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雨”還是改革“李家城”-魏峯
中學課本曾有一篇由趙樹理撰寫的短文《求雨》，描述了土改前後一個村子修葺水利的故事。
土改之前，村子的領袖是擁有一半土地的大地主周伯元。這個角色曾自述：“我這領導求雨不過是個樣子，其實下不下都好——因為一半金斗坪都是我的，下了雨自然數我打的糧食多，不下雨我可以用一斗米一畝地的價錢慢慢把另一半也買過來。”而從農民的角度看：“大家餓着肚子跪香，你屯着糧食不出放，反而只用一斗米一畝地的價錢買我們好地，求了十來次雨，就把金斗坪一半土地都買成你的了”。
既然下雨不下雨，受益者都是擁有土地和充裕資金的大地主，他所控制的“村政府”自然沒有大修水利，改善經濟基本面的動力。反而樂於領導“求雨”來凝聚人心，為自己的壟斷提供道德合法性。地主階級不需直接經營土地，坐食地租即可安富尊榮，其在掌握社會剩餘的同時，沒有發展生產的積極性。
**今天的香港也有一個旱澇保收的統治集團——李嘉誠代表的金融—地產集團。他們和舊日的地主階層一樣，不需要改善香港經濟基本面也可以獲得鉅額利潤。在面對經濟困難的時候，地主借求雨安撫人心，富豪操縱的媒體則攻擊內地以獲得政治正確性。可以説，歷史從來不新鮮。至於説解決方案，當年金斗坪村剝奪了地主的土地才能改善生活，今天的香港如果不能擺脱少數寡頭統治，經濟、尤其是平民的收入就不會有任何改善的希望。**香港，你還好嗎？
一 港人排外？沒自信？
近來，香港爆發了部分人舉港英殖民旗幟上街圍堵、謾罵內地旅客的事件。1月27日，“香港自治運動”男女網民在港鐵旺角東站外高舉紙牌與英國殖民地旗幟，高叫口號“光復香港，還我奶粉”、“一簽一行，趕走水賊”等口號，示威者更圍堵乘客，向拖着行李路過疑似內地人指罵。
類似事件並非首次發生，由於“雙非嬰兒”、“水客”及內地遊客湧入等問題，香港已多次爆發與內地間矛盾，社會上瀰漫着對內地的疏離、隔閡甚至仇視情緒。此前在去年9月，即有示威者在港鐵上水站出口高舉“中國人滾回中國”紙牌圍堵謾罵內地人，斥喝對方“蝗蟲”、“畜生”及“滾出香港”。部份示威者更高舉英屬香港旗幟及穿着有英國國旗的上衣，要求香港自治。
為何一向被內地人視為開放自由、法治公平的香港，曾多次在內地受災時伸出援手的香港人，在迴歸十五年後竟然愈加與同胞疏遠和仇視，甚至開始懷念殖民地時代？這還要從香港的經濟社會現狀説起。
香港曾經是個工業城市。1970年，香港製造業曾佔GDP的31%，45%的香港人在工廠工作。自身的勤勞給香港經濟帶來了高速發展。香港也因此從一個純粹的轉口港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不過大部分工業都屬於層次較低的加工業、輕紡業。
1997年後的香港，並未能充分利用自身背靠內地、面向世界、資金充沛的優勢進行產業升級，反而由於產業不斷空心化促使經濟發展緩慢，貧富差距拉大。隨着香港房價不斷提高和內地的產業升級，香港製造業不斷北遷，目前以金融、地產、航運、商貿、旅遊為代表的服務業在香港經濟中所佔比重已超過九成，而其中勉強稱得上優勢的僅有金融和商貿，後者還得益於隱形走私和內地遊客的貢獻。
這種畸形的產業結構直接造成經濟發展缺乏動力，中等收入職位供給不足，貧富懸殊等嚴重後果。十五年來，內地的人均GDP從774美元增長到6100美元，增加了近7倍；同期香港人均GDP僅從27000美元增至不到35000美元。與同為亞洲四小龍城市經濟體的新加坡比較，2011年新加坡人均GDP從2001年香港的93%反超至134%。甚至深圳的人均gdp也預計在5年後趕超香港。香港已經不再是窮困鄰居中間的富裕孤島。
更令人失望的是，扣除通脹和匯率影響，按照香港統計處的計算，2001年至2011年家庭收入中位數實際下降了2.9%，亦即2011年普通家庭比2001年更窮，同期新加坡卻增加了18.1%，內地則翻了不止一倍。此外最近幾年香港房價的迅速攀升又雪上加霜，2011年香港房價收入比為11.4倍，高居全球榜首，由此造就了大批香港市民只能蝸居陋室，望樓興嘆。時至今日，香港仍有超過10萬人居住在人均面積不足3平方米的籠屋內，這種在一個房間內塞滿十二個人的貧民窟被英國《每日郵報》形象地稱為狗籠。
經濟停滯，貧富差距擴大，昔日的內地窮親戚快速發達，自然引發香港民眾種種複雜情緒。此時香港的社會精英並未主動承擔責任，反省香港自身存在的問題，卻將其歸咎於內地和中央政府，藉由“雙非嬰兒”和“水客”等事件，煽動普通市民的對立情緒，以此為自己尋找脱身的藉口。然而追本尋源，這些問題本來就是香港部分精英和上層一手製造出來的。
二 攻擊內地？掩飾無能？
所謂“雙非嬰兒”，它起源於2001年香港終審法院的一項判決，此前香港《入境條例》規定父母雙方均非香港永久居民時，在香港出生的嬰兒不能享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當一對夫婦為了兒子的居港權起訴香港政府時，香港終審法院為了彰顯所謂的“司法獨立”，不顧此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司法解釋，一意孤行地根據字面條文裁定“只要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即享有香港永久居民權。同時裁決書內還否定了當時政府關於“會導致大批人士立即從內地湧入香港”的善意提醒。由此引發了之後十年間共有17萬“雙非嬰兒”獲得居港權，香港婦科資源極度緊張，本地居民生產時一“牀”難尋的惡果。
而當此事的影響愈演愈烈時，香港媒體和部分反中央政府人士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不追究當初司法界不聽勸阻一意孤行的責任，不從本港法律制度層面上修補漏洞，無恥地將公眾情緒引向了來港的內地人。以致普通香港民眾對內地的反感不停增加，最終甚至在遊行示威中喊出了“大陸人是蝗蟲”、“大陸人滾回去”的口號。
至於“水客”問題，眾所周知，香港是個免税自由港，大部分商品在銷售時不徵收消費税或關税，因此一直以購物天堂聞名於世界。2003年以後，中央政府為了促進香港經濟發展，逐步引進了內地居民香港自由行的措施，同時為了增加香港的銷售額，海關也在實際上豁免了返程入境時攜帶免税商品不得超過5000元人民幣的限制。開始由於港幣幣值較高且內地物價水平較低，入境攜帶的商品多為珠寶、皮包、電子產品等奢侈品，對香港本地居民影響不大，反而增加了銷售和就業，令得香港人多為滿意。
然而好景不長，隨着人民幣的升值和內地物價的攀升，少了多種税收的香港日用品價格開始逐漸落後於內地商品；幾次食品信任危機後，直接從國外進口的所謂“港貨”更是受到部分內地消費者的青睞。引發大量持有多次往返簽證的香港本地居民和深圳居民開始從事有利可圖的攜帶日用品入境生意——俗稱“水客”，造成臨近深圳邊界的香港地區日用品價格暴漲和短缺，引起附近居民嚴重不滿。對於這種情形，香港媒體和反對派無視自由港政策的固有弊端，不顧六成水客來自本地的現實，公然將民眾的憤怒情緒引向內地，挑動兩地矛盾，直至演變出部分羣眾舉港英殖民旗幟上街圍堵、謾罵內地自由行遊客的一幕。
如今，香港上層精英羣體在本地一步步喪失昔日優勢，逐漸被內地主要城市追趕甚至反超時，不僅不能主動提出解決方案，帶領香港走出困境，反在為了自身的私利和推卸責任，故意操縱媒體煽風點火，挑起雙方民間矛盾。藉此“民意”向中央政府無度索取。長此以往，香港必然會丟掉自己在中央政府和內地民眾眼中的良好形象，喪失自己作為內地窗口的優勢地位，最終被蓬勃發展的內地經濟圈拋棄以致邊緣化。
三 香港是李家的城？
經濟上而言，香港並非是像表面看上去的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體系，反而是由少數地產商、銀行家和大商人所掌控。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大地產商控制着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地產、電力、交通、通訊、零售，無不顯現着這些人的影子。他們首先憑藉着對地產的壟斷大肆蠶食中小商户的盈利，依靠這種壟斷，香港已經超過紐約榮膺全球商業租金第一城市，曾經在2003年挺過SARS困境的商家如今卻不敵高漲的房租，紛紛倒閉。其次，電力交通等公用事業也是富豪的大財源，香港僅有的兩家電力公司由李嘉誠和經營酒店地產的嘉道理家族控股，唯一的燃氣公司由恆基地產控制，香港巴士和輪渡則歸於新世界發展和會德豐集團旗下。
利用這些行業獲取的穩定收益，地產商們將觸角伸向了消費領域。通訊業領頭羊電信盈科屬於李嘉誠的兒子李澤楷；超市業兩大龍頭中的百佳歸於李嘉誠，惠康則屬英資的香港置地。最後，地產商們和銀行也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李嘉誠就曾出任過滙豐銀行董事局非執行副董事長。正如之前網絡上瘋傳的小學生作文“李家的城”所描述的：“李嘉誠，名副其實，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他是我們的上帝，萬物都是他所創造的。”
正是憑藉着這種壟斷地位，香港的地產商和超級富豪們為自己拿到了鉅額的金錢。根據《福布斯》公佈的香港富豪榜，李嘉誠連續6年蟬聯香港首富。排第二是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新鴻基地產的郭氏家族排名第三，新世界發展創辦人鄭裕彤排名第四。四大地產商盤踞富豪榜首，《福布斯》稱之為“房地產的勝利”，同時上榜50位富豪中近三分之二的人亦是依靠房地產投資或開發積累起大量財富。
四 李嘉誠是周伯元？香港人民要麼求雨要麼求李嘉誠？
壟斷富豪的最大特權就是利潤率能無視經濟週期：哪怕經歷亞洲金融危機後五年的樓市暴跌（樓價比1997年的高位下跌65%），五大地產商在2002年財政年度盈利依然可觀：長江實業錄得年度盈利88.8億港元；新鴻基地產錄得年度盈利85.2億港元，恆基兆業地產的年度盈利為21.5億港元，九龍倉及會德豐為30.5億港元，而新世界發展則為13億港元。
與此同時，香港普通市民卻飽受樓市暴跌帶來經濟低迷，失業率屢創歷史新高之苦。樓市崩潰幾乎摧毀了整個中產階層，許多中產人士的財產在樓市及股市中蒸發掉，這些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中產地位的人，不得不告別這個階級。至2011年仍有115萬人屬於低收入/貧困家庭，佔香港總人口的17%。扣除物價影響，就如之前所提及的一樣，十年來香港人變得更窮了。
面對經濟上壟斷橫行，產業結構空心化，居民收入實質下降的困境，本來正應由政府承擔起領導責任，通過限制超級富豪恢復公平競爭，合理調整產業結構，扶持救助普通民眾。然而香港政府卻墨守成規，一直秉承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坐視整體社會環境日趨惡化。
時至今日，香港仍無一部反不當競爭法出台，政府坐視大商家憑藉壟斷地位，尤其是對商業地產的壟斷，對中小商户敲骨吸髓。對公用事業提供商，政府也無力控制價格，反而通過合約承諾其在成本上升時提價保證穩定的利潤。憑藉這些方式，超級富豪們獲得了穩定的現金流，不斷向新的產業蠶食擴張，終至形成“李家的城”奇景。
香港政府也沒能對製造業外移提出任何解決方案。本來隨着經濟發展，放棄低端製造業轉向高端是正常途徑，但香港政府並未向新加坡一樣鼓勵發展以電子、高技術裝備為代表的高端製造業。致使香港製造業徹底衰落，無法提供足夠的中等收入職位，普通香港人只能從事服務業、零售業等低端崗位，工資提升緩慢。
如果説上兩個問題還可以解釋成政府為保障香港最自由經濟體地位而不得不放棄對經濟的直接干預，那麼放任普通市民貧困化只能説明香港政府連最基本的政府責任都沒做到。對比內地政府幾十年如一日的扶貧工作，成功減少數以億計的貧困人口；三年完成數千萬套保障房，最近十年人均居住面積成倍提高。再看普通家庭十年來實際收入下降，十餘萬人不得不棲身狗籠的香港，香港政府有何臉面説自己精幹高效？香港公務員又有何理由拿着每月數萬乃至數十萬的高薪而不心虛呢？
歸根結底，繼承英國殖民遺產的香港政府不過是一羣謹小慎微的辦事員罷了，只能在規定好的條框內機械執行，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做出戰略性的決策。當年有宗主國替其思考，如今自己執政馬上就變成無頭蒼蠅，實際上把香港留給富豪主導的媒體統治。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形勢，高速發展的內地經濟，屢屢摩擦的內地香港關係，香港政府只會頭痛醫通，腳痛醫腳，抱殘守缺，四處堵漏，完全做不出有明智有效的應對。例如要提高福利保障，內地普通人都知道要優先救助低收入羣體，然而香港政府竟然使出了按人頭派發同樣紅包的昏招，其無能由此可見一斑。
同時，香港政府的無能和謹小慎微也導致其缺乏足夠民意基礎，反過來又限制了政策的選擇和執行。香港政治的奇特在於，特首及其領導的“內閣”都是中立無黨派的，沒有任何政黨組織為其後盾，更不要説能獲得在立法會中佔據多數的政黨支持。遍觀世界成熟國家地區，執政者背後無不有強大的政黨作為基礎，在享受執政黨地位的同時，為當政者提供社會、人力、組織等多方面的支持。缺乏這種基礎的香港特首班子，其任何政策都無法獲得基層民間的有效支持，政府決策時在各階層黨派間左右折衝、如履薄冰，不能出台任何有魄力的長效機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縱觀香港過去十餘年的決策，主觀上説李嘉誠統治香港，或許還有聳人聽聞之嫌。但從實質效果來看，十餘年來唯一的得益集團是少數壟斷富豪，香港政府的無能客觀上為富豪的間接統治提供了政治土壤。
五 香港人民還有沒有言論自由？
一直以來，香港媒體給內地的印象是中立客觀、自由敢言，如果細緻觀察卻會發現其實並非如此，所謂敢言完全是建立在不觸動超級富豪們利益的前提下的。類似香港這種商業社會中的媒體需要依靠廣告來維持生存，而香港媒體的廣告則大半被房地產富豪們控制的產業所佔據。吃人嘴軟，依賴超級富豪們生存的媒體如何敢批評金主？又如何可能向政府建議實施抑制豪強的政策？
去年3月，香港前政務司長許仕仁因與新鴻基地產的官商勾結案被廉政公署拘捕，這起香港政府第二號人物的腐敗案由於涉及到大地產商並未在被媒體中引起足夠反響，反而同期卻在熱炒內地政府如何腐敗。去年十一港燈公司船舶在載人觀看煙花表演時沉沒，造成39人死亡，包括數名兒童。因為出事的公司歸屬李嘉誠旗下，香港媒體完全沒有像前一年造成40人死亡的內地動車事故時那樣窮追猛打，卻一致對肇事公司的責任保持沉默。
富豪不能説，本地醜聞不能説，但面對香港民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媒體卻又不能不説話，總要揪出一個發泄怒火的罪魁禍首。在香港缺少話語權的內地人和中央政府自然就成了最好的靶子。反正罵內地人不會被追究，罵中央政府更能顯示自己的“獨立”和“良心”。在所謂法治自由的香港，歧視內地人竟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翻開香港報紙，到處充斥着內地人素質低的言論，能想象北京或上海報紙公開聲稱外地人素質低嗎？
除開被金錢收買的媒體，香港部分精英人士為了反對中央政府，謀取個人私利，不惜出賣香港利益。他們利用一切機會反對中央政府，抹黑內地，阻撓政府的施政，事後卻推卸責任，煽動羣眾將矛盾引向內地。正如前述的“雙非嬰兒”事件，明明是司法人士為了顯示自身獨立性，罔顧人大常委會的司法解釋，否定特區政府的善意提醒，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後果，直到今天也從未出面承認錯誤，廢除該項裁決。同期這些精英人士不顧香港市民反對“雙非嬰兒”最激烈的資源分配理由，竟然為了選票支持給予數量超過歷年“雙非嬰兒”總數的菲律賓傭工以香港居民權。為了權力，他們不惜將中國香港變為“菲律賓香港”！
雖然此類精英一貫反對內地和中央政府的任何計劃，但他們也無任何能力幫助香港獨立走出困境，只能一再宣稱內地對香港支持不夠。有人甚至提出在香港建立“水貨”基地，專職向內地走私商品，在被內地海關否決後竟然抹黑説內地是因為不願暴露國產產品質量低下，完全不顧內地對合法進口商品並無任何限制。
富豪失控、政府無能、媒體無恥，在三者的合力下，香港早已落後於亞洲四小龍中的韓國和新加坡，更逐漸被內地的上海、深圳趕上，現如今就連航運貿易等服務業也因為高漲的房租而開始遷移至深圳。一旦將來人民幣完全國際化，香港在爭奪中國金融中心的競爭中顯然毫無勝算——中國不可能將自身的金融命脈交給一個抗拒中央政府的城市。如此一來，香港也只剩下內地免税店這唯一的前途，可是一家零售店能提供多少有前途的職位呢？售貨員們又能買得起多少房產呢？到時留給香港和它的地產富豪的還有什麼！
2012年12月30日，香港民眾發起“撐振英、撐政府、保民生、護香港”的遊行。此次遊行由於出乎香港反對派意料，一些香港媒體不斷追問這些普通市民“是否收了車馬費？”，“是否有專車接送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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