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革命觀察（一）：自由主義者與世俗派-王丁楠
兩年前，埃及示威者在短短20多天內將執政30年的穆巴拉克趕下政治舞台。這是主要政治派別共同努力的結果，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民眾求發展、求變革的心願。在這股歷史合力中，埃及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於自身的種種矛盾，兩年來，他們始終缺乏來自民眾的廣泛支持。
自2011年阿拉伯世界爆發革命以來，各國學者運用一系列理論和概念為之解讀、定性。其中一些學術探討與所在國的實地情況、與當地民眾的所思所想是有偏差的。僅就埃及1.25革命而言，這場變革具有多重屬性，難以一概而論。將其簡單地歸為民主化浪潮、宗教革命、或是改善民生的運動都不夠準確。
兩年前，每個參與者都帶着自己的憧憬和主張加入變革的潮流。穆巴拉克宣佈下台後，當短期的共同目標得以實現，社會的凝聚力也逐漸消散。不同團體都堅稱是革命的“接班人”，他們之間的分歧變得越來越無法調和。而大眾則夾在他們的爭論之間，迫切等待生活改善，卻看不到個人和國家的希望。基於在埃及近兩年的生活經歷和實地觀察，我希望繞開一些過於學術化的探討，僅從埃及國內不同社會羣體入手，為讀者提供分析和討論的素材。這篇文章單説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
需要指出的是，將他們稱作“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是出於敍述方便，且埃及國內也這樣稱呼，因此沿用。事實上，這樣的歸類是不準確的，主要問題在於這些人自身的矛盾性格。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社會正義、公民自由、信仰平等，以及提高女性地位、重振民族尊嚴是受到埃及民眾擁護的。
埃及自由主義者街頭塗鴉
然而這樣的政治主張與他們的社會地位和實際行為很不一致：比如，自由主義者支持按照西方的政治模式改革埃及政治制度，卻極力避免革命後伊斯蘭勢力通過民主程序崛起；他們自詡革命的領導者，卻未能在選舉中得到大眾的廣泛支持；他們歡呼埃及革命是民主和自由的勝利，卻對被推翻的舊政權心存留戀；如今，面對穆爾西政府的種種弊病，他們一方面選擇在體制外抗爭，敦促總統下台，另一方面又拿不出切實可行的過渡方案；他們聲稱正在領導民眾進行反政府抗議，事實上卻是被示威者領導。對於上述這些問題，埃及民眾感觸很深。
從收入水平上看，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大多處於普通民眾不可企及的社會上層，有較多的海外關係。在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執政期間（1970-2011），他們憑藉政治裙帶、海外關係和土地資本積累了大量財富。1.25革命開始後，這些家庭的第二、第三代憑藉得天獨厚的優勢和對西方話語的瞭解一度成為向國際媒體通報埃及革命消息的“發言人”。
然而，這些人僅僅是埃及“革命青年”(shabab thawra)中很小的一部分。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習慣是與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格格不入的。從打招呼、説話、走路到吃飯、交通和購物，這些年輕人的一舉一動都彷彿和同齡人身處兩個世界。當我們一起學習和活動時，他們的問題常常令我無從回答：“你怎麼能到街市上買日用品？”“你居然坐地鐵和小巴？還吃Kusheri（一種傳統的街頭小吃）？！”“為什麼要和看門的人打招呼？”（詳見博文《兩校瑣記》）。
在一個半數人口日均收入不及兩美元的國家裏，這些人可以開着跑車馳騁於別墅和商廈間，每天在餐廳裏享受幾百鎊一頓的菜餚；當窮人因買不起房子而一年四季住在尼羅河畔的無篷船上時，他們可以在私人遊艇上聚會到天亮。這些堅信民主和自由的年輕人嚴守着上流社會的交際圈，不越雷池一步。身份不同，便老死不相往來，幾乎成了埃及社會幾十年不變的戒律。
在埃及，收入水平的差距直接決定一個人接受什麼樣的教育。
從受教育程度看，高額收入使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有權享受不同於大眾的“精英”教育。他們不會和絕大多數年輕人一起讀免費的公立中學和大學，而是去多語種的私立高中上學，之後進入開羅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埃及英國大學(the 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德國大學(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Egypt)、埃及國際大學(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或者直接赴海外深造。與擁有25萬本科生而擁擠不堪的開羅大學相比，埃及的這些私立學府採取小班教學，用外語講授西方課程。而後者的學費也幾乎與歐美高校無異。
在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看來，他們之所以能成為埃及革命的發起者，關鍵在良好的教育基礎：“公立大學的教育是垃圾”，“埃及人被歪曲了的伊斯蘭教義洗腦，不懂得如何實現民主和自由”。在已有近百年曆史的開羅美國大學，學生們經常説，出了這個校門就是另一個世界，那裏盡是些“沒有受過教育、被宗教愚弄、無力改變自己命運”的人。然而其他埃及人卻普遍認為，這些外國政府所設的私立大學“不屬於埃及”，是西方“控制阿拉伯世界的工具”；“那裏的學生沒有良好的宗教信仰，也不覺得自己是埃及人。”
自由主義者認為1.25革命是自由戰勝專制的開始，並致力於將民主抗爭進行到底。但他們對穆巴拉克政權的態度並不明朗，這是與伊斯蘭黨派整齊劃一地例數前政府“罪行”截然不同的。在與舊政權的關係上，埃及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是穆巴拉克政權的受益者。在革命後的政黨政治中，奉行自由和世俗主義的政黨領導人有些曾是前政府高官，一些黨派——如埃及會議黨（hizb-l-muatamir-l-misrii）——甚至直接吸納已被解散的民族民主黨（穆巴拉克所在的執政黨）黨員加入。反對者據此將自由主義者稱為“前政府餘孽”。這樣的歸類是以偏概全的。
事實上，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對穆巴拉克政府的態度有許多種。僅就我現有的採訪來看，儘管一些省市或軍隊要員及其家屬直言不諱地表示擁護穆巴拉克，大多數人還是批評穆巴拉克政府長期壟斷政權，選舉舞弊嚴重，人們沒有自由。一些年輕人説，革命前警察和內政部對民眾暴虐，隨意抓人關入監獄，他們兩年前走上廣場就是因為看到朋友和親人被警察打死打傷。也有些人表示，兩年前他們為了民主、自由而抗爭，旨在向政府施壓、敦促政治改革，但穆巴拉克下台並非他們所願。
儘管對前政府的評價各異，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卻一致認為眼下是“埃及歷史上最壞的時期”。這句話是針對革命後伊斯蘭勢力崛起而言的。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希望維持埃及政府50多年來的世俗化政策，強調政治與宗教應截然分離，抑制伊斯蘭團體發展。這樣的立場贏得了作為少數羣體的埃及基督教徒的支持。
此外，他們還主張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有人甚至提議為了向自由國家邁進，埃及應建立佛教和印度教徒的禮拜場所，引得民眾議論紛紛。兩年來，在自由主義者之間普遍存在的共識是：1.25革命是他們領導埃及人推翻專制的民主化運動，然而革命開始後，以穆斯林兄弟會（簡稱穆兄會）為代表的伊斯蘭勢力蓋過了民主、自由的聲音，並通過宗教愚民手段篡奪了革命成果；於是，隨着穆巴拉克下台，二次革命的序幕被拉開，埃及面臨的首要問題變成如何避免伊斯蘭勢力崛起，如何避免民主革命演變成一些人所謂的“伊斯蘭革命”。
由於穆兄會在革命前屬於政府規定的非法組織，直到今天很多自由和世俗主義者仍質疑它的合法性，認為穆兄會無權組黨參政。然而兩個繞不開的問題是：
首先，自由主義者力圖阻止伊斯蘭黨派掌握政權，但又不得不承認後者應有的政治權利。畢竟，被前政府強力打壓的伊斯蘭黨團在革命後通過民主程序走上政治舞台，是順應自由主義者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主張的。第二，世俗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宗教完全分離在相當一部分埃及民眾看來既不美好、也不可行，因為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伊斯蘭是生活的總方法。許多埃及人信賴、認可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政黨。處於社會下層的民眾更是認為，穆巴拉克執政時期各種問題積重難返正是政府強化世俗主義、與伊斯蘭教義漸行漸遠的惡果。
埃及數千人上街要求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穆巴拉克下台後，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曾一度對穆兄會和其他更保守的伊斯蘭組織談虎色變。在2011年12月舉行的議會選舉期間，穆兄會打出沿用已久的口號——伊斯蘭是解決問題之道(al-islam howa-l-hal)——為候選人拉票。此舉遭到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的強烈批評。他們組成“埃及陣營”(al-kutla-l-misriya)，聲稱穆兄會和薩拉菲(salafi)是一羣用宗教操控人民的政治投機分子，並表示伊斯蘭黨派比穆巴拉克和軍政府更可怕——後者不過貪戀權力，前者則依仗無知民眾對宗教的盲目崇拜有系統地剝奪公民自由。
當時，多數埃及媒體也為自由派造勢，社會上謠言四起。第一輪選舉結束後，比穆兄會更保守的薩拉菲光明黨(hizbnour)成為繼穆兄會後得票最多的黨團，恐懼情緒頓時充斥新聞報道的字裏行間。一些媒體散佈消息説，保守的伊斯蘭勢力一旦上台會在全國禁酒，並強制外國遊客遵守伊斯蘭教法，甚至破壞包括獅身人面像在內的一切宗教偶像。
然而，大多數埃及民眾真心認為伊斯蘭是解決問題之道，儘管他們對如何協調政治與宗教的關係有不同看法。2013年年初，埃及通過了革命後的新憲法。其中第二條規定，伊斯蘭教法(sharia)原則是國家立法的首要依據。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因此組成“救國陣線”(gabha-l- inkaz-l-watani)，反對新憲法突出伊斯蘭地位。一些學者和媒體分析説，正是這一條款引起埃及民眾的強烈爭論，導致數十萬人上街抗議。這是有失事實的。民眾上街抗議，爭論的焦點並非宗教問題。絕大多數埃及人擁護伊斯蘭教法，並支持將它納入新憲法。
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通曉西方的話語體系，並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外界對埃及革命的解讀。然而缺乏羣眾基礎是他們兩年來一直難以迴避的問題。鑑於他們的生活方式、教育背景、與前政府和伊斯蘭勢力的關係，埃及的自由和世俗主義者被反對派貼上“社會上層”、“舊政權餘孽”、“美國傀儡”和“反伊斯蘭”、“親以色列”的標籤。這些稱號在社會廣泛流傳，特別是親美、對以色列緩和、反對伊斯蘭三條，已經跨過了埃及民眾可以容忍的底線。
2012年9月，埃及示威者衝擊美國使館後，一些美國官員來到埃及問：為什麼我們給埃及這麼多經濟和軍事支持，他們卻這樣對待我們？埃及人給出的答案是近乎一致的：因為美國的資金和武器最終只會流入那些支持美國和以色列、詆譭伊斯蘭、那些在美歐有大量存款的埃及人手中。自由和世俗主義者想要擺脱公眾的這種看法，短期內是很難實現的。
自今年1月25日紀念革命兩週年起，埃及國內反對總統穆爾西和穆兄會的抗議之聲此起彼伏，不時在多省演變為激烈的暴力衝突。但在抗議現政府的旗號下，不同政治組織的主張有很大差異。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世俗派政黨組成的救國陣線是媒體關注的焦點，並被一些人解讀為抗議穆爾西政府和伊斯蘭極端勢力的領導者和最前線。然而必須説明的是，救國陣線始終不是埃及抗議浪潮的領導者，也沒有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恰恰相反，他們是依靠批判穆爾西政府而存在的，其政治主張隨着示威者的口號搖擺不定。
除反對穆兄會以外，救國陣線缺乏堅定的內部共識、獨立的政治主張和明確的救國路線。自由主義者和世俗派退出制憲委員會、拒絕參加政府發起的對話進程和4月即將到來的人民議會選舉，更是被許多人指責為“缺乏建設性”、“唯恐天下不亂”。時至今日，埃及人的抗議之聲已從開羅的解放廣場和總統府波及到其他省份，救國陣線與穆兄會一併成為眾矢之的。大批民眾認為，無論是伊斯蘭勢力還是自由主義者都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後者只想利用示威者作炮灰把穆兄會趕下台，從而攫取政治權力。
當前，自由主義者與伊斯蘭黨派之間的爭執難以調和，但與後者不同的是，自由和世俗主義者的羣眾基礎非常有限，它與伊斯蘭勢力的對抗並非（一些媒體所言的）埃及社會斷裂的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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