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人權，加拿大原住民向中國求助？-宋魯鄭
全球華人在歡度新年之際，加拿大卻陷入原住民大規模的維權抗議示威運動中。這也是繼2012年持續長達半年、規模空前的學生罷課運動以來，第二場席捲加拿大的社會運動。原住民本是加拿大最早的主人，現在他們也擁有“第一民族”這一崇高無比的尊稱。如果用台灣民進黨的思維邏輯，現在的加拿大政府是不折不扣的外來政權。
不過，誰也想不到這些加拿大真正的主人，卻面臨着“人權受到嚴重挑戰”的危機（2012年底大赦國際根據聯合國人權組織的調查發佈的最新報告），是加拿大這個富裕國家最貧窮、最邊緣化的羣體。
更令世人想不到的是，多年來，為改善自己的人權狀況，原住民們四處向國際求助，這也包括中國：2012年2月加拿大總理哈珀訪問中國時，卑詩省的5名酋長代表7000民眾聯名寫信給中國領導人胡錦濤以及致信中國媒體，要求過問加拿大的原住民人權問題。該公開信開宗名義：“我們寫信求您向總理哈珀提及加拿大人權問題。我們從以前的媒體報道獲知，總理總是挑釁貴家的人權問題”。 並在信上列舉了一長串問題：許多原住民婦女失蹤和被謀殺、遭警察不公正對待、監獄中有過多的原住民、能源開發項目沒有得到原住民同意等。
其實加拿大在此起彼伏的原住民維權運動中，中國元素經常亮麗展現，比如常常在遊行隊伍中見到中國鮮豔的五星紅旗。
加拿大原住民為改善人權，除了致信中國領導人和媒體，還有不少創意。比如2011年8月，在加拿大亞太基金會的協助下，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原住民首領們公佈了一份名為《原住民——中國：關係演進發展計劃》的策略報告，旨在探討如何加強與中國的關係，為原住民年輕人、老年人以及企業創造更多的經濟、文化和教育機會。
而之所以推出這個行動計劃，真相便由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原住民議會議員達夫·波特在新聞發佈會上一語道破了：“目前，我認為省政府和聯邦政府（在發展與中國的關係中）都把原住民排除在外。我們希望能夠實質性地參與到各種貿易代表團、投資決策和各種機會中去。” 加拿大做為西方主要成員，一向以人權之國自居，經常站在人權的高地對他國裁判一番。世人或許不解，何以加拿大真正的主人原住民，竟然面臨“人權受到嚴重挑戰”的境況？一個如此關心他國人權的加拿大政府，何以就對本國人權問題視而不見？
加拿大原住民向中國求助，第一個原因自然是人權困境所逼迫。根據大赦國際的報告2012年12月19日的報告，加拿大原住民在“在條約和土地權利的尊重、貧困、平均壽命、針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行為、明顯居高的被逮捕和被監禁比例、獲得政府住房、醫療、教育、保護兒童及水資源等方面”正經歷嚴重的人權危機。除此之外，加拿大將原住民身份和保留地、部落長期“鎖定”，拒絕承認幾十萬未認定身份和混血原住民後裔，對原住民保留地落後、混亂狀況漠然視之，以“自治”為由盡數推給原住民社區和首領。這些都是不利於原住民融入現代文明，享受加拿大公民平等權力、生活的狀態。
這一次引發原住民全國性抗議示威浪潮的事件，也和他們的權益受損有關。2012年12月初，加拿大總理哈珀推動通過C45號法案，解除第一民族族人守護水源盆地、河流以及湖泊的權力。這項法案除了侵犯第一民族的土地主權，同時對美加地區的飲用水水質構成威脅。如此民選政府竟然通過法律形式公然剝奪已是弱勢民族的權力，令人感慨萬分。
其次，是加拿大對人權難權人士的各種打壓。比如在大赦國際報告發表之前，安大略省的阿塔瓦皮斯卡特（Attawapiskat）原住民社區女酋長史賓賽(Theresa Spence)就開始在首都渥太華國會山附近搭帳篷絕食，進而引發了全國性的抗議示威活動。而她這所以選擇絕食這種決絕的抗議方式，是因為2012年她向聯邦政府報告了其社區面臨的住房和生活危機，結果卻引來了聯邦政府對其管理的社區進行財務審計，史賓賽認為此舉為的是破壞她的信譽，於是進行抗議。（不過，必須指出的是，西方在對待異議人士方面手段就是先進。除了查税，財務審計，還有刑事罪名，如維基百科創始人阿桑奇的離奇強姦案）
第三個原因，可從加拿大政府面對大赦國際根據聯合國人權組織的調查所發佈報告的態度上得到答案。加拿大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對聯合國的做法感到不解，因為它“把稀缺的資源用在加拿大這樣的民主國家，而不去對付伊朗和敍利亞這樣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
加拿大政府的巧妙回應確實讓經常被西方批評的中國大開眼界。它沒有指責大赦國際和聯合國人權組織干涉內政，也沒有否認事實，而是認為它們應該批評更嚴重侵犯人權的國家。套用中國的流行語就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只是加拿大想過沒有，當你拿人權向他國説事的時候，是否接受他國持同樣的邏輯？中國是否可以批評加拿大沒有把這種稀缺資源用到伊朗和敍利亞這樣的國家？ 不過，不管加拿大政府回應方式如何新穎，但表達的信息卻只有一個：不接受聯合國人權組織和大赦國際的指責。這種做法，倒是可以和伊朗、敍利亞等國並列為伍了。
第四，加拿大做為民主國家，自認有充足的表達機制和渠道。然而，這些表達機制卻並未發揮其應該發揮的作用----平心而論，這是任何國家都有的事情。中國有上訪制度，但卻未必能有效解決上訪問題。
比如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是一個在1990年代，由加拿大政府所掌管的重要委員會。它評斷過去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羣的政策，像是住宿學校，並且提供許多政策建議給政府。然而，大部份皇家原住民族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到目前為止都沒有被聯邦政府應用。
再比如，加拿大有就業平等法，根據這部法律，原住民族是一個被指定為包含女人、可見的少數民族和弱勢族羣的團體，但他們在法案下和在加拿大統計局的觀點裏不被認為是一個可見的少數族羣，因而有相當多的權益受損。
或許從中國的角度看，原住民們最重要的表達渠道是遊行、示威。比如最新的表達就是2013年1月17日舉行的全國抗議運動，期間更堵塞連接加拿大和美國的邊境大橋。而此橋每天通過數以千計的貨車，美加兩國間25%的商品貿易都由此通過。
只是，這些手段過去原住民都用過，其人權狀況卻並沒有得到改善。
第五，加拿大原住民有一百多萬，這在人口不過三千萬的加拿大來言，可算是一個龐大羣體。更何況，傳統上他們擁有加國大片領土，對當地資源項目有重大影響力。所以在加拿大開拓商機的中國不可能和加拿大政府一樣無視他們的存在。據《華爾街日報》透露，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就一直與加拿大多個原住民團體，在多倫多及温哥華直接洽談投資這些部族的資源項目，摒棄以往僅與政府接洽，“架空”居民的做法，大走“親民路線”，派人親自向原住民講解項目發展，盼減誤會爭議，爭取民間支持。要知道，聖誕節前爆發的抗議活動導火索之一就是酋長們普遍對2012年底通過的綜合預算法案中加拿大水域航道保護法等自然資源開發條款缺乏徵求原住民意見感到極度不滿。
但令誰也想不到的是，如此利民之舉卻引發加國情報部門注意，開始調查中資企業與原住民團體的關係。哪些參與其事的加拿大人也被約談喝茶（在加拿大就是“喝咖啡”）。温哥華律師亞歷山大（Merle Alexander）説，他在阿省愛蒙頓一次會議，就中資企業如何與加國原住民達成交易的問題發表演講後，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就找上他，向他兩度詢問詳情，最近一次是去年秋天。
為了理解加拿大情報部門對原住民的極端立場，不妨引述前高級情報官岡田克的一段話。他對加拿大執政保守黨容許中國人與原住民越來越多的互動感到不滿，於是他在多倫多《太陽報》抱怨説：“如果加拿大保守黨想要擁抱中國的話，乾脆就把他們的黨旗換成中國共產黨的旗幟吧”。
真不知道加拿大是以何種心態來看待原住民。他們是不是把原住民當作要分裂國家的分離主義者？或者主張原教旨主義的什麼斯坦？
正是由於長期以來加拿大的原住民在體制內維權效果不彰甚至遭到打壓，才迫使他們不得不向國際社會包括中國進行求助。這裏需要多説一句的是，他們之所以向中國求助（其他國家還有美國、日本等），除了中國國力強大，在國際上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恐怕還是由於中國的人權狀況並不像西方所渲染的那樣一無是處。
不過客觀而言，加拿大原住民的人權狀況和過去相比，還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比如以加拿大的原住民教育為例。20世紀的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是加拿大教育 史上最醜陋一頁。寄宿學校的目的是強迫“開化”原住民兒童，教他們英文或法文，將其轉換為基督教，結束其傳統生活方式。但是這些學校管理粗暴混亂，原住民的大量兒童受到包括性虐待在內的各種身心傷害，全國範圍內到底有多少原住民學生在就讀期間死亡，被埋葬在寄宿學校沒有標明的墳墓裏面，到現在也沒有準確數字。
可以説公開進行文化同化的寄宿學校制度，是加拿大歷史上最大的文化悲劇之一。後來加拿大聯邦政府公開承認上述行為是錯誤的，並公開向受害者道歉。
從海外的角度看，此次加拿大令人質疑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這一次席捲整個加拿大的抗議行動已經持續兩個多月，但卻幾乎被西方各大媒體所“忽視和淡化”（説的直白一點就是封殺），這和阿拉伯之春或者其他國傢什麼之春、什麼顏色的表現完全不同。我們不妨想想，中國的維權人士在國際上享受的撲天蓋地的鎂光燈和光環豈是加拿大原住民所能比的？這恐怕不僅表現了西方的雙重性或者虛偽性，更顯示了西方在當今世界上所具有的話語權和裁判權的實力。
當然本文的目的並非要中國和加拿大一樣，以他國人權不足為自己的人權問題辯護。而是要指出一個事實：任何國家都由於歷史、文化或者發展階段的原因而有人權問題，借用習主席訪美時説的一句話：“人權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加拿大還是好好看看自己，想想怎樣解決好自己的人權問題，才是對世界人權最好的貢獻。
最後，還是引用星島日報的一個評論，以給加拿大政府警醒：加拿大政府有必要檢討這個歷史留下的燙手山芋，如果不予以根本解決，難保數十年之後，會在“魁獨”勢力以外，“原（住民）獨”也橫空出世。到時候，或演變為無法調和的政治矛盾，加劇內耗。加拿大這個全球第二大國土的富饒國家，就分分鐘落得大而無當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