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新的媒體產品出現才能改變媒體極端化傾向-高連奎

兩會期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提出要“拒絕浮躁和脱離國情的極端主張”，這雖然是他“三個拒絕”中的一個，卻是最受關注的一個，而會議期間，他與港澳區政協會面時也認為“現在流行的是，誰能夠講出極端的話，就能夠博得網絡的眼球……你要講一些合理的話，反而是被反駁、被攻擊，有走極端的傾向”。這些都是切合實際，也非常中肯的話，受到了社會的關注。在筆者看來，中國社會輿論所呈現的“走極端”傾向，跟媒體行業的大變革有着很大的關係。

媒體的三大傾向性結論

不管你願不願意，媒體正一點一滴向你的生活滲透，開始操縱公眾的生活，媒體首先劃定一個“正義”的一方，然後引導人對其痛恨起來。你變得不喜歡思索，情緒開始隨媒體波動。也可能在媒體的啓發下，你開動了腦筋，開始了自以為是的“探索”，卻仍在媒體思路的掌控之內。電視、報紙、網絡鋪天蓋地向你襲來，看似“花樣百出”的趨同思維，你左衝右突，無處遁形。總結起來，媒體無非是想得出三個結論，第一，你生活在最壞的時代，第二，你生活在最壞的國家，第三，這一切都是政府的錯誤。

然後這三種論調並非一定是預設的，而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是媒體追求負面、追求轟動的必然結果，然而這三種論調卻給某些民粹分子提供了運作的空間。比如你生活在最壞的時代，所以你應該起來革命，不革命也應該改革吧，這兩個邏輯就是這樣連接起來的，所以宣揚革命或改革的人永遠是媒體的寵兒，而人們不管這個人到底懂不懂改革，也不管他的改革主張中夾雜着多少的私貨。

對於第二個論調，媒體總是宣言你生活在最壞的國家裏，既然自己的國家是最壞的，那其他國家總比自己的國家好吧，所以民粹分子馬上就給你支招：你應該移民，離開這個國家，然而這些宣揚移民的，卻是些對外國絲毫不瞭解，甚至也從沒出過國的屌絲文人，這不重要，反正這種論調是符合媒體預設的邏輯的。

我們再看第三個論調，一切社會不好的現象都是政府造成的，那就應該不要政府了吧，或是“小政府”吧，“管的最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吧。民粹分子的接招不錯吧，儘管他們從來沒有進行過政治學、行政學的研究，也不懂的社會運作和社會管理的基本常識，而且這些人絕大多數都從沒有學習過這些方面最基礎的課程。

媒體的三大結論，“你生活在最壞的時代，你生活在最壞的國家，這一切都是政府的錯誤”，儘管不是媒體的目的，但是卻使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而媒體在自己親手製造了這些結論的時候，他們又怎麼會排斥後面的主張呢？於是民粹分子們拿過接力棒炮製出“改革論”、“移民論”、“小政府”論，這些論調自然又受到媒體的第二輪追捧。不經意間媒體與民粹主義分子完成了精妙的合唱與合謀。民粹分子的言論證明了媒體的預見性，媒體的案例為民粹分子提供了依據，兩者配合的天衣無縫。他們聯合起來似乎就控制了整個世界，媒體將這些人吹捧成最有良知的知識分子，而民粹分子們將媒體吹捧成最有良心的媒體。媒體的批判不再基於客觀的瞭解，而都是基於對現實的錯誤觀察。但是改革不慎的都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移民美國的都上當了，小政府更是早就證明是失敗的東西，但媒體不管這些。

市場化讓輿論呈現右翼民粹傾向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一旦與資本主義結合起來就變成了最壞的東西，而市場原則則是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市場化以後媒體開始追求眼球，為了自身利益而放棄了社會擔當，還通過綁架社會責任來追求自己的利益。廣告是媒體的收入來源，但媒體的廣告業務員在面向客户時不得介紹的內容，就是媒體的發行量和閲讀羣體的性質。為了提高銷量，就必須走極端，為了向客户炫耀自己的閲讀對象就是“有購買力”羣體，就必須為“有購買力”的羣體制作內容，而“有購買力”的羣體無非就是富人，所以中國媒體的民粹傾向都是右翼民粹傾向，而非左翼民粹傾向。

媒體那裏，只講民粹，報紙主編的所謂“拍桌子”選題，只是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而已，即使專業媒體也並沒有體現出“專業”和“專家”的力量。記者的選題、採訪與專家並無關聯。經濟類媒體也大都還停留在現象的描述，而非深入事物的本質。以前媒體追求“公信力”，現在更喜歡“爭議性”，做出有爭議的報道，反而是成功的表現。

不同媒體產品的“選擇效應”

媒體曾經是對社會進步起到過重要作用的，但為什麼媒體突然變了？其實歸結起來是“產品”的變化，在市場經濟中，媒體也是產業，也存在不同的產品，其實在商業社會，一切都是產品的問題，雜誌、圖書主要是學者名流的陣地，報紙、特別是都市報捧紅的則是時評寫手，而博客捧紅的主要是兩種，一種是真誠的訴説者，一種是不負責任的社會起鬨者，微博捧紅的基本上是造謠者，真正的學者、飽學之士不再吃香，知識程度接近文盲的“公知”都成了領袖。

在雜誌當道的時候，學者們控制着媒體，雜誌一週或是半月、一月一本，刊登的都是成熟思考的文章，而且主要靠訂閲，後面慢慢的成了報紙的舞台，而且不再靠訂閲，而是靠廣告，新聞都是當天的事件，評論都是當天事件的評論，各報紙糾集一些雖然混在大學、但從來不做研究的所謂教授，或是讓自己的資深記者撰寫所謂的“時評”，幾十分鐘成稿，然後開始傳播，這樣的東西能要嗎？網絡興起後，這些禁不住推敲的東西本身所具有的爭議性，更是讓這些寫手們成了時代的寵兒，還一度被評為“公共知識分子”。

雜誌因為無人訂閲幾乎退出歷史舞台，都市類媒體幾乎全部民粹化，網絡媒體更是民粹分子的舞台，而正如學者所言，“批判性”建立在對“批判”對象的理解上，但這種“理解”需要相當的辛勞，也就是要建立在深入的調查研究之上。學術界還是學術界，但不同的媒體選擇的卻是不同的學者，不同的產品適合不同的學者，學術界從來就不缺乏學養敦厚，理性客觀，而又極具創新精神的學者，但這些人並不受媒體歡迎，媒體不喜歡“專家”，專門喜歡“磚家”，“磚家”才有爭議，有爭議才有銷售，媒體的這種“選擇效應”才是一切社會怪相背後的關鍵。

輿論對民意的“選擇效應”

很多媒體人身在其中，往往是這種選擇效應的最先受害者，他們率先隨着自己的報道起舞，或高興，或憤怒，甚至有志於成為社會改革者的一員，殊不知輿論並非全部民意，輿論只是被選擇的民意。在網絡媒體中，將平面媒體的文章隨便抽出一句話作為標題，或是直接自己弄個完全偏離文章意思的標題，網絡閲讀就是標題閲讀，絕大部分文章都不會點開看內容。這種選擇甚至變成了煽動和製造民意，很多時候會偏離主流民意。

媒體的這種“選擇效應”，導致了民意呈現上的“偏頗”，這種偏頗也給某些政客提供了利用民意的誤判，以為自己有輿論做後盾，可以獲得大多數的支持，但真正行動起來，往往支持者寥寥，而聰明的政治家應該看到媒體的這種選擇效應，正確地估判民意，真正洞察到民意的天平到底在哪邊，而那些更具智慧的政治家更應該注意到那些不被選擇的民意，主動去回應他們，則往往會有意外的收穫。

懂眼的看門道，不懂的看熱鬧。媒體不僅看熱鬧、湊熱鬧，而且更熱衷於製造熱鬧。而要改變這一切，加強管理、改善教育提高從業者的專業素養都是必要的，但最終需要新的媒體產品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