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香港奶粉案的“壞BOSS”？-魏峯

香港奶粉限購令出台後，截止3月2日上午8點，已有25人因違規帶奶粉出境在香港被捕，其中包括17名香港居民和8名內地人。

3月1日起，根據香港《2013年進出口（一般）（修訂）規例》，任何人一天內最多隻能攜帶不超過兩罐的嬰兒配方奶粉離開香港，違例者一經定罪，可被罰款五十萬港元及監禁兩年。據報道，截止3月2日上午8點，已有25人因違規帶奶粉出境在香港被捕，其中包括17名香港居民和8名內地人。

眾所周知，這條法例出台的原因，是由於過去一段時間裏，一些港人和大批香港媒體，不斷激烈批評、抗議甚至組織圍攻謾罵大陸旅客，指責因為大陸人在離港時買走了太多奶粉，不但抬高了價格，甚至導致對香港本地居民的供應不足，是可忍敦不可忍，要求香港政府必須採取強力行動遏制“陸客搶奶”。

但事實上，香港嬰兒奶粉“短缺”並非真是因為內地的大量採購。香港多家媒體在採訪中發現，在本地居民抱怨購買奶粉困難的幾個地區，當地藥房（香港嬰幼兒奶粉在藥房出售）內存貨也相當充裕，只是店主為了謀求更高利潤，故意惜售以便加價。而從全港範圍看，更不存在真買不到嬰兒奶粉的危機。其實只要用常識想象一下，既然人生地不熟的大陸旅客都能買得到奶粉，本地居民為什麼反而找不到奶粉呢？

顯然，香港其實是遇到了商人囤積居奇，或者串通組織價格卡特爾的情況。事實上，就新聞所曝光的情況來看，哪怕就是在香港和內地間直接倒賣奶粉的“水客”，大多數也是香港居民。港府自己承認“水客”中約有六成是港人，根據現在被捕的違例人員看，港人佔的比例實際還要更高。

但結果無論是香港輿論攻擊的矛頭，還是新法規條例針對和打擊的對象，卻都還是將大陸旅客當成了“壞BOSS”對待。無論港府、港媒、港人們如何解釋，都難以掩飾住對本地利益集團毫無辦法，甚至不敢面對，只一味的將責任推卸給內地的事實。這種行為不但對內地和大陸旅客是非常不公平的，而且對於香港本身也非常不利。

香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經全面去工業化，如今全港的經濟命脈所繫，除了金融之外，唯有貿易，以及依附貿易生存的航運、運輸業而已。而且從提供就業崗位的角度看，貿易對於香港的重要性更遠在金融之上。而香港的貿易樞紐地位，幾乎完全依賴它是中國（大陸關税區域）與世界其它地區主要貿易轉口港之一。如果人們不能再相信，在香港可以正常、穩定的對內地開展進出口業務，那香港還能剩下什麼價值可言？

但此次事件給人感覺就是，從社會到政府，現在全港上下都根本不在意，與內地往來會受到什麼影響。這次是嬰兒奶粉，下次會是什麼？從這個意義上説，限制奶粉出境本身事小，但它發出的信號，對於香港來説卻是嚴重的不祥之兆。

香港應該警惕自我邊緣化

從這次限制嬰兒奶粉出境風潮的前前後後，可以清楚的看到，香港社會如今有着一股很強烈的怨氣感。怨氣的來源，本是香港多年來一直沒能找到經濟轉型的出路，除了少數富豪和精英，大多數中下階層民眾實質收入和生活水準不進反退。但由於種種原因，這股怨氣的發泄口，現在越來越被引向將內地和大陸訪港旅客作為出氣筒，這是相當危險的。但從年初大張旗鼓的“蝗蟲論”到現在港府近於公開出面，這種趨勢反而在更迅速的惡化。

目前，中央和大陸各級政府還能出於大局考慮，盡力在內地淡化這種矛盾，但現在內地與外界的接觸與交流，早就越過了政府能夠控制信息的門檻，這種手段的效果已經很差。而內地居民同樣是有脾性的、有自尊的，要讓他們都在長期的歧視言論和措施下，仍然能一直保持寬廣的心胸，這種“十三億人民皆堯舜”的想法固然好，只可惜不太現實。現在網上已經能看到很多對香港的反彈情緒。而且長此以往，中央和其它各級政府能否永遠保持耐心和信心，同樣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在改革開放之前和初期，香港是中國對外的唯一主要貿易窗口，也是主要的外部投資來源地之一，對於中國經濟來説，確實是具有難以替代的極重要作用。但在中國已經充分融入國際貿易圈的今天，香港已經再無原來的地位。除了在金融上，國內暫時還沒有能迅速全部替代香港功能的城市外，其它無論是航運、旅遊，還是轉口貿易，都有太多地區完全有能力，在短期內就全面代替香港的功能。就是近年來興起的奢侈品和高檔消費品零售，也有韓日新馬，甚至歐美國家正極力奪佔更多中國人的消費份額，香港並不是可以高枕無憂的。

香港現在最大的優勢，其實是國人由同胞情自然而生的親近感，中央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決心，以及幾十年來香港在內地一點一滴積累下的文明、友善、公平的印象。失去了這些，香港也就失去了作為東亞經濟核心樞紐之一的根本，儘管不會退回到原來漁村的模樣，但卻很難避免如威尼斯那樣，漸漸從經濟舞台的中心滑開，淪落為又一個被人懷念昔日榮光的花瓶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