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豬江葬——記者“惡作劇”與部長“答非所問”-魯寧

3月12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專場新聞發佈會，會場上負責回答媒體提問是民政部部長和副部長。

發佈會進行中，一場“惡作劇”在兩位部長的預料之外突然上演。有個獲得提問機會的記者冷不丁向李部長提問：最近把死豬“江葬”是不是因為付不起死豬的火葬費？有備而來的李部長對記者的此番提問顯然沒有回過神來，抑或説等他意識到這是記者存心出他洋相為時已晚。於是，李部長只能圍繞國民殯葬費及殯葬改革侃侃而談。

由於新聞發佈會系現直播，輿論尤其是網絡上的反應可想而知。結果，李部長被部分網民貼上了“答非所問部長”的標籤。這還是客氣的聲音，不客氣的則對李部長竭盡諷刺與嘲弄。

在中國傳統新聞發佈範疇內，一名中國記者是否可以有意設置一個話題（等着民政部長往裏鑽），筆者不想作過多評論，更不想將這類現象上升到媒體和記者的職業倫理和職業操守。因為筆者相信廣大觀察者網網友和粉絲，心裏自有判斷是非的標準。

筆者只想説，李部長乃至那位副部長之所以陷入被動，説到底不是記者和媒體的問題，而首先是官員包括高級官員應對言路開放的意識和能力雙雙不足的問題。

筆者早年在一線採訪時，多次參加過各層級的專場新聞發佈會，就算輪到提問，問什麼問題也不能作自由選擇，更不允許臨場自由發揮，而必須提前一天領受發問的題目，然後默記提問內容，只等第二天中規中矩的提問。換言之，你的提問怎麼回答，對方早就作好了提前準備。新聞發佈會無非是走個形式對社會演一齣戲而已。

憑以往的親身經歷加今天的觀察，筆者以為，那個臨場突然“跑題”的記者，顯然是臨時決定改變前一天定下來的提問內容，而李部長手下的寫作班子，則按原先商定的提問為李部長預先寫好了答卷，如果那個記者不玩那個“惡作劇”，李部長只管“照本宣科”即可。沒準想，那個記者突然玩了這一出……等李部長醒悟過來發現味道不對為時晚矣！

這也不能全怪李部長。今年全國“兩會”，比民政部來頭更大的新聞發佈會，記者提問其實也是提前安排好的。如果記者聽話，問題不大。可如果記者標新立異存心玩一把，官員出洋相在所難免。李部長恰恰成了這個“不幸兒”。

輿論開放態勢不可逆轉，日後會有越來越多的記者在新聞發佈會上故意“跑題”。這就要求政府官員趕快摒棄新聞發佈會發佈方與提問記者共同演戲的舊格局，坦然面對記者各種刁鑽的提問。如果李部長和那位副部長以坦然心態上場，非但不會出此洋相，甚至連答卷都無須事先準備。若有此心理準備和定力，甭管記者提問多麼刁鑽，憑一位共和國部長對業務的熟悉程度和應變能力，什麼樣的難局不能化解？所言水來土掩、兵來將擋講得就是這個理。

李部長等之所以被記者“玩”了一把，説白了是媒體的“前行”速度越來越快，而整個官員羣體與記者打交道的能力卻跟不上趟。

如果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能大致趕上趟，李部長完全可用客氣而冷峻的口吻，對記者的“惡作劇”來個反向幽默，提醒記者的提問找錯了答題的對象。倘若如此，獲讚譽分的是李部長，出洋相的則是那個記者。

由於中國不可能採用西式競選制度，官員羣體面對社會或媒體的刁鑽提問總體缺乏實際鍛鍊機會，短時間內，官員化險為夷、隨機應變的能力不可通過“惡補”而迅速提高。但是，面對言路日益開放，官員尤其是各級黨政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務必要利用各種場合抓緊補習。否則，還會有更多的官員包括高級官員因邁不過從容應對媒體之“坎”而再出洋相。

開放中國，開放社會。一本正經的、事先導演好的新聞發佈會一定會越來越少，倘若官方的新聞發佈仍然如眼下的各類聽證會那樣玩虛活，天真地指望所有的提問記者都會遵守新聞發佈的“潛規則”，那麼，一定會有更多的官員在新聞發佈會場被搞得狼狽不堪。

筆者以為，在這件“答非所問”的烏龍事件中，對李部長和“李部長們”苛刻一點沒有壞處只有好處。高級官員坦然面對媒體和記者的刁鑽提問，往大處説也是一種執政能力。放棄事先準備答題的舊習，勇敢面對媒體和記者的各種提問，包括故意“挑刺”甚至“挑釁”，中國官員遲早都得面對。從現在起，上級帶下級、一級帶一級，假以時日，眼下的被動局面是可以大幅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