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口“平墳復耕”考驗地方治理-李昌金
河南周口市如火如荼的“平墳復耕”運動，由於豫省人士、媒體學界乃至官方媒體的集體質疑，以及《殯葬管理條例》的修改而偃旗息鼓，是喜是憂？是逗還是句號？周口市政府真的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甚至千夫所指的事嗎？
筆者不贊同輿論對周口市政府一邊倒的批評，周口市的“平墳復耕”儘管有瑕疵，但並無大錯。筆者認為，周口“平墳復耕”運動在現階段中國地方治理中具有正當性和合道德性，或者説它符合中國鄉村治理邏輯。因此，在針對周口“平墳復耕”的輿論風暴平息之後，回過頭來對其進行一番冷靜思考十分必要。這一思考的結果或關乎中國地方鄉村治理的未來走向。
周口“平墳復耕”運動在現階段中國地方治理中具有正當性和合道德性，或者説它符合中國鄉村治理邏輯
遷墳有違孝道？
周口“平墳復耕”運動飽受爭議併成為眾矢之的主因，是許多人認為周口“平墳復耕”有違孝道文化和喪葬文化、“平墳復耕”實為“平墳賣地”、“平墳復耕”變成殯改風暴……等等。先説説周口“平墳復耕”是否有違孝道文化和喪葬文化。
周口“平墳復耕”不是“毀墳復耕”而是“遷墳復耕”。“遷墳”自古有之，“窮搬家、富遷墳”就是這一喪葬習俗的體現。在中國，“平墳復耕”也非周口市政府首創，殯葬制度改革從來就沒有停步，上古三代乃至秦漢盛行厚葬，戰國秦漢逐漸地改以木偶泥俑取代活人入葬，宋朝大儒程頤、司馬光等都反對厚葬。清末新政改革中，也有人提出革除厚葬陋習，移風易俗。隨着西風東漸，火葬更成為當政者提倡的殯葬形式。共和國建政之初，開國元老們就簽字同意死後火化。上世紀七十年代，周恩來總理自掏了70元，將其在淮安的七座祖墳全部平掉（當然，文革時期的“平墳燒屍”是絕對錯誤的）。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建設迅猛發展，工業化、城鎮化，修鐵路、建高速等都涉及大量遷墳，如果大家都死守“遷墳”就是違揹人倫、泯滅人性，政府動員遷墳就是野蠻的暴政，進而抵制一切形式的遷墳，那麼今天的“中國奇蹟”、 “中國經驗” 還會存在嗎？
誠如一位網友在論壇發貼所言：“我認為平墳沒錯，以我生活的地方廣州市番禺區為例，番禺十年前就做了平墳的事，當時我也很不理解，也以為對不起先人，我爺爺及祖先的墳就是當時被平的。當時掃墓的山頭到處是山墳，現在墳山變成了大崗十八羅漢山森林公園，現在番禺的大夫山森林公園也是平墳後出來的。不平墳的話，現在那些公園都是光山頭，全是墳地，哪會成為我們假日遊玩的地方。死人與活人爭地在我們這裏是不爭的事實，不平墳，活人以後真的沒地生存的”（其實網絡也不乏支持周口做法的聲音）。因此，周口“遷墳復耕”與孝道無大礙，也不違喪葬文化。
周口政府錯了嗎？
在周口平墳輿情繼續發酵過程中，經過記者的深度挖掘，發現周口“平墳復耕”的動機源於當地政府的“土地飢渴”，即地方政府通過平墳復耕與建設用地“增減掛鈎”政策找到連接點。媒體報道稱，周口市通過平墳復耕增加了3萬畝耕地。對此，周口市政府沒有給出正面的回答。
筆者以為，就算“平墳復耕”是為了換取建設用地也沒錯到哪裏去，甚至可以説無可厚非的，因為“發展才是硬道理”。當今的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競爭非常激烈，可謂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發展靠什麼？工業化、城市化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而制約工業化、城市化的最大瓶頸就是土地。有媒體報道，近年中央批給河南的新增建設用地指標每年只有25萬畝左右，而根據河南自身的建設規劃，其每年土地指標缺口在50萬畝。周口市“十二五”期間，僅機場建設就需要用地1.5萬畝。沒有土地拿什麼去發展？
周口市政府在“平墳復耕”運動中的確採用了某些運動的方式，即以行政手段，層層下達任務，通過典型引路、黨員幹部帶頭推進平墳復耕的做法。周口市政府網站刊文：“對還沒有平、遷的墳頭，堅決平、遷到位，不留死角”、“要一戰到底”。 商水縣朱集村村支書朱偉要求，村幹部不帶頭，就免職；教師不帶頭，就停課；黨員不帶頭，就撤銷黨籍。筆者認為，這些做法的確有些簡單粗暴，不過，對此應從多維視角全面、辯證地看待。
在農村實際工作中，這些做法有時甚至可以説必不可少。在中國是一個有着幾千年封建社會歷史的國家，如果不動用強大的行政資源，形成強大的高壓態勢，拿出矯枉過正的決心和措施,要衝破千百年來傳統習慣勢力，開展像殯葬改革這種涉及千家萬户利益、個人訴求千差萬別的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筆者贊同商水縣楊珺縣長説的：“殯葬改革是我國社會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幾千年封建陋俗徹底決裂的偉大壯舉。”
周口“平墳復耕”所採取的工作方式，其實是運用我們黨在長期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形成工作方式，即政治動員機制，同時也是社會動員機制。實踐證明，這種具有中國社會特色的社會治理機制，符合中國社會的特點，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治理模式。可以這麼説，政治動員機制是我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寶，也可以説是我們國家的政治優勢之一。建國以來（包括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們取得成功的領域，如水利建設、植樹造林、土地改革、計劃生育、糧食徵購、農技推廣……等等無不是採取這種社會動員所取得成果。
不可否認，這種帶有人治色彩社會治理方式與法治社會的要求有差距，它終將淡化直至消失，但基於中國特殊的國情，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這種政治動員機制，以及壓力型行政體制，還有它的存在空間。
部分村民恢復被平的墳頭
殯葬改革不能停
周口“平墳復耕”運動引發如此大的激烈爭議，是微博時代社會多元化和“自由化”語境下，公眾的共同利益與個性化利益衝突的體現，也是我國在“西化”背景下東西方社會治理理念混亂的體現。
這些年來，在社會治理領域伴隨着與國際的全方位“接軌”， 很多本民族的治政理念、治政道德和治國經驗丟掉了，廣大基層幹部和人民羣眾經常被排斥在國家、地方以及社區事務決策與管理之外，當今中國社會諸多問題不能不説與此高度相關。
當今的中國，居於廟堂之上的官員、體制內外的學者中，缺乏基層實踐經驗的人居多，在這些人頭腦中多有舶來的教條、少有對國情的深刻理解。如果讓沒有任何實踐經驗，既不懂企業、也不懂基層政府的書生來制定農村政策，鄉村治理不出問題才怪。中國真正需要的是基於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主義和經驗主義，在此基礎上借鑑吸收西方近現代社會改革成果。
基於上述認識，周口平墳“平墳復耕”如果因為社會輿論的壓力，或因《殯葬管理條例》個別條款的修改而半途而廢，其負面效應影響的就不光是周口市，也不光是河南省而是全國。我國的殯葬改革無疑將遭遇重創，同時，其他類似涉及千家萬户、需要進行社會動員的農村工作必將受到影響，基層幹部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性也將受到打擊，最終影響的是農村的穩定和發展、是農村全面建成小康目標的實現。因此，應當支持周口的“平墳復耕”，可以按照“鼓勵試、允許看、不爭論”原則讓河南搞下去。同時，河南省應針對殯葬改革工作中存在的問題，要認真整改、完善制度，要做過細的羣眾工作，最大限度滿足和平衡社會各方的利益要求，使殯葬改革真正成為利國利民的好事，籍此帶動和促進全國殯葬事業科學發展。
作者系江西宜黃政協委員，宜黃拆遷自焚事件中曾撰文《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