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繼偉任新一屆財政部長 學者官員博導教授
樓繼偉：改革需要“自己認識自己，自己痛下決心”。
時隔6年，素有“改革派”之稱的樓繼偉再次回到自己曾工作了9年之久的財政部。
3月16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樓繼偉為財政部新一任部長。現年62歲的樓繼偉將接替65歲的謝旭人，出任中國第十一任財政部部長。
税收體制、社會保障體系、地方與中央財税關係、逾10.7萬億元地方債務管理等，被普遍認為是當前最需要推動的一些改革領域，而這些均與財政部息息相關，也是“學者”樓繼偉心頭所繫。
此外，在謝旭人任內，中國公共財政收入已逼近12萬億元，與2007年樓繼偉離開財政部時的5萬多億元已不可同日而語。如何管理好龐大的國家"錢袋子"，將是新財長樓繼偉所面臨的首要任務。
樓繼偉：財政金融一肩挑
新財長樓繼偉與李劍閣淵源頗深，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兩人就曾一起參與完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整體設計》課題，參與者還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該課題收錄有樓繼偉與現任國家税務，總局局長肖捷等人合著的《關於經濟運行模式與財政税收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
浙江義烏人樓繼偉此番出任新財長，延續了近4任財長均出自蘇浙富庶之地的規律，不過打破了近兩任財長均由國家税務總局局長升任的“慣例”。
外界評價，參與設計税制改革，並牽頭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樓繼偉是少有的財政金融一肩挑的人，加上其曾在財務部任職9年，此番履新並不意外。
樓繼偉出生於1950年底，少年時因“文化大革命”中斷學業，17歲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南海艦隊服役，五年從軍期間自學了數學。1973年退役後，樓被分配到北京首鋼總控室、北京自動化研究所工作。
1978年，“文革”後第二次舉行的高考中，樓繼偉考入清華大學計算機系；1982年，樓繼偉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攻讀數量經濟系數量經濟學專業，是中國首批數量經濟系研究生。
1984年畢業後，樓繼偉進入政府經濟政策的研究部門，先後在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財金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物資經濟研究所任職，其間，樓聲名鵲起，參與了金融體制改革研究小組。該小組由劉鴻儒任組長，參加者包括周小川等。該小組所提出的有關金融體制改革的初步方案中，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建立證券交易所。
1988年10月，樓繼偉離開北京，任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時任上海市市長為朱鎔基。
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背景下，樓繼偉返回北京，被調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出任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其間，他直接參與設計了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當時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牽頭人。現任中投總經理高西慶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時曾説，在自己認識的人當中，樓繼偉對中國改革的付出是最多的。
1995年9月，樓繼偉被外放，任貴州省副省長。1998年4月，樓繼偉被召回北京，任財政部常務副部長。他在財政部副部長的位置上任職時間長達9年，歷經項懷誠、金人慶兩任財長。
直到2007年初，中國政府決定要成立主權財富基金，57歲的樓繼偉再獲重用，先是在當年3月被提升為國務院副秘書長，負責籌組新公司；並於9月正式掛帥，執掌注資額達2000億美元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中投)。
2008年7月，樓繼偉又兼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轄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入選美國《時代》雜誌“2008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此間，面對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中投調整資產配置，對長期投資賦予較高比重，五年進行了數十筆海外集中投資。
截至2012年6月末，中投境外投資業務年化收益率為3.9%。但在起步階段，中投對美國私募黑石的30億美元投資所產生的鉅虧曾廣被詬病。
“他被市場傷過，對市場就更有敬畏之心。……這段經歷，相信對他的財政創收理念、財政支出理念都會有影。”一位中投人士曾對路透社説。
展望新財長的改革路徑
樓繼偉被認為是位學者型官員，有教授職稱和博士生導師身份，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同為理事的還有:李劍閣、謝平、張卓元、吳敬瑾、于光遠、周小川等。
愛好高爾夫球的他常年筆耕不輟，著有《改革價格體系應多次小幅調整》、《論改革之運動形態及發展前景》、《經濟體制改革中財政的重要性》、《讓市場起作用》、《中國經濟發中亟待解決的改革問題》、《擺脱我國當前通脹困擾的思路選擇》、《管貨幣，改善調控》、《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工具的改革與國債市場發展》。
不難發現，這些著作均指向改革財政、貨幣、市場等關鍵詞。結合起來，對樓繼偉而言可算是一隱喻——此番出任新財長，外界期待其能將財税改革作為當前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一些過往難以推動的改革“硬骨頭”，特別是包含房產税等在內的地方税體系構建、以財税改革破題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等問題，都是擺在樓繼偉面前的重任。
朱為羣認為，財政領域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加強法制建設，其中有三個課題特別需要關注：一是搞好預算法的修訂工作，政府錢袋子怎麼花得規矩，不能由花錢的政府部門來主導制定，應該由全國人大來主導；二是全國人大税收立法權收回，現在税收立法權是授權給國務院，執行操作就在各部門；三是，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政府之間財政收支的劃分問題。
“以上這些事情都與財政部有關，現在也都在做，改革對財政部而言是有壓力的，因為意味着要革自己命，需要站在一個更高的角度，而不是部門利益的角度，把不該有的權剝離開來，使不同權力得以制衡，才能有比較好的制度保障。”朱為羣説。
2011年，樓繼偉在經濟刊物《比較》上還曾發表題為《中國需要繼續深化改革的六項制度》的文章，涉及社會保障體制、個人所得税、户口制度、中央和地方財政管理體制、資本項目可兑換，以及財政和央行賬户的關係(主要是如何構建開放條件下的大國經濟問題)。
在提到中央和地方財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時候，他説“關鍵是分清中央與地方的支出責任，這是正確的方向。現在我們的做法是維持現有不合理的事權，多給地方政府資金讓它們辦本應由中央政府辦的事項，這樣做沒有出路，這個問題事關重大，如果沒搞清楚，就維持現狀，不宜壓縮中央收入比重。不然，會為今後的改革設置障礙。”
關於改革路徑，樓繼偉在今年初舉行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曾表示，改革可以從具體領域入手，先定下來一個最小的一攬子方案，為相關的改革鋪平道路，改革需要“自己認識自己，自己痛下決心”。
“上次(樓)是空降財政部，想完全施展拳腳會有阻力；但這次應該會大刀闊斧一些。”一位熟悉財政部的官方人士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