”的可能性，“羅斯福則不在乎。但是，羅斯福認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關係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羅斯福的談話被偷聽了，這可能更有助於與狐疑心過重的東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39】據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的《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披露：羅斯福還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蘇共謀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可能性”【40】。1943年11月28日，德黑蘭會議召開當天早晨，斯大林與羅斯福會前交換戰後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聯合進駐法國北部。而羅斯福和斯大林都認為印度支那不應該在戰後歸還給法國，而應該在20～30年的時間內，讓它逐步獨立。【41】美國和蘇聯支持英國和法國的海外殖民地的自決運動，對此戴高樂看得明白，他知道羅斯福支持世界上殖民地的獨立的結果，是這些新成立的、羽毛未豐的國家，將依靠美國的慷慨度日，這些國家政府的人事和決策也會受到華盛頓和羅斯福的遙控指揮。【42】
此外，羅斯福與斯大林不顧丘吉爾的堅決反對，在德黑蘭會議上聯手決定開闢第二戰場的“霸王計劃”從法國諾曼底發起，這意味着美國決定將東歐交留蘇聯解放並將東歐劃入戰後蘇聯的勢力範圍。而失去東歐，以英法為首的歐洲的世界霸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對此，沃爾特•李普曼【43】看得明白，1947年，他在《冷戰》一書中寫道：
單靠北美和南美是供養不了西歐工業化地區的，這隻能解救那裏的一些最迫切的眼前需要。西歐工業化地區必須恢復同東歐農業區和歐陸俄國的貿易關係。要是不這樣，想在西歐維持一個差強人意的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極大的代價，而為了設法付這筆代價，將會需要對整個西半球的經濟來一個革命性的重新調整。【44】
至於這個“調整”意味着什麼：鑑於俄國成功的經驗，是否意味着“社會主義”，或恢復張伯倫主義，重新打翻美國，我們對此不得而知。我們能知道的只是，當時的歐洲根本無力進行這樣的“調整”，既如此，那歐洲就必須付出退出世界霸權這樣的“極大的代價”。就這樣，英國在戰前的利益隨戰爭的勝利逐漸為美蘇剝奪。
面對這樣的結局，英國人中最痛心的莫過於丘吉爾了：丘吉爾接手時是一個大英帝國，可在戰爭快要勝利的時候，大英帝國已接近解體。因此，英國選民在太平洋戰場即將取得勝利的1945年2月將丘吉爾趕下了台，丘吉爾也因此對美國恨得咬牙切齒。憤怒出詩人，憤怒使丘吉爾從政治家迅速退回到文學家：“鐵幕演説”後丘吉爾奮筆疾書完成了360萬字的長篇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1953年，丘吉爾——與自覺解散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的結局一樣，大概美國對將美蘇引入歐洲並導致大英帝國解體的丘吉爾失意的安慰——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丘吉爾回憶説，在羅斯福去世前四個月中，他與美國政府之間幾乎沒有聯繫，也沒有諒解。據尼克松回憶，丘吉爾曾以令人吃驚的直率態度對他説“羅斯福總統已經不是原來的羅斯福了”。【45】他認為，“這些國家尚未準備好就負起管理國家的責任，其結果比獨立前更糟”。【46】湯因比在他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中對世界大國間這種力量對比的變化及其對英國人的心理影響作了描述：
對於美英之間新的力量對比，雙方在心理上都是逐漸適應的，實際上這一過程到1952年還遠遠沒有完成。英國政府與公眾實在不願拱手讓出他們所繼承的國際地位。在1945及1946整整兩年中，英國人籌措維持地中海英帝國以及佔領德國所需的經費感到愈來愈困難。這種經濟上的壓力實在太大了，於是在1947年，這方面的負擔一大部分轉移給了美國。【47】
（二）湯因比研究結論與衰落後的英國外交策略同步變化
形勢變了，英國的外交戰略策略及外交目標都要做相應性調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丘吉爾以美國人曾經對付英國的方式開始向美國復仇：他用巧妙的“捧殺”策略誘使美國與蘇聯、中國衝突並以此消耗並拖垮美國。丘吉爾也明白“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48】的道理，戰後用槍贏不回江山的丘吉爾便撿起筆來，從1948年至1954年間陸續出版長篇鉅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與此同步，湯因比《歷史研究》寫作和出版也已進入後六卷即第7卷至第12卷的進程。這一時期，湯因比書中觀點也與丘吉爾同步，隨英國外交策略悄悄發生變化。
1945年4月12日，羅斯福去世，丘吉爾知道，美國失去了真正的偉人，英國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對手。丘吉爾明白英國就是在“世界主義”的誘惑中被消竭的，為此，他在英國被美國聯手蘇聯擊倒後，轉手將曾將英國壓垮的“世界主義”高帽戴到美國的頭上。1946年3月，他發表“鐵幕演説”，聲稱“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裏雅斯特，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降落下來”【49】；鼓勵美國要阻止蘇聯“發動新的戰爭的意圖”，“預防戰爭永不發生，儘快儘可能地為所有國家創造民主和自由的條件”。【50】關於英美關係，丘吉爾堅定地——甚至不惜犧牲英國人的公民權，“希望最終在英美兩國之間實現一種共同的公民身份”【51】——表示與美國捆綁在一起：
如果沒有我所説的英語國家之間的友好聯盟，那麼對戰爭的可靠預防和世界性組織的繼續出現都將成為泡影，這種聯盟指的是英聯邦帝國和美國之間的特殊關係。
友好聯盟的建立，不僅需要我們兩個大而親密的社會體系之間持久的友誼和相互理解，而且需要在兩國軍事顧問之間繼續保持業已存在的親密關係，包括對潛在的危險、武器裝備和指導手冊的共同研究，在學院之間互派學員和軍官等。為了雙方的安全，兩國還要繼續使用各國現有的軍事設施，包括各國擁有的所有海軍和空軍基地，並同時調配兩國在世界各地的所有海軍和空軍基地。
最後剩下的是普通公民原則的問題，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放心好了。我們許多人都已清晰地看見了他們那伸長的手臂。【52】
這最後一句關於“普通公民原則”的表述似乎是在説：你美國人儘管放心好了，今天的英國人就是美國人。最後，丘吉爾忽悠美國人放棄羅斯福主張而英國人卻長期堅持的保持“軍事力量平衡”的世界治理原則，用理想主義代替現實主義：
不要以為我們閉上眼睛，就可以避免我們的困難和危險。也不能等到事態發生後再加以避免；當然也不能採取綏靖政策。我們需要的是決心。拖延的時間越長，困難就越大，我們面臨的危險也就更大。從我們在戰爭中看到的同盟軍和俄國朋友的情況看，我相信他們最需要的是實力，他們最怕的是軍力減弱。因此過去對軍事力量平衡的看法是靠不住的。如果我們有能力，我們就不能小打小鬧，僅僅搞一些試驗來提高軍事力量。
如果西方的民主國家能在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下，堅定地團結在一起，那他們對加強這一原則的影響力將是無窮的，誰也不會騷擾我們。但如果在自己的職責上有所畏縮，或相互分離，或錯過這些重要時刻的話，那麼真正的災難就會降臨到我們頭上。【53】
蘇聯學者對丘吉爾的目的洞若觀火，B. T. 特魯漢諾夫斯基寫道：“丘吉爾的計劃是打算恢復英國在世界上的領導作用，企圖把美國排擠到第二位。丘吉爾認為，為達到此目的，必須使美蘇發生衝突。因此丘吉爾加緊鼓動美國，在對蘇關係方面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54】 與丘吉爾“鐵幕演説”中捧殺美國的步調相隨，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的同期寫作的內容也與丘吉爾所要達到的戰略目標保持一致。他在書中也給美國戴上一頂世界“大領導”的高帽：
到1955年，消弭戰爭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關鍵在於，除非某個單一的政治權威能夠集中控制原子能，否則不可能徹底消除戰爭。由於獨家掌握了當代關鍵武器的控制權，這個權威能夠、事實上也必須扮演“世界政府”的角色。從1955年的情形看，這個政府的所在地勢必不是華盛頓就是莫斯科。【55】
既然現有技術條件能夠、也確實提供了便捷的交通運輸，建立世界政府業已成為一項切實可行的事業。【56】
聯合國組織不大可能成為一個制度的核心，進而最終孕育出必不可少的世界政府。世界政府的形成可能不是經由聯合國組織的發展，而是來自美國政府和蘇聯政府這兩個政治上更為成熟和強大的“贏利企業”中的一個。
如果當今人類可以自由選擇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任何一位西方觀察家都不會懷疑，絕大多數能夠對這個問題作出獨立判斷的人都會選擇成為美國公民而不是蘇聯公民。在共產主義俄國的襯托下，越發顯得美國具有無與倫比的突出長處。【57】
這最後一句關於“公民”的選擇，幾乎就是幾年前丘吉爾“鐵幕演説”中的“普通公民原則”延伸。
給美國封上這個世界“大領導”的高帽後，湯因比又進一步以狐狸讚美烏鴉的口吻論證美國與歐洲不要有“距離感”，應將目光從美洲擴大到世界，主動擔起 “領導”世界的責任。他説：
不論當前還是今後，在美國人自己看來，美國最大的長處在於它顯然十分真誠地根本不願扮演上述角色。當今美國人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像所有美國人的移民先輩一樣，渴望徹底擺脱他們憤然離開的那個大陸事務，他們徹底脱離“舊世界”，在“新大陸”開始新的生活。他們希望退出“舊世界”事務的樂觀情緒，與當今美國人迫不得已重新捲入時滿心懊悔不相上下。我們看到，這種迫不得已源於“距離感的消失”，“舊世界”與“新大陸”正在變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但是，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這種無奈，並未消除面對這種局面時的不情願。【58】
接着湯因比通過比較蘇聯戰後歐洲政策與美國“馬歇爾計劃”，讚揚美國人“突出的優點是慷慨”【59】，鼓勵美國將責任從美洲擴大到世界範圍。他提到1895年在英美兩國圍繞英屬圭亞那與委內瑞拉邊界勘定的爭端中，美國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Richard Olney）“發表了一份擲地有聲，載入史冊的文件”【60】，宣稱：“美國實際擁有這個大陸的最高權力，凡是在它管轄範圍內的人民都應當把它的命令當作法律。”【61】這時作為歷史學家的湯因比一反英國傳統的與美爭奪拉美的外交政策，慫恿美國推行世界霸權，他説：
這一聲明即便擴大到拉丁美洲之外的霸權，也依然是有説服力的。雖然其他國家大概只得承認美國人的鞭子畢竟比俄國人的高壓手段可取，但是，用吉本【62】的話説，“哲人”不妨“放寬眼界”，看到這樣一個事實，一個超級強國事實上獨自決定和實施那些與衞星國人民生命財產攸關的政策，這本身就藴含着一個體制上的難題，這個難題只有通過某個聯邦體制才能解決。解決一種超國家秩序帶來的體制問題絕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過，美國的歷史表明它贊成聯邦制原則，這至少是一個好兆頭。【63】
請注意，這段文字出現在1961年出版的《歷史研究》第12卷，此時的美國開始介入越南內戰，以填補法國退出中南半島後留下的戰略真空。其結果，丘吉爾以其雄辯的口才，湯因比又用鉅著予以學術“論證”，讓美國戴上一個世界“反共”領袖和西方民主旗手的高帽，由此將美國忽悠到了朝鮮和越南戰場。
其實，湯因比是在揣着明白裝糊塗。他在鼓動美國學習前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Richard Olney）將其霸權“擴大到拉丁美洲之外”【64】的時候，他已估計到了美國受到這種驕縱的後果，1961年，湯因比在美國的一次講話中説：
今天美國是全世界範圍內保護既得利益的反革命運動的領袖。它現在所扮演的正是昔日羅馬帝國所扮演的那種角色。羅馬在它勢力所及的一切外國中，一貫地支持富人、反對窮人；由於不論何時何地窮人總是要比富人多得多，羅馬政策的後果就必然是更多的不平等、不公平和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痛苦。如果我的估計是正確的話，我可以説美國是蓄意決定要仿效羅馬所擔任過的角色。【65】
心動不如行動。從1946年始，英國的外交策略從與美國合作轉向驕縱美國，使其與蘇聯和中國衝突，而英國則躲在後面從中漁利。
1949年10月6日，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以“備忘錄”的形式告知周恩來，説“英國政府仔細研究了中英關係的漫長曆史，提議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係’”。【66】英國的對華承認態度【67】對一些歐洲國家及英聯邦國家產生影響。1949年底和1950年先後有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越南等亞洲國家以及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等歐洲國家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51年丘吉爾再次當選英國首相，英國外交中用驕縱美國全球擴張的方式消耗美國的政策取向更為明顯。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在中東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及東南亞的印支半島全面擠壓英法勢力。毛澤東對此看得明白，1974年5月25日，毛澤東在與英國前首相希思會談提到艾登時説：“他在蘇伊士運河問題上吃了大虧。”希思回答説：“是的，吃了大虧。”【68】
英國被美國出賣反過來又刺激了它用吹捧的方式對付美國的決心。英國在世界範圍內挑撥和製造矛盾以消耗美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歐洲鼓吹美國遏制蘇聯、中國，由此導致美國在朝鮮越南與中蘇發生衝突；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紛紛獨立，建立獨立主權國家。此間中國與非洲的外交關係增幅最大，以至在聯合國內對美國的反華活動形成巨大的壓力。我們不難從中體悟出英法為首的歐洲對這種壓力“默認”的線索。
1954年4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阿瑟•雷德福海軍上將訪問英國，當時法國軍隊在奠邊府即將遭到重大軍事失敗，雷德福敦促丘吉爾幫助法國人維持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丘吉爾感到惱火併粗暴地問：英國自己不願為保住印度而作戰，為什麼要為法國保住印度支那去打仗？雷德福對這位曾以“鐵幕演説”震動西方世界的反共鬥士説：如果英國人拒絕與我們一起去擊敗共產主義在亞洲的侵略，國會也許對英國人會不高興的。丘吉爾一聽這話就氣不打一處來，生硬地回擊説：“當我們不再依賴美國的援助時我將感到高興。”【69】
1949年10月17日，杜魯門得知英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消息後對艾奇遜説：“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70】曾任富蘭克林•羅斯福內閣中的農業部長和杜魯門內閣中的商業部長的亨利•華萊士（Henry A. Wallace）看透了丘吉爾的目的，他説：“英國的政策顯然就是要刺激美、俄之間的不信任感，因此替第三次世界大戰鋪路。”【71】1946年9 月12 日華萊士在講話中批評杜魯門“對俄國強硬”的政策，他説：“把英國作為我們對外政策的關鍵，這將是愚蠢到了極點……我們決不可以聽憑英國玩弄均勢來決定美國是否參加戰爭，以及何時參加戰爭。”【72】讓丘吉爾感到欣喜的是，剛剛上任且躊躇滿志的杜魯門這時已聽不進華萊士的逆耳忠言，他於1946 年9 月20 日免去了華萊士商務部長的職務。
1965年1月24日，丘吉爾逝世，此時的丘吉爾已欣慰地看到美國從朝鮮戰場敗退下來後又走上越南戰場，美國在與中國、蘇聯的衝突中被耗得精疲力竭。時至20世紀70年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重要的一極，“戰後國際關係結構”出現“革命性的變化”。1973年，在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的對話中，湯因比看到了這種變化：
美國和蘇聯雙方都已走投無路，因此對各自衞星國的約束力也在削弱。這樣就促進了國際上的多極化。法國在反抗美國。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着美國。捷克抵抗蘇聯失敗了，而羅馬尼亞為反抗蘇聯，和中國加深了親密關係。但是衞星國的這些反抗與中國的地位變化相比，只不過是小事一樁。中國共產黨開始對全國進行統治的時候，中國不過是蘇聯的一個衞星國而已。可是現在中國不僅擺脱了蘇聯統治，而且自己也躍上了第三大國的地位。美蘇兩國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這是戰後國際關係結構上的一個革命性的變化。【73】
湯因比看到美蘇的衰落，只談到了“以色列也在成功地唆使美國”，其實湯因比更明白在玩“唆使着美國”把戲的還有英國和歐洲。美國的著名的戰略思想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早在1943年發表了《美國的對外政策》一書，警告説美國要避免那種意在糾正世界的傳教士式的干涉主義。他在這本書中告誡美國政府説：
美國必須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達的範圍之內，也使它的手段可以達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負擔和它的力量相稱，也使它的力量足夠來完成它的“責任”：要是不確立起這個原則，那根本就談不到什麼外交政策。【74】
當時李普曼提出這個“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學為羅斯福戰後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則併為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大國準備好了思想基礎。1947年，他針對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75】的“遏制”政策和以此為基礎的“杜魯門主義”的危險，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美國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國政府不要忘記在“目的和力量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學，李普曼説：
美國的軍事力量是特別不適用於需要在一個無限度的期間堅持而耐心地加以貫徹執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蘇聯是象日本一樣的島國，美國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這樣一個政策的。美國可以沒有很大困難地實行對敵封鎖。但是蘇聯需要在大陸上加以遏制，這樣所謂“守住防線”就不能不是一種壕塹戰。
然而美國軍事力量所擅長的並不是無限期地防守陣地。這樣做，需要大批馴服的人發揮巨大的忍耐力。美國軍事力量的優點在於它的運動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進攻威力。因此它並不是執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務於一種以決戰和解決為目標的政策。它可以而且應該用來挽救已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傾覆了的均勢。但是它並適合於遏制、等待、對抗、阻攔的政策，這種政策並沒有具體的目標，而只求最終“挫折”敵人。
很可能，在俄國人還沒有挫折以前，美國人自己倒已經為X先生【76】的政策所挫折而沮喪了。【77】
至於美國為遏制蘇聯拉起包圍圈，李普曼警告説：
這種企圖用邊緣國家築成“攻不破的藩籬”來“遏制”蘇聯的政策，還有更不利之處。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邊緣國家都是弱國。而弱小的盟國並不是資本，它們是負擔。為了支撐和維持它們，需要分散我們的力量，花費我們的金錢和信譽。這些弱國是容易受侵害的。而為保護它們所花的氣力絲毫也無助於我們決定或者解決主要衝突。【78】
我們可以明白看出，這個新的聯合陣線其實是聯合不起來的。這個邊緣地帶沒有成為抵禦蘇聯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籬，而卻是一鍋沸騰內爭的稀粥。【79】
至於歐洲與美國的“盟友”關係，李普曼分析説：
英國人、法國人和其他所有歐洲人都看到，他們是被置於錐和砧之間，即使我們沒有認識到，他們卻認識到，把希望寄託於蘇聯力量將挫折而崩潰的這種政策，是執行不了，是不能順利推行，是必然要失敗的。【80】
歐洲主要的民主國家，而且恐怕包括美洲民主國家在內，它們的目的充其量就是在蘇美之間保持勢力平衡，也就是成為蘇美衝突的調解人。從最壞的方面去看，它們的目的就是把自己孤立在某種狀態中，以便逃脱被蘇聯陸軍蹂躪和被美國空軍轟炸的雙重災難。【81】
我們決不可自欺地認為，我們在對蘇衝突中率領着一個世界性的民主國家聯合戰線。【82】
李普曼還用剛剛經歷過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來説明遏制戰略的不可行，他説凱南這些人：
他們記得張伯倫先生對波蘭提出保證以遏制希特勒的嘗試。他們記得赫爾先生在中國遏制日本勢力範圍的嘗試。他們知道遏制政策是遏制不了的，“對抗力量”的措施是註定會不及時和份量不夠的，全線防守而希望最理想的事發生的政策意味着把戰略主動權繳了械，分散我們的力量而毫無獲得決定和解決的前景，並且最後會意味着一場一發不可收拾的戰爭。【83】
沃爾特•李普曼認為凱南那種用善惡判斷敵友的“遏制”戰略是荒唐的，並建設性地提出自己的哲學思考——這些思想顯然成為後來尼克松、基辛格引導美國走出困境的認識基礎。他説：
依我看來，這樣的結論（即“遏制”蘇聯的結論——引者）是沒有根據的。外交史本來就是對手國家之間的關係史，它們並不享有政治上的親密關係，也不響應求得共同目的的呼籲。儘管如此，歷史上是有過解決安排的。有些解決安排維持得不很久，有些維持了很久。作為一個外交家而認為對手和不友好國家之間不能達成解決，那是忘記了外交是幹什麼的。如果世界上全是夥伴國家，享有政治上的親密關係，響應於共同的呼籲的話，外交家將沒有什麼事可幹了。
對一個存在着對手國家的世界，外交處理的方法就是組織一種力量均勢，使得那些對手國家，不論怎樣缺乏政治上的親密關係和不響應於共同的呼籲，都不能有侵略成功的前景。這就是外交家所説的解決對手國家之間衝突的含義。這並不是説，那些國家將不再是對手，而都會被改造為具有同樣的思想和要求。這是意味着，不論這些國家的思想、要求和意識目的如何，力量的均勢將使它們認識到進行侵略是要吃虧的。【84】
最後，沃爾特•李普曼對凱南的“遏制”戰略經過上述破立兼顧的批判後明白無誤地宣佈：
我反對遏制政策，不在於它要用美國力量去對抗蘇聯，而在於這個政策的設計不對頭，它一定會導致濫用美國的力量。【85】
這是李普曼在1947年發表的旨在為美國卸除“杜魯門主義所加於我們的負擔”【86】的看法，儘管隨後不久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結局印證了李普曼意見的正確性，但這時處於巔峯期的美國政治家們已聽不進這些冷靜的意見，他們寧願聽信丘吉爾意在驕縱美國的“鐵幕演説”，偏愛湯因比讓美國擔當世界民主領袖的“倡議”，採納麥卡錫和凱南等不冷靜的政策建議，衝向全世界。20世紀70年代美國陷入全面危機，國力大幅衰落。
三、“尼克松主義”的出現與湯因比歷史理論的調整 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 Nixon）與其政治搭檔亨利•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是自羅斯福之後美國政治家中少有的明白人，讀過基辛格《大外交》一書的人都會看出，尼克松已經明白，但不便直接——只是借用李普曼、華萊士等戰略思想家的口間接——挑明瞭“二戰”後英國所採取的“捧殺”美國的策略。1972年，尼克松甩掉歐洲的追捧反手與中國和解，這大大緩解了美國的壓力並扭轉了美國國力衰落的軌跡。
（一）主張英日向大陸靠攏以擺脱美國
面對這種變化，英國政府請湯因比再度“出山”。此時年齡已入黃昏的湯因比頭腦可一點不昏。他再次繼承丘吉爾的遺志，進一步推進英國用“世界主義”高帽捧殺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即蘇聯、美國和中國的既定策略。在湯因比去世前兩年即1972年至1973年間他與日本宗教和文化學人池田大作【87】合作出版對話體著作《展望21世紀》，他在這部著作中仍沒有忘記英國外交的“特別文化使命”【88】。英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雅爾塔體系戰勝國中唯一的被剝奪了霸權地位的國家，經歷了這段歷史的湯因比不會忘記復仇。與《歷史研究》一樣，湯因比在《展望21世紀》一書中表達了不少宗教意義上的精彩內容，但在這些精彩的內容下掩蓋着的卻是英國持之以恆的捧殺式消耗雅爾塔體系的支柱國家的外交戰略目標。與當年美國看到歐洲衰落後的反應一樣，看到美國衰落後的英國外交，並沒有忘記對美國落井下石。
知己才能知彼，才能百戰不殆。湯因比明白歐洲的地緣政治的內部破碎性是美國取代歐洲世界霸權的重要原因，他在其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結束時的總結説得明白：
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政治力量對比的變化，我們可以在歷史上看到饒有意味的類似的先例。其一是馬其頓侵入古希臘諸城邦以及由此興起的希臘王國。其二是在15世紀末和整個16世紀中意大利諸城邦的命運，當時法蘭西與西班牙兩個王國干預了意大利的政局。在這兩個先例中，都是古老的文明之邦被周圍新興的強國侵入而搞得亂七八糟。看來處於20世紀中葉的西歐的命運完全可能步那些古國的後塵。在上述兩個先例中，各個城邦都由於自己的財富和文化而具有先進的文明，但都遭到新興強國的破壞，後者為了爭奪歷史悠久的文明中心而交戰。同時，這些新興強國在經濟與文化上的發展，使它們幾乎達到同古老的文明中心相似的水平。我們所處的20世紀後半葉的這個世界，完全可能經歷一場同樣的演變。
歐洲國際地位的轉變似乎是這次大戰突然造成的，但從很現實的意義上來説，1939 年到1945 年間發生的劇烈變化，乃是好幾個世紀發展的結果。我們必須把歐洲文明向各個新地區的擴展，尤其是工業體系在美亞兩洲邊緣地區的崛起，看作歐洲在20世紀中葉落入這種處境的根本原因。
在歐洲人同弱小而落後的民族發生接觸的那些歐洲文明的邊遠地區，要建立一些把整個大陸的大部分地區都包括在內的大國是容易的。美國人和俄國人最初所獲得的成就就是這樣的。當他們這樣做了以後，現代工業主義滲透到歐洲國家體系之外的這些廣闊的地區時，他們又取得了新的有利條件。他們利用歐洲的經驗，可以在比較近乎合理的基礎上，設計和建造工廠，並進行採礦等等，絲毫不受陳舊的工業設備的妨礙，也不受社會上各種清規戒律的阻撓，而在歐洲，隨着工業體系的發展，各種清規戒律也就形成了。甚至更重要的是，一個大的政治單位易於大規模地、有計劃地使用各種自然資源，而歐洲由於分成若干互不信任的小的民族單位，這方面存在着嚴重的、或許是根本無法克服的障礙。結果，在西歐之外崛起了兩個強國，它們擁有潛在的巨大的軍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促使這種潛力變為現實，使歐洲頓時面對着地球上的兩個新生的巨人，而早已建立起來的各民族國家則絕對無法單獨同它們頡頏。
這個局面，在歐洲各民族的精神上產生的影響可能很大，儘管在1952年要確切地説出這種影響的程度恐怕還為時過早。在1939 年以前，法國人、英國人或德國人，都按照眾所周知的政治活動的陳規辦事，他們或多或少自認為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1945年以後，這些國家發現自己降到第二流強國的地位，就象它們早先曾迫使瑞典與荷蘭之類的國家淪於較弱的境地那樣。事情非常清楚，歐洲的事態逐漸被外人，被美國人和俄國人控制了，他們是從遠方來的陌生人，美國人對於歐洲的文明和思想方式認識不足，而俄國人在這方面則大為曲解。歐洲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曾經是主導力量，今天卻淪為別人棋賽中的卒子。隨着這一變化，生活失去了某些風味，歐洲文明發軔伊始便具有的活力、膽量和闖勁在一定程度上衰退下去，變得消極被動、畏首畏尾。
兄弟鬩於牆，相煎又太急，這是湯因比在朝鮮戰爭行將結束的1953年巧妙地借美國作者【89】的筆在其主編的歷史鉅著中向全歐洲痛陳的歐洲衰落的原因——當然這也是當年張伯倫首相一再忍讓希特勒的重要原因。【90】
知道了歐洲衰落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歐洲復興的道路，為此，他在美國衰落時主張日本拋棄美國，向亞洲大陸靠攏。他反話正説地告訴池田大作：
尼克松總統對中國政策的轉變，對全世界來説都是個好消息。因此對日本來説，更是好消息。但是這麼一來，美國卻使日本處於尷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時的。在過去20年中，美國強迫日本支持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國憤怒的代價。儘管如此，這一次美國卻突然把日本拋在後邊，自己搶先聳人聽聞地表示出對中國和解，而讓日本繼續揹着反對中國的臭名。
雖然這麼説，日本追隨轉變方向以前的美國對華政策，也並沒有成為改善日中關係的嚴重障礙。因為中國方面也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隨美國敵視中國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國也一定充分認識到，日本國民相信1945年戰敗以後，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立場上自主地與中國合作，日本才有前途。【91】
日本和英國都是舊大陸的海上島國。由於地理位置，需要跟舊大陸周圍地區以及新大陸——當然在新大陸中尤其是美國——保持密切的關係。但是我相信對兩國更重要的，與其説是對美關係，不如説跟近鄰大陸的關係。這一點不久就會清楚的。因此我希望並期待着兩國跟鄰近地區的國家集團——即日本要和東亞、英國要和歐洲——協作起來，希望這種地區性的協作不要成為全人類最後實現全世界大一統時的阻礙，相反要成為通向這種大一統的階梯。【92】
我相信日本最終要和中國、越南、朝鮮共同合作，形成一個將來可以以此為中心統一全世界的軸心。【93】
請注意，在湯因比這個“統一全世界的軸心”的概念中，日本需要聯合的國家中已經排除了美國。“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這是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Samules Flagg Bemis）1926年寫的《平尼克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中的主題。【94】當然這也是理解美國崛起進程中“戰略機遇期”一撥撥出現的重要線索。已入暮年的湯因比當然不會忘記英國在德黑蘭和雅爾塔會議上被羅斯福出賣給斯大林的歷史，【95】他知道今天美國的災難當然也是歐洲的機會。
19世紀初拿破崙戰爭後，英國與俄國開始在全球範圍爭霸，面對日益嚴重的來自俄國與法國聯合抗英的戰略壓力，英國於1902年放棄“光榮孤立”的外交傳統，與日本結盟【96】，並於1905年與日本從東西兩向拉倒了沙俄帝國，【97】現在面對美國衰落，湯因比又鼓勵英國和日本轉靠大陸，重温1902年舊情，再次聯手從共同對付俄國轉為共同排斥美國。他對池田説：
英國對美國的姿態也和日本一樣，不能不説多少也有些追隨。英國國民直到最近還擺着紳士的派頭，不希望成為歐洲大陸各國中的一員，而以大洋彼岸國民自居。由於這種紳士作風，使英國國民對一些冷酷的現實很盲目。他們看不到以前一直宣揚的同美國的關係，實際上也不過是作為一個衞星國的關係而已。美國則完全沒有和英國結成經濟夥伴的意圖。認為有了這樣的特殊關係，英國的各種經濟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樣的想法正如認為只要參加英聯邦就能解決英國的一切問題一樣，始終不過是一種幻想。我的看法是，英國的經濟只有作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一員才有出路。
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英國也是和其他各國同等的加盟國之一員。對日本來説，和中國締結經濟夥伴關係，雖然和現實還很遠，但最後日本經濟的未來，大概還是在和中國結成這種關係。日本只有同中國以及東亞各國協作，才能完全擺脱對美的依存關係。【98】
讀到這裏，使筆者想起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月31日召開的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會議上的一次內部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