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談分配，莫被中產階級綁架-梅新育

假如説20年前海外經濟界無需多加關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兩會”也能把準全球市場脈搏走向的話，那麼，時至今日，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國“兩會”已經是感覺敏鋭的市場人士所無法忽視的因素了。與美國共同貢獻了新世紀以來截至次貸危機之前全球GDP增量的一半；單獨貢獻了2011、2012年全球GDP增量的一半；在2011年全球實際GDP中所佔份額已達14.3%，與整個歐元區相等【1】，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時間已經成為國際經濟界熱議的話題……所有這一切，決定了去年中共十八大和今年“兩會”不僅決定了中國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內經濟社會發展總體佈局和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着世界經濟與政治的走向。

作為一個關注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學人，我對“兩會”的首要期望當數順利完成十八大啓動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交班進程，這也是中共十八大和即將召開的“兩會”能夠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最大利好。

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在可預見的未來還看不到全面解決的曙光；美國經濟好不容易才熬過財政懸崖考驗；過去十年裏全面快速增長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從2011年下半年以來相繼陷入動盪，以至於連續高增長近10年的巴西去年經濟增長率跌落到幾乎不足1%，現在又在全球“貨幣戰爭”衝擊之下備感壓力……動盪的經濟需要強有力的政府調控，方才能避免潛在風險成為現實並曠日持久，這方面負面教訓不勝枚舉，最典型的莫過於日本經濟這個昔日的西方世界頭號經濟優等生，1980年代前期一度出現很強的趕超美國勢頭，但自從泡沫經濟破滅之後卻始終難以徹底擺脱萎靡不振態勢，深陷“失去的二十年”而難以自拔。之所以如此，固然有其經濟基本面因素，但日本最高領導層頻繁易人、首相任期大幅度縮短同樣難脱干係。與此類似，次貸危機爆發以來歐元區、歐盟應對乏力，致使危機不斷深化擴大，眾所公認的癥結是缺乏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目睹了這一切，對十八大和“兩會”後中國穩增長、進而穩定全球經濟寄予高度期待者就不僅僅是我們了，很多海外人士也是如此。

從長期來看，十八大啓動的黨和國家領導集體交班進程在“兩會”上順利完成，對中國長治久安和制度、政策連續性有着更為深遠的影響。新中國60年成就偉大，特別是近30年經濟業績顯赫，僅胡錦濤執政十年間，中國GDP總量的世界排名就從世界第六位躍升至世界第二，而且與其後各國差距日益拉大。但昔日業績輝煌不等於未來也能持續，須知20世紀以來全世界經歷過經濟起飛的後發國家可謂多矣，但從較長時間跨度上看，能夠修成正果躋身發達國家者屈指可數。1970年，全世界有108個人均收入低於7000美元的國家；到2010年，其中只有4個上升為按世界銀行標準定義的高收入國家，其中安提瓜和巴布達、赤道幾內亞、馬耳他3個屬於地小人少的島嶼經濟體，赤道幾內亞還盛產石油，且安提瓜和巴布達、赤道幾內亞在社會發展方面存在許多致命缺陷，只有韓國算是例外，人口較多，國土面積接近10萬平方公里【2】，社會發展指標也還算不錯。而後發國家起飛進程之所以夭折，政治動盪就是一個重要原因；權力交接又常常成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社會矛盾的引爆點和起飛進程夭折的轉折點。正因為如此，十八大和“兩會”完成權力平穩交接，對中國長治久安、對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無論如何也不可低估。自1840年鴉片戰爭將中國推入半殖民地深淵以來，歷經170餘年奮鬥，我們現在離民族復興只有幾步之遙了，萬萬不能讓其被政治震盪打斷。時至今日，單純就經濟基本面競爭而言，中國已經並無太多擔憂，最大的風險在於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自廢武功；確保基本政治制度穩定，確保權力交接平穩有序，是保證中國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的前提。

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頻繁的反覆折騰從來是大國禍亂之源，正如烹燒小魚時倘若揮動炒菜鏟頻繁翻動，成品必定是一鍋肉泥。與其它主要經濟體相比，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大優勢就是政策連續性明顯強得多，這一點不管是在經濟建設還是在航母工程這類軍事項目上都表現得非常明顯。從1998年購入瓦良格號航母到2012年完成自主修造和海試後的遼寧號正式服役，再到兩個月後就完成殲-15戰機起降，歷經14年、兩代領導核心，不求一時聳人聽聞，默默耕耘，方才有了今天的引爆全國軍迷激情，令別國軍界刮目相看。2012年雖然經歷了種種意外事件的衝擊，十八大仍然實現了平穩交班，意味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等各方面政策仍將保持較好的連續性，這對於夯實中國經濟社會基礎是有利的，我們期望“兩會”能進一步確認、夯實基本政策連續性。

基本政治制度和政策的連續性不等於排斥必要的改革調整，實際上，根據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辯證唯物主義，發展和變動才是永恆的、絕對的，靜止只是相對的、暫時的；那麼，變動、改革的方向是哪裏？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是什麼？去年的中共十八大報告就此提出、重申了八個堅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堅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堅持促進社會和諧；堅持和平發展；堅持黨的領導。這八項“堅持”意味着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任務；而對共同富裕原則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強調，以及提出GDP和人均收入雙翻番目標，意味着中國未來十年經濟發展將在堅持繼續做大經濟增長“蛋糕”的同時，提高對“分蛋糕”的重視程度。

畢竟，中國經濟繼續持續發展有賴於經濟增長模式轉型，而經濟增長模式轉型和社會穩定又越來越有賴於公正的收入分配。正如我所敬重的國際關係學者張文木兄所説：“研究國家發展及相應國力的關鍵不在於研究其GDP或GNP的指數表現，而在於研究其利潤的歸宿及其對社會勞動者反哺程度”（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3】）。在收入分配失衡已達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地步的時候，重新審視以“打破大鍋飯”為開端的改革，適度糾偏，勢在必行。無論改革的成就多麼巨大，當改革積累的問題已經無法迴避漠視之時，我們必須對“改革”進行改革。也只有在增長的情況下同步調整收入分配格局，調整增量而不是調整存量，才能在不引發社會震盪的情況下完成調整收入分配格局的任務。中共十八大之後，我們已經看到關於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等各項主題的熱烈討論，看到政府頒佈了《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我們期待“兩會”能進一步凝聚共識，形成社會合力。

西方代議制民主政體實踐至今，在很多方面已經走入死衚衕，最大的問題不是外部威脅壓力，而是這種政體縱容、誘導了全民性的短視和無節制慾望，其內部民族精神相應趨向衰敗。在這種政體下，“立即消費，活在當下”已經成為執政者必須滿足的天經地義的權利，着眼未來而犧牲當下某些安逸的遠見與毅力淪為犧牲品，大航海和工業化時期曾經噴薄而出的進取精神已經極度萎縮，並遭受着持續的打擊壓制。所謂“市民社會”的概念，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對這種鼠目寸光的可笑吹捧。昔日羅馬帝國在選民壓力和福利腐蝕的惡性循環中走向徹底沒落，今日之西方似乎正在重演這段歷史。須知，僅僅是所謂“上流社會”墮落腐朽並不足以根本毀滅一個社會，只要有相對順暢的向上流動機制，保有蓬勃進取精神的基層民間自會不斷向社會領導層提供新生力量；但倘若基層民間普遍墮落不求進取，那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就真的是不可救藥了。美歐主權債務危機已經對上述問題敲響了警鐘，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仍不可能徹底扭轉西方、特別是歐洲精神衰敗的頹勢。我們不能重蹈覆轍，不能僅僅向國民公眾兜售享受權利的美好願景而不指出相應的義務增長，而不指出此處之“得”與彼處之“失”兩者不可分離，我們的“兩會”對此義不容辭。

就十八大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目標而言，這項目標無疑鼓舞人心，但中國經濟增長和增長模式轉型意味着廣泛而深刻的調整，這種調整將波及許多人的生活方式，在這場調整中很多人有所得但也會有所失，我們對此需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高收入階層固然不應指望永久維持對自己絕大多數同胞的驚人的收入倍數，就是所謂的中產階層，也不要不切實際地期望在調整中只受益而不付出。舉個簡單的例子，至少十幾年來，中國城市中產階層居民僱傭鐘點工服務和外出就餐司空見慣，成本也不很高，但這種“司空見慣”的背後是勞動收入過低；當我們提高勞動收入以推進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時，特別是當毛澤東時代遺留的“人口紅利”因計劃生育而不可避免地日漸耗竭之時，請我們的中產階層不要不切實際地企圖維持這種目前“司空見慣”的便利與享受。實際上，從家政服務工資的成倍提高、從餐飲業價格的大幅度上漲，都已經表明了這一點。

為了避免我們的社會陷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把調整中要付出的代價説清楚是必要的；特別是掌握着話語權力的階層，不要自以為從自己利益出發的要求就是“人民的呼聲”，就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公利，要知道在自己之外還有個“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的權利同樣不可漠視。之所以要特別提出中產階層的認識問題，是因為這個階層因人數不少且不位於財富金字塔尖而往往使得其要求、主張貌似擁有天然的“政治正確性”，是因為這個階層聚集於中心城市而擁有與其人數不相稱的潛在和現實政治影響力，是因為這個階層由於其成長道路和生活環境而往往對經濟地位較低階層的疾苦、情感所知無幾，也是因為必然會有人認識到上述幾點和這個階層的弱點並企圖加以利用。在實踐中，一些明顯荒謬的主張得以流行，重要原因也不過是投合了這個階層相當一部分成員的某些自私動機，但這些他們追捧的流行主張卻有悖全局利益，最終也可能反過來傷及這個階層自身。古人云，愛之深而責之甚；良藥苦口，忠言逆耳，願諸君思之！

去年以來，在其它熱門新興市場相繼發生經濟震盪的背景下，海外市場上唱空中國經濟之聲一度高漲。任何國家在任何歷史時期都不可能沒有問題，以中國之大，問題的絕對數量也必然相當多。收入分配失衡，區域發展失衡，腐敗，環境污染……我們從不否認中國存在形形色色的問題和困難，但基於實踐檢驗的結果，基於對國情和世界情勢的深入分析瞭解，我們更擁有充分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對中國大局持續穩定發展抱有較為樂觀的期待。我們從來不不切實際地期望一蹴而就解決所有問題，一夜之間風清氣爽；但我們有勇氣正視問題，有理由、有信心、有能力把問題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有辦法有秩序地逐步解決問題。期待“兩會”完成時代賦予它的使命。

註釋：

【1】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2年4月）》，第179頁。

【2】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人類發展報告》，第42頁。

【3】張文木：《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第14頁，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