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崛起，誰在迷失：評《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周沐君

《中國新工人：迷失與崛起》（呂途）簡介：中國經濟的崛起造就了一個新的羣體，這就是新工人羣體，我們通常稱之為打工羣體。兩億多的打工者從農村來到城市，本書通過一百多個訪談故事來反映他／她們在城市待不下、卻也回不去農村的迷失狀態。本書強調，迷失是崛起的前奏，中國新工人的主體意識正在覺醒。中國新工人的未來決定着中國的未來。

這篇文章的初稿討論的是我對呂途這本書所採用的調查方法和寫作的評論。寫完之後，在我那個搞學術研究的朋友圈子裏引發了一些爭論。我的一些朋友認為，這本書並不僅僅是要給讀者提供一份關於打工者生存狀況的調查報告，而是要通過寫作，喚醒打工羣體的“主體意識”，從而讓研究者以實踐者的身份參與到“新工人”階層的形成過程中來。因而以任何“學術研究”或“科學”的標準來評論它，都是不恰當的。其實，就算不考慮知識分子在“新工人”羣體形成過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我也意識到，這是一本影響力跨越“學術研究”和“具體社會生活實踐”的書：打工者可能會從那些與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敍述中讀出親切感來；作者在書中對於“公平”和“自由”等概念的論述也許也會讓那些在草根組織勞工服務和活動的積極分子們受到啓發。基於這個認識，我想在展開書評之前先明確我的兩點想法：第一、雖然出於習慣，我在文章裏用了一些學術研究裏才會用到的詞，比如“變量”，但是我的評論並不主要是從學術規範的角度出發的；第二，我並不認為“科學”和尋求公平正義的政治行動應該被割裂開來看，也不認為“科學的研究方法”是象牙塔裏知識分子的專利。恰恰相反，我覺得應該鼓勵在像NGO這樣的社會機構裏從事和調研相關工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科學的研究社會的方法。在文章的後半部分，我會嘗試討論這方面的問題。

從書名來看，這本書想要討論的是“新工人”階層形成的問題。作者呂途沒有用“農民工”、“外來務工者”這樣常見的稱呼，而以“新工人”這個名稱意指一個有着自主意識的、新的社會階層正在形成。汪暉在序言裏對這點大加讚賞，認為這個稱呼體現了作者獨到的理論敏感。可問題在於，研究者當然可以從“理論”上認定新社會階層的形成是重要的社會現象因而決定去觀察和研究它，但中國現在這羣從農村出來在城市裏打工的人究竟是不是在主觀上認同自己是一個新的階級、在客觀上有一定的組織能力，還需要在“經驗”世界裏尋找答案。作為讀者，我更關心的當然也是打工的人的想法，以及促成或阻礙他們自我組織的社會因素，而不是研究者出於什麼樣的政治立場和理論傳統而給這些人貼上的標籤。然而，翻遍全書，我發現真正涉及這一方面的內容少之又少。第一編講打工的人在城市裏生活很困難；第二編講農村的生活和農業生產很凋敝；第三編講打工者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迷失徘徊。這些經驗材料似乎很難支持“新工人階層正在崛起”這樣的結論。作者多次強調，“迷失”是“主體意識覺醒”的基礎。可是，為什麼一個人覺得在城裏住不下去，又不想回農村，他就有“主體意識”了呢？“主體意識”到底指什麼呢？判斷一個人或者一羣人有沒有“主體意識”的標準是什麼呢？這些原本是做社會調查研究的人應該主動向讀者説明的，但是作者在書裏幾乎沒有系統性地交代過自己的看法。我不否認寫作這本書很有可能就是喚醒打工者“主體意識”的一種努力，是“新工人”階層形成過程中的一種力量。但如果這樣的知識生產過程完全脱離打工者自身對於“階層”等概念的認知和想象，免不了就變成知識分子的一廂情願了。

拋開“新工人階級是否已經形成”這個問題，就算我們僅僅把這本書當成一部描寫打工者生存狀況的調查報告，它還是很難另人感到滿意。我認為這和作者收集數據的方法有關。作者在前言裏説，自己運用的是“無預設研究法”和“拼圖研究法”，事先沒有假設，甚至沒有研究題目和訪談結構，然後從訪談材料中提煉出很多“小組合”，再把它們拼成“大組合”。一些學者在評論這本書的時候特別提到這種研究方法，認為它很值得人們學習。但在我看來，“無預設”和“拼圖”帶來的後果只是經驗材料的零碎、難以集中。敍述裏一會講到子女教育問題，一會講到性別意識和婚姻問題，但幾乎所有問題都是蜻蜓點水一般帶過，作者也沒有試圖在它提煉出的這些“小組合”和全書的主題之間建立一些關聯。最令人錯愕的地方在於，作者似乎沒有意識到“打工者”可能是一個異質性極高的羣體，因而在調查報告中幾乎沒有給這個羣體分類。唯一的一次分類，選取的變量是年齡：作者認為70、80、90年代出生的打工者是三個不同的羣體。但這個分類又沒有貫徹到各種問題的分析中，比如這三代打工者對於“返鄉”的看法是不是相同。分類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於讓敍述更為有條理性，更在於方便讀者從更多的角度去觸碰打工羣體真實的生活。這些人所從事的行業、職業發展軌跡，受過的教育，和他們對勞動的想法、對婚姻的想法、對未來生活的想象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然而在這本書裏，我們卻很難看到這種生動的敍述。不管提到什麼問題，作者最後總能籠統地説，新工人如何如何——新工人羣體的歸屬地應該在城市，新工人想回老家的城鎮生活。是所有來城市裏打工的人都這麼想呢，還是作者覺得他們都應該這麼想呢？

我想説的第三點是關於作者的寫作手法。全書在很多地方做了倡導性的呼籲，但是對於具體社會問題的描述在邏輯上卻很跳脱。寫作的方法幾乎都是，先通過羅列訪談材料説明某件事情對打工者而言是造成他們生活困境的因素，再從價值上呼籲大家關注解決這些問題。對調查社會問題的人來説，為弱者的權利鼓呼，也是理所應當的。但不少呼籲卻因為作者沒有儘可能多的瞭解社會問題發生的內在邏輯而顯得非常空泛。比如説到打工子女的教育問題，作者只是説，“社會應當承擔責任”。要承擔責任，起碼得有具體的人和組織機構，有具體的權力運作方法。“社會”是誰？如何“承擔”？“責任”怎樣劃定？是説當地政府應該出錢確保所有打工子女都進公辦學校，還是説要調整政策，允許甚至鼓勵民間辦學？如果民間辦的打工子弟學校在現階段是有存在價值的，政府應該怎樣支持這些學校？政府可以做什麼，應該做什麼？對這些問題，不瞭解具體情況的公共知識分子們只能從“公民權利”這些大詞上做些泛泛的呼籲，而作者作為一個受過專門學術研究訓練，且在一個專門開設了打工子弟學校的NGO裏工作的研究員，比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更貼近打工者實際的社會生活，理當作出更為貼切的分析的。再比如，談到“產業內遷”的問題，作者僅僅是零散地羅列了一些材料：有的人説在離家近的地方打工更加好，有的人説廠子開了還是不能去上班。然後就得出結論説，“產業內遷”政策僅僅惠及資本，卻不能使當地居民和打工者受惠。最後呼籲“產業內遷”政策“不能任由資本的邏輯掌握”。那麼當地資本運作的邏輯究竟是什麼樣的邏輯呢？產業內遷究竟為什麼不能讓當地居民獲益呢？很多人誇獎這本書寫得平實易懂。在我看來，作者敍述社會問題的時候確實平實，因為用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語言，但真到總結問題的時候，就跳到一些很大的詞彙上，比如“資本”、“社會”，同時完全不對這些大詞所指代的東西做明晰的交代。她的呼籲雖然發自同情打工者艱難處境的真心，這呼籲卻是不指向任何行動力的。

在我和朋友對這本書的討論中，我發現只要自己一從方法的層面對作者提出質疑，反對的人就總會緊跟着強調，要結合這本書的寫作意圖和整個社會環境來分析，不能只從內部探討它在學術研究上是否自洽。我的想法是，一個社會機構出的調查報告，除了讓它動員的對象看了以後產生認同感，其實也還是可能有很多其他目的的，比如向公眾傳達一些經常被忽視的信息，通過向公眾描述某個特定人羣的生活狀態從而獲得更多同情理解，向政府解釋某件事情在當地的運作機制從而提出政策建議。達到這些目的所需要的手段並不完全與學術上做調研的原則相背離。當然，我也意識到這兩種調查會有很不一樣的地方。而且這類調查的目的也很多元化，恐怕很難提出一個統一的標準。因為似乎很少有人在中國的語境下探討過，像NGO這樣的社會機構該怎樣做調查，我作為一個接觸過不少機構、讀過不少這一類型的調研報告的社會學研究者，就在這裏拋磚引玉，提三條我認為可操作的建議。

第一，慎用理論名詞。因為用多了會造成困擾。比如呂途這本書裏，除了前面提到的“主體意識”、“新工人階級”，在談及打工羣體迷失在城鄉之間的時候，她還自創了一個概念，叫作“精神臆化”。而在我看來，這些詞彙的運用除了讓調查報告看起來有點像學術作品、並且讓真正想明白事情運行機制的人感到糊塗之外，真的就沒有其他什麼作用了。就拿這個“精神臆化”來説，作者的定義是：一個人身體和生活在一個地方，但是歸屬感和精神卻在另一個地方；一個人生活在一個空間裏，但是維持這種狀態的精神支柱卻在另一個空間裏；維持一個人現在狀態的動力來源於通過這個狀態不可能實現的一種臆想。一個人把精神歸屬到別處，為什麼就變成社會問題了呢？至於現狀裏缺乏幫助人們實現目標的手段，這不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功能主義的越軌社會學理論嗎？有必要新造出個拗口的詞彙來描述這種狀態嗎？這麼拗口的詞似乎也很難在打工羣體中引起情感上的共鳴。

第二，調查儘可能“專題”化。因為那種公眾一無所知、需要作者做全景式描述的羣體，並不是很多。比如這兩年大眾媒體和知識分子對打工羣體的探討其實是很多的，不少城市中產階級和政府官員可能仍然對這個羣體很漠視，打工羣體對於公眾卻不是全然陌生的概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挑一些開口比較小的問題來寫，可能更有感染力。呂途的書裏寫到有老師在打工子女面前貶損勞動者的價值，在勸學生用功上進的時候説“你要不好好學習將來就會變成你媽那樣”。在我看來，勞動價值觀的培養，打工子女形成人生目標的過程，這些就已經是很有價值的命題了，值得寫一本像《中國新工人》那麼厚的調查報告。但我們現在拿在手上的卻是一本包含了十幾個這樣好的命題，卻沒有把任何一個深挖下去的調查報告。

第三，重視定量和一些比較“硬”的數據。社會組織做調查，往往偏重定性的調查方法，覺得要讓研究對象主動站出來説話，要寫這些人是怎麼想的，以便公眾更好地理解這些人的觀念。這些都沒問題。但生動感人的調查報告恰恰不是單靠訪談材料的拼湊，而是要把這些人的想法和想法形成的過程放置於一定的社會環境和人物關係當中。有時候定量的數據和一些面上的材料，比如地方的政策，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情況，對於人們更好地理解調查對象，也是很有幫助的。

其實寫下上面那些文字，我心裏也是很猶豫的。雖然我一向喜歡強調研究的專業化，我也明白，寫作這樣一個主題，關聯的肯定不僅僅是研究，甚至，對研究者本人、她所在的機構、研究的資助方，以及作者期待的讀者羣而言，研究不是研究的主要目的，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引起社會的關注和廣泛討論。也許還有人會説，打工羣體的生活已經很困難了，現在國內的調研環境又不寬鬆，在這樣的情況下能寫出一本書來，記錄這個特殊羣體的生存狀況，就已經是很有價值的事情了，為什麼還要對它提出批評？事實上，我本人就是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做研究的，對收集數據的辛苦深有體會，對於作者的勞動也是很尊重的。從調查方法和寫作的角度提出批評，也是希望包括作者在內的很多在NGO從事帶有研究性質工作的人能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現在已經有不少社會機構都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重要性，甚至把調研看成社會運動的手段之一。但是不少人還是僅僅把社會調查當成倡導的附庸，當成達致某種理念呼籲的工具，而沒有意識到，做一個好的社會調查，生產關於社會的知識，這本身就是有價值的。民間機構也只有掌握這種技術，成為一個專業的對話者，才能真正擺脱強權的控制，擁有更多在公共領域裏發言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