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特首:內外交困的半年-OmenaK

2013年1月1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穩中求變,務實為民》,闡述2013年及5年的工作方針 圖/東方IC
最近,香港特首梁振英公佈了他的首份施政報告,在輿論中再度引發激烈討論。然而,連支持政府的派別都不得不承認,這份報告欠缺長遠目標,其中部分新政策只能救一時之急,並未對本屆政府餘下的至少四年半任期作出具體評估和規劃。例如產業政策。雖然建立了新機構“經濟發展委員會”和“金融發展局”,但其發展目標仍不外以往的金融和專業服務比如法律認證,還有航運之類的固有優勢產業,在上屆特首曾蔭權任內已經提出不止一次,並非嶄新的、高瞻遠矚的經濟轉型宏圖。
至於當下的燃眉之急,政府還是做了不少功夫的,譬如在報告發表先前敲定的“長者生活津貼”,針對老年人的貧窮問題,為符合資格的老年人每月發放2000多港元,受到社會各方稱許。另一方面,為了給過高的土地成本降温,政府推出了“港人港地”等政策,限制熱錢投機土地市場;在加強建房計劃之餘,又尋求各種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包括大規模的填海,乃至考慮建立人工島,是過往的施政報告中所沒有的。然而,貧窮和土地問題雖是社會矛盾所在和壓力的焦點,但其原因説到底是產業和人口問題,單單提供福利和着眼土地的話,則治標而不治本。
在1月21日的“香港發展論壇”施政報告研討會上,有學者指出了部分原因:首先,“長者生活津貼”一下子增加了政府約63億港元的開支,而政府能夠承受的超支上限在75億至90億元之間,所以餘款甚少,很多新政無從實現;其次,傳統的暑假正是立法會休會之期,特首與政府官員能集中討論施政藍圖,可是眾所周知,香港社會一直處於泛政治的內耗之中,而政府沒有一刻不在為平息民情,應付輿論,而疲於奔命,特首本人如同救火隊長,根本難以醖釀實質政策。可以説,本屆特區政府從來沒有完整暢順地運作過,下台之聲四起,人人恐怕朝不保夕,不可能推出什麼長遠的計劃。
而更大的背景是,香港的外向型經濟轉型正遭遇斷層,進退維谷。
經濟轉型遭遇困境
香港當下最大的經濟問題,當然是土地的供應不足,房租已經超過很多家庭支出的六成以上,與目前市民的收入水平很不相配。究其原因,主要是各方的熱錢進行土地投機所造成的房價泡沫。雖是個大問題,卻可以用行政手段和短期政策應付,比如施政報告的“港人港地”措施,還有考慮中的房產空置税,都能收到一定的效果。相反,產業結構和勞動人口的問題,才是香港長遠的經濟癥結,也是長期社會問題的根源。
香港本以輕工業起家,並支撐起主要勞動人口。可是上世紀90年代時,輕工業北移內地,香港剩下了金融業、少數專業服務業,吸納了社會少數精英之後,已支撐不了很多就業人口,因而餘下大量普通市民從事低技術服務業。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1世紀初的互聯網浪潮後,香港目前的產業職位已飽和,可是“自由行”(港澳個人遊)相關的零售服務業職位卻越來越多,可以説,香港已經是大陸的一個免税店,十分依靠相關的政策來支撐就業。
這樣的經濟結構引起了兩個問題。首先,低技術服務業欠缺前景,難以帶來工作成就感,而香港青年一代普遍接受過高等教育,再加上20世紀90年代初港英政府揮霍儲備造就的“玫瑰園時代”虛高經濟常常被反對派陣營拿來“構築天堂”,映射今日,結果很多青年心理上無法接受目前的服務業職位,正如俗語所説的“上山容易下山難”。截至2012年第三季,此類工作的空缺數接近7萬,可是青年失業數卻達到3.8萬,失業率達11%,遠高於整體的3.5%。這些不願投入工作的青年,還有更多已進入服務業卻多數鬱郁不得志的年輕人,聚集起一股反對派的思潮。
在美國的“我們都是99%”運動中,很多高學歷人士也控訴社會無法給予相應的職位,一些碩士、博士,只能做保姆和服務生,所謂的“McJob”。社會所聚積的不滿促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控訴資本主義霸權。香港一年多前也有類似的“佔領中環”活動,可是,純粹對壟斷資本主義的控訴並沒有引起社會廣泛的迴響。在香港,長期的西方殖民統治帶來了潛移默化的思維,脱離現代歷史風浪的孤城造就缺乏民族國家觀念的族羣,激化了青年人的不滿。
説起來,美國的問題和香港類似,也就是嚴重的去工業化。美國近一兩年積極地吸引工業迴流,雖然成敗未知,但我們可以留意到美國所依賴的乃是雄厚的高端科技力量,以及全球金融控制權,美國有充分的主動權來改變世界產業鏈的結構,使之對自己有利。反觀香港,除了金融業別無長技,而且需要預留大筆儲備以維持聯繫匯率,保證港幣匯率,這就使政府難以作出振興產業所需的鉅額投資。更不幸的是,人口老齡化問題與目前的經濟困境不期而遇,政府不得不騰出資金作轉移支付,使其他方面的前瞻性建設更難以展開。
香港依靠祖國才有未來
反政府浪潮和經濟上的困境,將繼續制約香港的規劃。政府如何面對這樣的困境?
如上文所述,香港的反對派思潮是“荒謬”的。反對派有傳媒工業在背後大筆灑錢,自然能夠在各種製作上吸引青年人。然而,他們的理論是蒼白無力的,主要靠表面的包裝,嬉笑怒罵,只因為在港英年代,西方偏見和殖民思想在傳媒、藝術等領域廣泛傳播,所以今日的反對派亦多來自這個界別。
因此,政府必須制訂一套合適的宣傳策略,加強手上的傳媒力量,同時建構自己的理論,回應反對派的謬論。目前政府的做法,只是一味否認指控,左閃右避,比如新界東北開發,政府在替政策辯護時,只能被反對派牽着鼻子走,否認“深港融合”,而無法闡釋“深港融合”的必然趨勢和潛在的雙贏機會,更不敢進一步表示內地和香港本是一家,人員的自由遷移是無法阻擋的。
理論的建構和宣傳,與經濟的轉型是不可分割的。正如困擾香港的就業和房價問題,如果香港能跨出框框,鼓勵一部分人到大陸工作和生活,必然能大大減輕社會壓力。然而,如果香港一些青年人對大陸缺乏民族認同,又如何能夠在內地發展?困守孤城,絕對不是香港長遠的前景。另一方面,如果香港要完成經濟轉型,無異於再一次的工業化,需要大筆的啓動資金,社會也必須有勒緊褲腰帶的準備。當年新中國建設的年代,上一輩為了未來的願景,咬緊牙關走過了整個青春年月。香港要再次起飛,必須再次由零開始,今日的年輕一代應該有這個準備。如果政府沒有一面理論上、思想上的旗幟,又如何能夠期望這些十年之內就要投入社會的市民,能一起共度時艱?
最近一兩年,反政府陣營貌似聲勢浩大,不可一世。可是,為數更多的“沉默的大多數”只是忍而不發。最近半年,隨着反對派的運動越來越過分,愛國愛港羣眾也開始挺身而出。近日也有團體發起簽名運動支持特首,也十分成功。這些民間活動把原本分散各處,在反對派霸佔媒體後不敢發聲的各界羣眾結合起來,已經形成新的力量。在今年元旦反對派集會前,香港各界團體舉辦了支持政府的大遊行,有接近1萬市民參加。此外,長期被反對派主宰的網上傳媒,也雨後春筍一般出現了各種支持政府的聲音。
形勢已經開始逆轉,香港普通市民需要真心幹實事的特首和政府。而商界更不用説,非常期望社會的穩定和新商機的發展。香港目前的問題,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完全可以通過和平理性的協商和創造性的拓展來解決。只要政府對社會的主流支持聲音有信心,相信日後的施政將會順利得多,香港的發展也會更具前景。
(本文刊載於《社會觀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