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是寶，就怕挖不好——讀袁鷹訪談有感-餘亮

前《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袁鷹

我以為，一個老人，越是臨近天年就越是接近他過去的歲月，就好象黑格爾的“兩極相逢”原理要在我們生命的最後時刻附體顯靈一樣。數年前聽錢偉長校長講座時感覺如此，近日讀袁鷹老先生訪談錄《我在<人民日報>的日子》亦如此。

大約5、6年前，我有幸聆聽錢老在仙逝前屈指可數的幾次講話之一。那是開學典禮，坐在講台上的錢老説話有些漫無邊際，聽到下面學生笑了，他就眯着眼睛笑，像個幸福的孩子。説話有一點含混，聽者感覺時空錯亂。比如他説：“同學們，我們要努力學習自力更生，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在封鎖我們！”不知道在説過去還是現在。

都説人越老就越像小孩子。我覺得確切一點説，是當身軀枯萎柔弱如嬰兒，靈魂就會回到過去火紅的青葱歲月。時鐘向後倒轉，那個説話的老人其實活在昨天。

今日讀袁鷹訪談亦有同感。這位近90歲高齡的前《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2006年出版過《風雲側記——我在人民日報副刊的歲月》一書，如同《人民文學》編輯塗光羣先生的《五十年文壇親歷記》、《朝霞》負責人陳冀德女士的《生逢其時》之類，提供了很多歷史人事，是做研究的好資料。不過在這篇FT中文網的訪談裏，袁老的思路顯得平直了些。

與錢老一樣，他回想起小學生時代聽到《義勇軍進行曲》燃起的愛國熱情，依然不能自禁。接近過去歲月的另一面就是對當下現實缺少感知力，太天真。如同錢老不知道“帝國主義封鎖”這個詞已經不再使用，袁老也不太瞭解當下的社會生態。他回憶1930年代“公民課倒不全是政治思想，包括怎麼做人，為人處事，怎麼做一個公民，對待社會，對待長輩，對待國家都有。現在公民課課本沒有了，前些年李慎之同志提倡過中小學校公民課，我也很贊成，公民課應該説比現在的政治課範圍更廣。”按我的記憶，無論是小學時候學習思想品德課，還是前幾年教初中生政治課，課本都包含了諸如誠實守信敬老愛幼好好做人之類遠超政治內容的部分，也就是袁老所説的“公民”教育。或許袁老想到的是1960年代的政治課？

只要不評論現在，袁老回憶過去的事情都很有意思，比如解釋自己為什麼考取之江大學這所教會學校，一個重要的客觀原因竟然是因為那所學校沒有自己的場地，與一箇中學合用校舍，只能等到下午四點才上課，正好給學生留出了白天工作謀生的時間。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自己“沒有加入基督教，也沒有因此對美國崇拜得五體投地了，兩回事。”

看似兩面——一面是愛國，一面是始終強調的“公民意識”。二者其實通過之間複雜的歲月和體驗而聯繫。不像現在很多知識分子，只有“公民範”甚至“公知範”的一面，失去另一面的根基。

袁老對今天的理解包含着對中國未來的拳拳關心。他如此理解今天的言論狀況，説：“從50年代講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徹底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實情，即使在他欣賞的美國，阿桑奇這朵自由之花也遭美國政府摧殘，只能苟延殘喘。網絡共享技術天才斯沃茲也被司法起訴糾纏至自殺身亡。不過中國目前網上的言論之多元和自由其實已經令人咂舌。比如“自幹五”大戰“公知”這檔子事，至少説明言論領域已經不僅僅是官方和公知的二人轉了，有更多負責任者站了出來。另一方面，今天的輿論領域現狀甚至是各種違憲言論都可以大行其道，而且對立雙方互相指責對方違憲。不知道袁老先生要是在網上混，會不會也落得個違憲指責。所以還是年老好，可以在雲端外説説心裏話，很安全。

他如此理解今天的政治制度：“西方國家最後選票上見，我們現在做不到這一點。我們現在選票只是選小組長，或者是學校裏班會這一類。”此話充分流露出老人常見的孩童式天真。我們不能責怪他不知道連過去宣揚歷史終結論的美國大學者福山現在都不太相信選票這個東西，而感慨美國民主失敗了。他也不知道今天在中國鄉村一級已經有直選，很多鄉村流氓都被“一人一票”制度選上台了。我們年輕人不知道這些事情就是愚昧，但袁老不知道則情有可原，因為他深受過1960-1970年代極端政治生活的煎熬，那種煎熬一定是我們這些沒經歷過的人無法體驗的。所以他永遠難以抹去那種陰影，甚至無法撥開陰影理解今天。在這一系列訪談裏他追憶多位文革受害者的遭遇，比如馬鐵丁與老舍同一天自殺，令人唏噓。

我還是很羨慕袁老，因為他還可以做着1980年代中國流行的那種“西方”美夢。那個年代幾乎每個人都是自感幸福的。如今越來越多人醒來，我卻希望袁老不要醒來，就在美夢裏安度晚年。夢斷的艱難由我們來承擔。我和我的朋友早已經丟失了西方夢，因為知道西方現在一團糟。但失卻幻想中的完美榜樣，才更能面對現實，仍然堅持我們的中國夢。和袁老一樣，希望在這塊土地上實現國強民富公平正義人民當家做主。

袁老對前三十年的報界往事瞭解很深，知道很多當時的人事細節，比如胡喬木身上書生辦報和政治家辦報產生的衝突。“衝突”其實是提問記者的預設，其實沒那麼衝突。比如記者問他中宣部會不會“倒過來直接命題，説最近要組織什麼報道嗎？”那意思就差沒問“中宣部有沒有直接改稿”了，可見執念太深。但袁老説：“中宣部同志當時都是尊重報社的，他們都是互相尊重的，遇到比較重要的文章，報社領導就會問中宣部文藝處看過沒有，反過來中宣部內部也會説你們回去請報社領導最後批發，這個基本上沒有什麼矛盾，一直比較順暢。從名義上來講沒有這一條，中宣部也不會承認説同時來領導《人民日報》文藝部，沒有的。但是報社來講就是，有很多文章先請他們看，報社領導尊重中宣部，並沒有形成一個直接的明確的領導關係。”可見事情有其複雜模糊的一面，並非事事都涇渭分明。不過袁老自己也會把一些事情搞抽象了，比如説“黨性和人民常常是二元的”，好像這二者就是割裂的一樣，好像那位糟糕官員説“你到底是為黨説話還是為人民説話”一樣。袁老在《風雲側記》裏是談了很多辯證法理論的，所以應該理解普遍聯繫、相互轉化、螺旋上升等道理。所以我很懷疑是這個訪談沒有體現出他的水平。其中對於大躍進之類的揭露也沒有多少新材料，都是耳熟能詳的東西。

老年人是寶，就怕挖寶挖不好。看看記者的有些提問我不禁莞爾，比如“（1945年）那時能遊行，能辦報，都能嗎？”我真想替袁老回答：能啊，都能啊！明知故問嘛。提問太急切，引導性太強，預設太多。比如“最初對新聞的客觀性和黨性，有何認知？”“怎麼認識黨性和新聞的客觀性？”一看就知道記者有自己的答案，何必還非要藉着一個耄耋老者來磨自己的槍？還是我們虎娃老師最近在談新聞真實性時候説得好——“我不認為主觀性是可怕的，那些在客觀性外殼包裹之下的主觀性才是可怕的”（《也和閭丘露薇談新聞“專業性”》）

提問者如果不想節制，則總能在老者身上得到滿足。幾年前錢老在台上一口氣講了三個半鐘頭，任憑書記副書記副校長怎麼勸都不肯打住。我覺得袁老本來挺節制的，談到的很多材料也很有意思，只是在這個訪談裏，材料被觀點壓制，毋寧只能做個引子，不如直接去看他的《風雲側記》一書。比如書中談及夏衍辦報軼事，説夏衍1946年在進步報紙《世界晨報》上化名開闢《蚯蚓眼》專欄，每次一、二百字，如：“戴笠將軍乘飛機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議論的中心。中國人永遠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輕。”重視制度，頗有點今天的公知範。再比如：“有人寫文章的題目是《希望還在美國》。希望在美國嗎？我們以為民主不是克寧奶粉，它不能廉價從外國運進來的。”五毛範也有了。“蚯蚓眼”簡直就是微博先驅。同樣，在今天袁老訪談裏那些關於自由民主的單調言論，則在任何一個網絡公知微博上都能看到幾十上百遍。記者一遍遍地重複問，老人一遍遍地重複答，實在有點卡帶。

同樣考察那個時代的媒體狀況，張均《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一書對那段歷史就沒有做各種割裂抽象評論，反而説出了各方的真實博弈。陳冀德《生逢其時》則展示出文革文藝的另一面，甚至説出姚文元在生活中其實是蠻窩囊一個人。中國事情無比複雜豐富，概念先行就只能丟失那些親歷歲月。自由、民主、專制等等這些大詞都是懶人的專利，至於耄耋老者，則已經可以安享清閒，説説這些話倒也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