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只減不增有違世界規律——談服務型政府-王韜

中國的公務員到底多在哪？

中國30多年的機構改革歷史上，黨和政府內部一直存在傳統認識誤區，總是認為機構改革就是要精簡人員。甚至裁減機構壓縮人員編制，成了機構改革的主要重心。

近些年來，由於部分“專家”的蓄意誤導，許多荒唐的説法廣為流傳，諸如“中國官民比世界第一”、“中國行政成本世界最高”、“中國三公經費上萬億”等等。因此中國的“官民比”越發成為一個社會焦點問題。

深入分析來看，把教師、醫生、護士、甚至環衞工都納入“官”的行列，然後算出一個龐大無比的“官民比”，這很可笑。實際把中國正式的公務員和所有超編、事業編、無編合同工、臨時工等等一網打盡，也才只不過1300萬人左右，占人口的1%左右，比歐美發達國家的3%以上的比例小得多得多。

3月14日，鐵道部大門口，一位胸前掛着多枚勳章的鐵道部老職工與鐵道部牌子合影。

以美國為例，2008年美國勞工部發布的統計數字表明，美國除聯邦政府有300餘萬公務員之外，50個州州政府有600餘萬公務員，此外縣/郡、市、鎮各層級地方政府共有1400餘萬公務員。以上聯邦、州、地方三級合計多達2250萬之巨。

按絕對人數而言，足足是中國的1.7倍；按人口比例而言，更是中國的八倍以上。但美國卻被認為是典型的“小政府”。

本屆政府提出財政供養人員只減不增的目標，是出於保證民生支出、壓縮政府開支的良好初衷，也迎合了人民的期盼，但從國際經驗來看，這是不現實的。

以美國為例，美國聯邦、州、地方各級政府的公務員總人數，在克林頓總統明確發起建設服務型政府行動的90年代，就從1992年的1800餘萬人，增加至2000年的2100萬人，淨增長300萬人以上。而類似中國公共事業單位的特別區（special district），在這一建設服務型政府行動時期，僅單位數量就新增設了2000個以上，財政供養人數增加了近200萬。雖然其中聯邦政府的人數略有減少，但其實質是中央公務員轉為地方公務員，充實基層的結果。在英法德等國，也發生了同樣的規律性變化：建設服務型政府所增加的基層公務員，遠遠多於裁減中央機構減掉的公務員人數，公務員總體規模膨脹得更大了。

如果仔細認真的向人民説事實講道理，公眾對有合理性的政府人員增加需求，其實是支持的。通過科學調查，零點研究諮詢公司發現，公眾認為有些部門應該減員，而有些部門公眾卻是認為應該增員的：“政府辦公廳、財政局、旅遊局和發改委”等部門被列為最應該減員的部門；而“交通、警察、教育和城市規劃部門”則在被公眾認為需要增員的部門中排名前列。很顯然，公眾要求擴大支出或者增加人員的，都是那些承擔公共服務方面職能的部門。公眾的願望是和建設服務型政府相一致的。

事實上，中國若真想要建立優秀的服務型政府，向發達國家的政府服務能力水平看齊，那麼一定需要在有減有增、優化結構的基礎上，人力資源規模進一步擴大。

政府職能改革必須克服逃避心理

建設服務型政府，確實要注重政府的有限性，應該從那些“不該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領域逐步退出，“裝錯的手”要下決心切掉。儘量把可以由社會公共組織來承擔、有市場自行調節的職能轉移出去。

但是，建設服務型政府、進行政府有限性改革，政府從部分職權領域中退出，是為了政府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決不能把“沒裝錯的手”也切掉了，儘管那看起來也一樣是削減了政府人員數量。

改革決不可像一些媒體鼓吹的那樣一切了之。不管市場、企業、社區、社會公共組織能不能承擔，是不是會比政府管的更好，是不是做好了承接職能轉移的準備，就一股腦兒切了不管。政府必須對其進行指導、監管和幫助，使其在這些政府轉移職能的領域裏運行良好，真正管得比政府更好。

如果某一領域的事實證明，市場、企業、社區、社會公共組織，不但不能把這個領域管得比政府更好，甚至還變得更糟糕了；那麼即便政府管得也並不完美，甚至還得把裁減的人又增回去，政府也必須得重新進入這個領域，去提供公共服務。

建設服務型政府不能不強調政府的無私性——政府不能僅以自身的利益（不僅僅是錢和權）為出發，而必須考慮到國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發展利益和長遠利益；不能因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具有複雜性、棘手性、困難性，於是應該管的，就不願管、不去管、不去提供甚至放棄提供。

如果不能克服這種的政府自私心，那結果必然是：應該切掉的“裝錯的手”沒有切（因為有利益，不願放手）；而不應該切的“沒裝錯的手”卻反而切掉了（因為很麻煩，不願承擔）。變成了丟棄和逃避責任的片面“去服務型政府改革”。這正是改革中必須提高警惕、不斷克服的對象！