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領導權失落的代價-韓毓海

我們今天遇到的發展問題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市場問題。發展的問題，也不是僅僅通過經濟和市場的手段就可以克服和解決的，因此，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五位一體”的新發展觀。我們今天遇到的發展問題並不是用西方的那一整套話語，包括髮展經濟學的話語就可以解決的。西方的道路和經驗值得參考，但如果説我們只不過是處於他們發展歷史上的某一個階段，照抄一下他們的道路和經驗就可以了，這種思路肯定不行。所以，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論自信，強調要堅持、探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硬實力提高，軟實力落後

我們這些年來取得的最偉大的成就，簡言之，就是空前地增加了我們的硬實力。

歷史和殘酷的現實都告訴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你沒有點硬實力，講什麼都沒有用，所謂“手裏沒把米，喚雞都不來”；沒有金剛鑽，你攬不了瓷器活。今天，我們出口第一、外匯儲備第一，這都是全國人民辛勤勞動，一滴汗水摔八瓣換來的，如果不是一心一意搞經濟，全心全意謀發展，埋頭拉車不停步，不可能取得這些成就。

不過，話也要説回來——如果説我們有什麼不足，甚至存在什麼危機，那就是硬實力講得多，軟實力重視得少，經濟方面講得多，政治、社會、文化乃至生態文明講得不夠，結果是經濟空前發展，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自信和自覺反而有所下降，最終就暴露出經濟發展的合法性這個問題。

當然，沒有硬實力作基礎，軟實力就是虛的，離開了經濟基礎講政治、講文化，講政治、講文化就是空談。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有了硬實力，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有了“金剛鑽”，還不重視軟實力建設，還不講政治合法性建設，長此以往，就不僅僅是喪失文化自覺和政治自信的問題。

因為人類歷史同樣告訴我們：並不是經濟搞好了社會政治就自然穩定，今天我們遇到的問題就是這樣——為什麼經濟空前發展了，大家都是經濟發展的受惠者，但是，抱怨和罵孃的聲音反而增加了？這表明經濟發展本身不是目的，經濟發展本身也會帶來各種各樣的新的問題，這就包括如果只是一味鼓勵發財，而不是鼓勵艱苦奮鬥、勤勞致富，結果就使發財本身喪失了合法性。現在大家仇富，恨的是為了發財不擇手段，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掌握文化領導權這個問題，注意經濟發展的合法性問題。

眼下流行一本書《舊制度與大革命》，其實講的就是這個問題。

法國大革命就發生在法國經濟發展比較快的時期，但是，當時的法國領導者卻沒有注意去抓住文化和政治建設的領導權。更遺憾的是，法國的社會精英和文化精英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但不去想大事、抓大事，也沒有戰略眼光，反而一門心思去做那些破壞法國文化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事，包括每天在沙龍和媒體上散佈極端情緒，語不驚人死不休。所以為什麼説法國大革命是一場“文化人掀起的革命”？因為法國很大程度上是在沙龍和媒體掀起的革命中倒下的，經濟發展的勢頭也就這樣被終止，這就是當年的法國為喪失文化領導權所付出的代價。

奧巴馬重建美國文化領導權

其實，比較一下當下的美國我們就會看到，中美兩國搞工作、搞建設的着力點不太一樣。

奧巴馬上台的時候，美國正面臨着金融危機和伊拉克戰爭的泥潭，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形象一下子變得很糟，它在世界上的處境非常被動。《紐約客》刊載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美國已淪為世界的反面教材》，文章説：連伊朗總統內賈德都敢於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嘲笑美國價值觀的破產。

而奧巴馬上台之後，面對着美國硬實力的持續下降，他轉變了思路和戰略，一改美國一貫講實力、講經濟總量的做法，開始大講政治、講文明，努力佔領世界意識形態的制高點。當然，他不是不講經濟，而是從重新樹立美國形象、重新鑄造以美國為代表的新的價值觀入手，把爭奪世界文化領導權作為突破點，從這個“政治高度”出發去講經濟，讓政治去決定和引領經濟，使經濟發展服務於美國明確的全球戰略。

總體來看，奧巴馬上台之後打了四張牌。第一，環境牌。這就使他站在了“全人類根本利益和人類未來”的制高點上。哥本哈根環境峯會是美國由金融危機之後的全面被動轉向主動的第一步，通過這一步，他把人類發展的根本困境，由嚴重的貧困問題、世界不平等和經濟差別等問題，轉向了“地球變暖”，並進一步把“温室氣體排放危害全人類”的大帽子，扣在了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頭上。

第二，東亞牌。東亞是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和增長點，美國經濟要恢復，就必須主導東亞並從中撈取最大的便宜，所以它的這張牌就挑動亞洲各國之間以及某些國家與中國之間的領海和領土爭議，然後再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秩序維護者”角色，從而一改美國一貫的以強凌弱的戰爭販子的形象，竟搖身一變，成了東亞地區公平正義的維護者，乃至小國利益的保護者。

第三，貿易牌。他不是把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歸結為美國的高收入、高負債造成的企業外包和外逃，更不是歸結為美國長期通過發行國債維持美國的高消費，並以此愚弄世界生產國——而是歸結為他所謂的“貿易不公正”——即他所説的：美國的貿易伙伴是通過剝削勞工方才實現了廉價產品的出口，方才實現了大規模的貿易順差。這樣一來，只有3億人口的美國卻幾乎無償地消費着世界最廉價的商品這種不公正現象就被掩蓋了，而奧巴馬倒是因為同情勞工處境，反而成為被一些左派人士熱捧的“社會主義者”，風頭出盡，人情做足。正因為今天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是打着“勞工神聖”的旗號，於是它便由不勞而獲者，成為了公平正義的代表者，甚至成為了弱勢羣體代言者。

第四，金融牌。他不是把美國金融危機歸結為以高債務驅動高消費的資本主義發展痼疾，甚至不是歸結為華爾街騙子們利用金融衍生品進行的投機詐騙，而是歸結為中國等國家的高儲蓄，説什麼正是高儲蓄造成的高流動性，造成了金融泡沫，最終使美國受害；雖然這種邏輯等於把流氓作案的原因歸結為少女穿裙子上街，但卻一舉把造成世界經濟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變成了經濟危機的最大受害者。

奧巴馬上台後，在經濟方面當然也不是沒有成績，比如他在油頁岩等新能源的開發方面就很有成績，但他最主要的成績是政治上的，即他成功地把美國由一個反面典型、反面教材，重新樹立為政治正確的典範，改變了他上台之初美國發展方式被全世界唾棄的極為被動的處境，重新為美國發展方式披上了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外衣，牢牢掌握了世界發展的話語權。一旦有了這種政治正確的合法性外衣，他就可以合法地把美國的問題轉嫁給中國和世界，可以變經濟上的被動為主動。坦率地説，奧巴馬上台後的一系列“組合拳”，確實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決定經濟、政治引領經濟，通過爭取政治主動來改變經濟被動的例證。

當然，美國從上述金融、外貿、環境和外交等四個方面做文章，其目的之一就是從意識形態上全面否定中國發展道路的合法性，否定中國發展的成就，用如今年輕人流行的説法就是：美國的伎倆是把自己包裝成“高智帥”，而把中國妖魔化為“黑富醜”，把我們妖魔化為精神和文化上的“屌絲”。概括起來説，美國今天的戰略核心就是：在其硬實力不斷下降的同時，轉而通過掌握文化意識形態領導權、通過扮演公平正義化身的形象，其中一個目標也就是遏制中國經濟發展，以其所謂巧實力和軟實力，打擊中國的硬實力——這一點，今天我們大家恐怕都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學術應該講民族復興大政治

大家知道，馬克思是研究資本主義的權威，他曾經深刻地論述了信用與虛擬資本以及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之間的關係，但是，面對今天空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我們可曾有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振聾發聵地揭示金融危機根源的理論成果？國家重金扶持的馬克思主義學科，可曾對當今世界和資本主義的深刻變化作出了馬克思那樣的深刻揭示？這是必須直言不諱指出的第一點。

第二，面對中國燦爛的歷史、近代的屈辱、現代的復興，我們可有李約瑟、宮崎市定那樣恢宏的視野和深刻的問題意識，能夠像他們那樣提出和致力於回答：長期領先於世界的中國何以走向衰落，近代以來積貧積弱的中國何以走向偉大復興這個根本命題——我們可有這樣的研究取向？

第三，面對中國的持續發展和美國的持續衰落這個世界變化的大趨勢，世界秩序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而建立在舊世界基礎之上的舊的思想文化共識已日益不再適用。因此，只有立足當今世界轉變的現實，才能逐步建立起新的思想文化共識、新的普世價值，而中國的文化領導權，只有在積極參與制訂新的世界共識的基礎上才能確立——我們今天可有這樣的理論自覺、文化自覺與自信？可有這樣的知識準備並開始訴諸行動？

學術應該講政治。而這裏的政治，並不是指註釋當下的政策，並不是指為領導講話背書，更不是指乾嘉學派魚蟲之學那種形式主義氾濫。講政治，是指學術必須服務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政治，必須深刻回應當今世界大轉變、人類歷史大轉變這個大政治。相反，今天的情況是：形式主義氾濫。項目太多了，評審太多了，評獎太多了，水分太大了，夜郎自大、故步自封、自言自語、自我欺騙遍天下，學風、文風敗壞——大家不妨去豪華的圖書城看看，你會看到文化垃圾堆積到了什麼程度——而這就是最大的不講政治，因為它掩蓋了我們根本的問題——文化領導權的失落。

當前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缺錢、缺經費，主事的人也許不明白：絕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其實是不需要大筆經費的，除了那些必須進行大規模基層調查研究的項目——需要到基層去的差旅費、調查費，但是，我們現在有多少項目是真正面對基層，是需要跑路的，需要風餐露宿、訪貧問苦的？還不都是高高在上的？當然，我絕不是反對給予那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研究項目以國家資助，但是，資助絕不應該在研究開始前僅憑一摞表格、一通子虛烏有的評審發放，而必須是在成果做出後，對那些確實引起社會反響、確實解決了問題的研究，給予資助和獎勵，而當前的機制卻是相反，長此以往，只能造成既得利益集團分錢，而大家的心思都在申請項目上，誰還有心思去做研究？我們花了這麼多冤枉錢，造成這樣一種文化領導權失落的局面，難道不應該反思？

現在倡導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但卻應該看到，我們離這個目標有多麼遙遠。今天大家經常把學習美國掛在嘴邊上，而忘記了美國學術最講政治這一點。相對來説，美國的學術最關心天下興亡，而這才是真正的士大夫精神的體現。古人説，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所以，我們今天應該知恥，應該從知恥做起，因為知恥近乎勇。

（本文刊載於《社會觀察》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